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清朝前期外貿政策的直接后果(指出清朝前期外貿機構名稱，概述清朝對外貿易政策及其直接后果)

初，朱元璋實行海禁，并采取有力的禁海措施，除朝廷提通過海道的對外交流，對民間則片板不許下海，詔令極嚴，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宣布“仍禁頻海民不得私出海”，[1]可見在此之前明廷就實行禁海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又頒令“禁頻海民私通海外諸國”，[2]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壬戌，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以防倭故也”，[3]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兩廣、浙江、福建軍民“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貨物”，又詔令戶部申嚴交通外番之禁，若“沿海居民官可縱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4]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又以“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命禮部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并規定“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柏、桃諸香，違者罪之”，[5]禁令對人民的限制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派遣鄭和六次下西洋，但繼續奉行海禁政策，其海禁政策與洪武時期是一脈相承的。朱棣即位時，得悉“緣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立即下令，于海禁，“一遵洪武事例禁治”。[6]在鄭和下西洋時期，嚴行海禁一仍其舊，直到隆慶年間，實行了整整兩百年的海禁政策才作出了調整，民間海外貿易特別是中國到西洋各國的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曾任應天巡撫的福建人周起元稱頌說：“我穆廟時除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 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并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7]很顯然，開海以后民間前往南洋各國的貿易活動是極為活躍的，公私利賴，對國家，官府和民生都是極有好處的。

然而開放民間海禁的好景并不長，“萬歷二十年（1592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鮮，中國海防吃緊，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萬歷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廢弛，海道不靖，隨著葡萄牙人，荷蘭人的先后東來,橫行海上，掠奪船貨，明廷又出于海防安全考慮，再次禁海”。[8]如此算來，明廷自隆慶年間的開海禁，實際上前后不到五十年，東南沿海民間海上貿易的興盛局面是曇花一現，就在明廷海禁政策的控制下和歐洲人東來的侵擾下，再次步入海外貿易的蕭條境地。

明清易代之初，清廷為辦銅需要，最初并不禁海，后來為了防止沿海民眾通過海上活動接濟反清抗清勢力，才實行海禁，而且較明代更為嚴厲，順治十二年（16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9]順治十八年（1661年），更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防守，嚴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臺灣告平，清廷方開海禁，先后于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間設立閩、粵、江、浙四海關，分別管理對外貿易事務，康熙年間的開海，是全方位的開海，不但東西兩洋，而且一向嚴禁的赴日貿易也在開放范圍之內，較之明代隆慶年間開始的局部開海范圍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僅僅過了三十多年，全面開海的政策就開始收縮，面對日益嚴重的“海寇”活動和西方勢力在東亞海域的潛在威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見大臣，提出禁海問題，次年，規定擬定，正式實行禁海，這就是南洋禁海令。南洋禁海雖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對于正在不斷發展的中國民間對外貿易力量無疑是嚴重的打擊。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復奏請討論下，擔心閩粵地區因洋禁而引發海患，才同意廢除南洋禁海令，隨即開放了粵、閩、江、浙四口通商口岸，“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下令關閉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指定外國商船只能在粵海關——廣州一地通商，并對絲綢、茶葉等傳統商品的出口量嚴加限制，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閉關政策”，[10]此后閉關政策更加嚴厲，直到鴉片戰爭的爆發，這種不合理的政策成為了矛盾的焦點。

二 明清海禁政策形成的原因

從明清到清前期,準確說是從明中期歐洲人地理大發現到清代鴉片戰爭前這段時間，正是西歐資本主要崛起并向世界擴張從而引發了世界傳統政治格局大變化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下那些力爭海權，重視商業和海洋貿易的國家。如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后來的英國,通過這一途徑都走向了世界大國的道路,而反觀中國,這個當時并不具備航海技術和發展海洋貿易內部動力的世界文明古國,卻在這段時間里與時代潮流相悖,采取了固守海岸。某些時期甚至是禁止海外貿易的保守主要政策，其原因何在呢？

（一） 中國封建王朝重農抑商政策的延續

“重農抑商”政策是在先秦戰國時期就已提出并形成了體系的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秦漢以后，這一思想為歷代統治者所信奉和推行，成為中國封建歷史時代的一項基本國策。封建后期，盡管隨著工商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強，傳統的輕商思想受到了挑戰。到明清時期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但是以農立國，重農輕商思想的統治地位并沒有改變。在傳統的輕商思想下，商業是得不到大力提倡，更不能過分發展以致沖擊本業的。這種思想在中國封建時代已根深蒂固了，而這種傳統的重農輕商思想及政策主張與當時同時代其他西方國家的思想潮流是南轅北轍的。地理大發現以后風靡西歐的主流經濟思想的重商主義，各主要航海國家無不強調商品流通和貴金屬的輸入對于國家富強的重要意義。無不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去積極支持海外商業的發展。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貿易，荷蘭人的“海上馬車夫”時代以及英國人“日不落帝國”的建立，都是在重商主義思想和國家政策推動下實現的。中國明清兩代封建王朝在這樣一個時代卻仍在高唱“強本抑末”的老調。當然不可能指望他們實行積極的海外貿易政策了。

（二） 中國封建統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

傳統的“華夷”觀念也是導致明清時期實行保守主義的海外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華夷”觀念是以中國為中心看待周圍世界和其他民族。認為中華文明優于其他民族的一種政治文化心態。視自己為世界中心，認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這種文化傳統上的“華夷”觀，捫閉了封建統治者對于海外世界的視野，妨礙了海權觀念的形成，這種思想的長期演化也就造成了后來“天朝上國”的傳統思想觀念的形成，并出現了與之相關聯的一整套處理自己與外部世界的方式和準則。

在這種傳統的“華夷”觀念中，“禮儀教化之邦”的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國”。中華皇帝作為“天子”恭承天命統治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11]中華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外，則為“蠻夷”之地，其文明開化程度不能與天朝相提并論。但是中華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蠻夷”愿與中國來往的，天朝從來都愿意接納并與之建立起宗藩臣屬關系。中華皇帝向他們冊封使其獲得對他們那塊土地的合法統治權，他們則要向中華皇帝進貢以示臣服，古代中國皇帝對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以自己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賓服，萬方來朝的天下大一統的局面。

“華夷”觀念區分中華與外夷，著重點是在維護中國自己內部的統治秩序。在中國封建統治者看來，中國作為禮儀教化之邦的內部統治秩序，即基于儒家傳統的綱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貴賤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級制度和禮儀風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因此，在中外之間劃分一條明確的界限，以避免中國內部的統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響，是絕對必要，萬萬不可含糊的。“嚴華夷之防”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在對外交往中一以貫之遵循的準則。它的目的是要維護天朝的“法度”和“規矩”。它也充分顯露出對外政策的內向和保守主義性質。

（三） 通過隔絕人民與外界的聯系，以穩定專制統治。

任何政權制定政策，維護自己統治的安全總是第一位的目標，海禁是朱元璋防御倭寇進犯的措施之一。明太祖初年原不禁海，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禁頻海民不得私出海。”[12]直接的原因是倭寇侵擾不止，對日交涉又沒有結果，同時也是因為當時亡命海上的方國珍、張士誠余部仍然盤踞島嶼，勾結倭寇，不時劫掠濱海海州縣，對剛建立的明政權構成了威脅。禁止國民出海。切斷張士誠、方國珍舊部與沿海居民的聯系，斷絕其接濟。其在海上將難以生存，也必將不功自破。海禁還使那些想出海勾結倭寇的不法之徒難以得逞。因此無論是防御倭寇，還是消滅張、方余部，防止勾引倭寇。當時禁海都是可取的辦法之一。另一方面：明中期王朝內部各種矛盾尖銳，社會動蕩，朝政腐敗，宦官專權與內閣黨爭不止，國家武備廢弛。與此同時外部“北虜南倭”問題日趨嚴重。內憂外患兩方面的因素，更使明王朝難于推行積極外向的海外政策。

清初禁海乃至“遷海”，首先是剛剛建立，尚未完全站穩腳跟的清政權為了使自己能夠生存下去的政治性決策。從順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執行了比明朝更為嚴厲的海禁政策，這是從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出發而采取的非常措施。順治十三年（1656年），順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國商人進行海外貿易。其主要目的是企圖封鎖東南沿海島嶼的反清勢力。康熙晚年禁止南洋貿易，乾隆二十二年實行只準廣州一口通商。這些政策的直接出發點也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慮。乾隆中期以后，西歐殖民國家的后起之秀英國，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原始積累向工業革命過度并于19世紀前半期完成了工業革命，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他們以炮艦武力為后盾全力開拓海外市場，對中國的沖擊和威脅遠遠超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殖民先驅。而同一時期，清王朝正處在盛極而衰走下坡路的階段，統治者的首要任務是應付國內統治危機，對外部威脅全力防范力不從心，更不可能指望其推行積極有效的海外政策。

（四） 中國自身市場分配結構的影響。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任何性質的國家統治者不可違背的規律。在經濟方面，首先，明清時期，盡管中國國內是商品經濟較之兩宋又有新的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些經濟部門還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就當時經濟發展的整體而言，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傳統經濟。脫離農業的獨立手工業的發展有限，商業在整體國民經濟體系中，仍然主要起著在小生產者之間，各地區之間調劑余缺即所謂“通貨財”的作用。無論是明代還是清代，商品性農業，獨立手工業和商業只是在部分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才較為發達。資本主義萌芽也只是在這些地方才有稀疏的表現。當時對海外貿易的需求主要是來自于有海外貿易傳統，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各省。而就全國絕大多數地方經濟發展的總體來說，則尚未產生強烈的此種需求。正因為如此，明代和清前期，每當朝廷發生是否實行海禁的政策辯論時，反對的聲音大多來自沿海省份的疆吏及出身于沿海的官吏，海外貿易的呼聲很難，并不能取得輿論上的支持。對于這些人來說，他們的著眼點僅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不可能像西方重商主義者那樣從更積極的意義聲去理解海外貿易對國家的作用。

其次，中國是個大國，經濟部門齊全，內部市場廣大，自己需要的產品基本能夠在國內得到供給。對外部商品輸入的依賴有限，當時對外輸出的商品，如：生絲、茶葉、瓷器等等。同時也擁有廣大的國內市場，并非沒有海外市場。生產這些產品的行業就不能生存。不管海外貿易對當時地區、部分生產部門及與之相聯系的部分人口已經有很重要的影響，但就國民經濟整體和絕大部分地區、絕大部分人口而言海外貿易的影響仍然極其微弱，只對國民經濟的運轉起著補充的作用，總之來說，中國經濟自給自足的性質和國內市場的廣闊，使中國可以不依賴于海外市場，這又為封建統治者閉關鎖國的政策提供了客觀的物質基礎，從根本上說，閉關鎖國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經濟的產物。

（五） 稅收政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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