03 清朝前期海外貿易具體措施(初一歷史：唐明清三朝對外的政策與具體事例？)

向互動達到新高度，對世界經濟以及科技文化發展發揮了重大推動作用，特別推動了后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地理大發現和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歷代以來產品技術創新、貿易技術創新⑦和金融創新增強了元代巨大的貿易優勢。元代貿易勢力隨著軍事擴張波及歐、亞、非大陸。元代統治階層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異寶，貿易規模異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陸路和東南海路絲綢之路同時開通，在泉州、杭州、寧波、溫州、上海、廣州等港口設立市舶司管理外貿。元代基本上允許商人入海貿易。元代通商遍及歐亞非，派使節對外招商，對外商給予優待和人身財產保護，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驛站的車馬，免費享用官方給予的飲食，抽取關稅較輕。

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的貿易強國，遠洋貿易的范圍擴展到了西亞、北非以及歐洲等遠方地域，商人成為遠洋貿易的主體，把指南針、印刷術、造紙、火藥、航海技術進一步向西方傳播到達歐洲，對世界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發展發揮的推動作用最大，塑造了當時世界經濟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開始的300多年里，中國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可以說，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領導者，進一步鞏固了自隋唐以來中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明朝國力由盛而衰，對外由開放轉向對民間海禁，由自由貿易轉向朝貢貿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疆域遼闊，對外交通發達，對外貿易仍以海洋航運方式為主，對外貿易的范圍更廣。明朝在邊境地區設立互市點與周邊民族開展互市貿易，對外貿易主要通過海洋貿易，采取朝貢貿易體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受到倭寇騷擾，新生的明朝出臺禁止瀕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強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與內地的反抗勢力相互勾結，鞏固新生政權。在海禁的同時，明朝對外貿易體制由前朝的自由貿易轉向朝貢（或堪合）貿易體制，要求外國以“朝貢”形式由各國官方組織商人與華開展貿易，統一由市舶司收購和管理，官方壟斷對外貿易渠道和利潤。這種朝貢貿易帶有相當大的商業成分，是當時形勢下一種特殊的貿易形態。明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貢這種特殊的官方貿易制度，頒布海禁防止中國商民下海互市，保護官方壟斷貿易的地位。明永樂（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時期，明政府通過大規模的遠洋活動擴大朝貢貿易的范圍，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鄭和下西洋把朝貢貿易推向高潮⑧，由官營壟斷的朝貢貿易達到鼎盛。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徠政策，明朝朝貢貿易體制采取嚴格管制下薄來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稅、給予高價收購、給予豐厚賞賜和給予多種優惠的措施，激勵外國商人參與朝貢貿易。

由于明朝時期指南針廣泛使用，地理、天文導航技術進步，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從1405年開始鄭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達亞非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遠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地區，宣揚了明朝的國威，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系，主動開拓海外貿易，促進了與沿途各國經濟文化交流。雖然鄭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發展對外貿易，但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主動外交和航海探險。鄭和是世界航海事業的先驅，其航海規模之大，歷時之久，航程之遠，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比歐洲的遠航早半個多世紀，增進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并帶動了自唐朝以來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去南洋謀生、開發和定居的熱潮，對東南亞地區生產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明朝中期國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嚴重。戚繼光領導戚家軍在臺州抗倭九戰九捷，并與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肅清了東南沿海的倭寇。此時歐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對外貿易相當發達，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明朝后期已經開始面臨葡萄牙、荷蘭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騙手段占領澳門，后長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蘭人兩次侵占澎湖島，1624年占領臺灣島，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維護了祖國完整，推進了臺灣的開發。由于海禁和朝貢貿易政策存在種種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時禁時放。明隆慶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開放海禁，結束了維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私商海外貿易與外國商人非貢貿易增加，但明朝開始對貿易進行抽稅。

明朝中后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擊下，國力日漸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動，外國入貢減少，朝貢貿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轉貿易維系，中國與南洋以遠地區貿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殖民者阻斷，中國與世界貿易經濟中地位漸行漸遠。

無論如何，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地區之間貿易、文化以及人員交流的著名歷史足跡，是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的重要途徑，奠定了兩千多年中華文明與其他地區文明之間交融互鑒、和諧共處的基礎，也是古代中國經濟繁榮和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國進入并長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通道。海陸絲綢之路上的對外貿易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方面，可以體現生產技術、財稅狀況、金融活力、消費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況。“絲綢之路”是一條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葉之路，體現了中國港口、造船、航海技術、海外貿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國家關系等方面豐富的歷史內容，它不僅僅是一條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藝術傳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歷史的足跡留給人類深刻的啟示。開放與封閉關乎國運興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并非封閉不開放，海陸并存的絲綢之路曾經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創造出輝煌的經濟成就和燦爛的文化，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過巨大的推動和深遠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失去世界經濟中心地位

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國門由封閉到被迫打開，對外貿易逐漸失去優勢，日益遠離世界經濟中心。自明朝晚期，歐洲沿海國家已經出現早期資本主義經濟，城邦之間、國家之間對外貿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對外貿易，特別是奴隸販運為歐洲積累大規模的原始資本，奠定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16、17世紀歐洲開始興起資本主義，大肆對外殖民擴張和進行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由于中國與外來侵略勢力矛盾日益尖銳，迫不得已由對外開放轉為閉關自守。中國因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而成為西方列強入侵的受害者。因此，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和開放程度已經遠遠不及宋元時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關到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實行間斷性禁海閉關政策，體現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貿易，停閉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進行嚴格限制，外國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與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不得與內地商人開展貿易，不得發生資金借貸關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為了防范西方貿易沖擊、肅清東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歐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國孤立于西方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之外，阻礙了正常的對外貿易發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閉關政策也使與南洋的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遭到限制，導致國力衰敗。⑨⑩

1655～1684年間清朝嚴格禁海閉關，1717～1727年清朝對南洋禁海，1764～1784年間三次停閉恰克圖中俄貿易，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對外開放。清朝廢棄前朝的市舶司體制，設置海關掌管征稅稽查，由下設牙行具體辦理，而且對外貿易的官營與壟斷性質日益濃厚。清朝嚴格的管制保持住對外貿易中持續順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貿易中逐漸失去過去經濟、科技與文化領先的優勢，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中已經居于下風，出口產品主要是農副土特產品、手工業產品，幾乎沒有附加值較高的工業制成品，出口競爭力不強。由于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錯過西方掀起的工業革命機會，工業沒有發展起來，而且受到西方列強大量廉價工業品傾銷的打擊。到清乾隆年間之后，中國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由于清朝關稅政策實行從量稅，正稅稅率較輕，而且外國商人以種種不法手段進行走私逃避征稅，因此導致外國商品大肆涌入境內，外商在華獲取了巨大的貿易利潤和貿易利益。

明清時期統治者對待商業采取的措施

明朝商品經濟的繁榮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進入了繼西漢、宋朝之后的第三個高峰。除明清之際因戰亂一度受到破壞外，這一高峰基本上持續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農民多種經營現象的推廣，很多地方的農業染上了商業色彩，農產品主要面向市場而并非自己消費，同時糧食商品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全國各地區的商業聯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鈿山水人物圖盤明代白玉螭龍杯農業各部門及其與手工業相關部門之間的連鎖反應和相互依賴。許多重要商品的貿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圍內的狹小市場，而是被長途販運到很遠的地方銷售，乃至行銷全國。奢侈品在商品總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據了市場流通總額的大部分，尤以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七類物品為商品中的大宗。

在國內貿易發展的基礎上，海外貿易的需求日益強烈。明朝中期，有關禁海、開海的斗爭由地方達到中央，私人海外貿易與倭寇合流，成為影響沿海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這種情況為前所未有。隆慶年間開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國商品以東南亞為跳板流入歐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響了歐洲工業技術的革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做出了貢獻。與海外貿易的發展相聯系，白銀貨幣化成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矚目的現象。明初以銅錢、紙鈔為法定貨幣，白銀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紙鈔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導致信用下降，漸至名存實亡，銅錢則因幣材缺乏，鑄幣量難以滿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銀之禁，而通過海外貿易大量流入中國的白銀恰好彌補了國內銀礦不足的缺陷。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即規定賦稅折銀征收，說明民間使用白銀已比較普遍。大額交易通用白銀，政府財政也以白銀為計算單位。白銀作為貨幣，具有不變質、易分割、價值高等優點，其貨幣化本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商業資本日益膨脹的趨勢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團，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縣），其地屬山區，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經營工商業謀生。當地物產豐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類特產都馳名全國，為商業資本的積累提供了物質條件。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蘇、浙鄰近徽州，交通便利，成為其絕好的商業市場。在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徽商實力勃興，明代錢幣長江中下游地區至有“無徽不成鎮”之諺。部分徽商還把經營方向發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領許棟、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經商成為徽州普遍的風氣，“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賈，無贏折皆不得速歸，久者數十年，近亦逾紀”（見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彥孝妻金氏墓碣》）。他們的商業活動以販鹽為主，亦兼營糧、棉、絲、茶等多種貿易，很多人通過與官府的合作演變為豪富特權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陜西商人，他們在明朝通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積累了大量資本，勢力經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還有很多較小規模的商人集團，其經商活動大都帶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點。

宋朝時開始出現的地方性鎮市、集市（草市），在明中葉以后有了更大的發展，幾乎遍及全國，對各地自然經濟起到了一定的調劑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較好的鎮市，明代都市綢緞店人口逐漸聚集，越來越多地吸引外地商業資本，逐漸發展為專業性市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區工商業中心的性質。這類市鎮以江南地區最為普遍，如以棉織業為主的松江朱涇鎮、以絲織業為主的蘇州盛澤鎮、湖州南潯鎮，都是人煙繁庶，名聞全國。到明朝末年，四所規模巨大的專業性市鎮——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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