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清朝負責對外貿易的機構(清朝對外貿易的城市有哪些)

五只以內，不許增添。所有外商船只，必須連環保結，一人犯法，各船負連帶責任。在入港之后，必須卸除船上軍火炮位，方準貿易。護貨兵船，只許在距廣州一百六十里的虎門以外的洋面停泊，不許進入虎門要塞。外國商人在銷貨、辦貨完畢以后，必須依限回國，不許滯留廣州。間有因事滯留，亦應離開廣州去澳門居住，事畢回國。其在廣州居住期間，必須寓歇行商館內，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動。

其次，表現在中外商人相互關系的規定上。

在這些規定中，有以下三個比較重要的方面。

1、外國商人只能和中國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

在恰克圖的陸路貿易中，所有參加貿易的中國商人，必須先向理藩院領票，憑票經商，“無票者即屬私商，查出照例治罪”。商集分設八行，選殷實者為行首，與眾商會同估定貨價。各商按到集先后，以次交易。

在廣州、寧波、廈門，也有專門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組織。中國出口大宗的絲茶，完全由行商包攬，禁止行外散商插手。外商進口貨物，也只能賣給行商，不能賣給行商以外的任何商人。

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更具有官商的性質。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行商成立之初，廣東地方當局就規定外國商人必須“各自照貨，分別投行”。行商對海關承擔義務，代理外商赴官納稅。乾隆元年（一六三六），行商開始對外國商船實行擔保。十年（一七四五），粵海關監督正式設立保商，由各行商選充，定為制度。在承攬貿易之外，還代理外商繳納船鈔、貨稅及其他承保事務。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行商成立公行組織。從此，行商不僅承攬貿易、鈔稅，而且成為外商一切活動的實際管理人。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廣州海關監督將從前行商得選舉行總的辦法定為制度，設立總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選一、二人“總理洋行事務，率領各商與夷人交易”。通過總商，更便于對外國商人的控制。

2、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內地商人進行任何聯系。

這方面的控制，更加嚴格。外國商人不僅嚴禁進入中國內地，而且根本不許與內地商人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中，有一條就是禁止外國商人雇傭中國人進入內地購買貨物，探聽貨價。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廣東巡撫又進一步禁止行商代運外國貨物到內地發賣。這就是說，外國商人的買賣活動，只能限于廣州，既不許托人到內地收購貨物，也不許托人到內地推銷貨物。

3、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商人發生資金上的借貸關系。

中外商人之間發生借貸活動，在十八世紀初期，就已經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為了禁止這種活動，清王朝也采取了相當嚴厲的措施。在中俄貿易中，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之間，在十八世紀初就曾因債務問題而發生糾紛。為了制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債的中國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許兩國商人彼此賒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發生借貸關系。在廣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也透露了同樣的事實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斷重申同樣的禁令。許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償欠款，陷于破產，以致充軍邊遠或瘐死獄中。外商借款之所以發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貿易上的賒買、賒賣以及中國市場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國家，給放款的外國商人提供高額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過放款，可以左右中國行商，有利于西方勢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僅是為了防止行商破產，取締外商重利滾息，維持正當貿易，也還是為了防止外國侵略勢力的滲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條例中，就把查禁中國商人“領借外國資本”列為防夷五事之一，認為這樣下去，難免互相勾結，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這些規定，并不都能得到認真的執行和貫徹。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俄國商隊不僅違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規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雙方規定的條件。商隊人數按規定不得超過二百人，實際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數都超過二百人，有時甚至將近千人；商隊在北京停留時間，按規定不得超過八十天，實際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有些規定幾乎形同虛設。起卸軍火炮位的規定，在清初順治年間，名義上即已開始執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來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炮位，卻仍“聽其安放船中”。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國商人通過行商進行賄賂，使這一條一再頒布的禁令變得有名無實。對外商行動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盡管清王朝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規定了居住的時間，不許長期逗留，但外國商人往往置之腦后。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由臨時的、季節性的組織，變成長期的、永久性的機構。而這個變更，恰在廣東總督禁止外商長期逗留之后。至于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債務關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紀初，還只是發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貸關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墊款購買絲、茶，便已成慣例。五十年代，開始出現因積欠外商貨款而破產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單是行商所負的外商債款，亦即通稱的“行欠”，就達到四百四十萬元之巨。

由此可見，以禁海閉關為支柱的對外貿易政策，在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年間，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步進逼，已處在節節后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廣州一口通商以后，歷任廣東督撫和海關監督，都把制定防范外夷的條例當作頭等大事。從那時起，一直到鴉片戰爭，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廣州頒布的防夷條例，見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后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的“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兩廣總督百齡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兩廣總督李鴻賓等人的“八條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兩廣總督盧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條”。但是這么多的防范條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國商人的胡作非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兇焰，猛烈地沖擊著衰老的“天朝體制”，抗擊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任務，顯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擔負的。

清朝收復臺灣后開放了哪四個通商口岸？

1683年，臺灣地方政府投降收。

東南沿海廣大地區再無可以挑戰清朝的政治軍事勢力。

1684年在廣東等地官員的要求下，清朝解除海禁，在江、浙、閩、粵四省設置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對外通商貿易。清朝歷史上的四口通商時期由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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