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清朝1757年限定的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貿易僅限定)

>天朝的規定可不是鬧著玩的，如果外國人敢出現在廣州以外的地方，那么他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據亨特的回憶，1837年，一個印度水手因為船舶失事，隨水流飄到福建海岸，被當地官府抓捕之后送往廣州。

廣州的官員認為這個印度水手罪大惡極，公然違反不容更改的法律，即“皇帝出于對外夷的體恤，限定廣州為唯一接待遠來番鬼的唯一口岸”。后來這個水手在很多外商的一再求情之下，被廣州的官員寬大處理，把他趕回了印度。

雖然中國政府對外國人的活動范圍作出種種嚴苛的規定，但是在農歷新年，還是給了外國人一點與中國人民同樂的機會。在珠江一條支流的河口，有一個叫做“花地”的花園，外國人可以去游玩，還可以在那里吃飯。屆時，很多去游玩的外國人和中國人會在一起賞花、放鞭炮、抽煙、說笑話、聚餐，大家在一起其樂融融，互相道恭喜發財。

中國政府除了在居留上嚴格限制外國人，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難以理解的規定。比如嚴禁外國人學習中文。中國人認為古典的讀寫能力本身就是一種權力，而夷人本質上并非人類，所以他們沒有權力學習偉大的中文。不但夷人不能學，中國人也不準教。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嚴苛的規定——外國人不能坐轎子；外國人不能擅自前往城門呈遞稟帖；外國人不能接觸中國官員······

二、天朝的恩賜

這種讓外國人透不過氣起來的管理規定，其實有著深層次的文化背景。

中國人自春秋時代就已經有夷夏之防的觀念，這種觀念建立在極強的文化意識之上，認為華夏文化才是真正的文明人的高等文化，而四周的游牧民族，比如夷狄，毫無文化可言，是野蠻人甚至與犬羊同類。自秦漢以后，這種夷夏之防的觀念，加上古老的天命觀與儒家的德化主義，逐漸形成中國人的天朝意向。

這種觀念歷經兩千多年，亙古不絕，根深蒂固。到了清朝時期，因為閉關鎖國，導致中國人由自信到驕傲，由驕傲到傲慢。當時的中國人，認為凡是處于中華文明教化之外的所有部族、民族和國家，都處于原始、野蠻的狀態，尤其是那些金發碧眼、鼻子老大、滿臉小雀斑的西方人，看起來就感覺怪怪的。

蘇州詩人陸嵩材就說英國人“白者乃真鬼，語音類禽鳥，脛長眠多毛，眼綠疾顧”。因此，他們在中國人眼里，基本上跟牲畜差不多。

例如兩江總督牛鑒曾說，“彼雖畜類，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論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嘗不搖尾而帖伏。”

因為他們只是外形上像人，但本質上并不是真正的人類，所以他們在生理上有根本缺陷，比如， 詩人汪仲洋認為，“ 英夷之腿極長，青布纏裹，直立，不能超越騰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睜視”；學者俞正燮認為“中國人肺六葉，洋人四葉、心七竅，洋人四竅、洋人的肝在右邊、中國人的肝在左邊、中國人的睪丸有兩粒，外國人的睪丸有四顆。”

▲19世紀廣州十三行的茶葉商行

外國人有生理缺陷，他們要想維持生命，就只能靠中國的大黃、茶葉，否則就會因消化不良而死。例如林則徐在一份擬交英女王的文書中強調：“大黃、茶葉、湖絲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

這就是為什么清政府會居高臨下的告訴外國人，我們允許你們來做生意，是因為大皇帝仁愛萬物，推恩外服，怕你們因為沒有大黃、茶葉而活不下去。所以你們必須要千恩萬謝，不能有任何出格的想法，比如想在中國長期居留。

一旦外國人有任何出格的想法或行為，違反了天朝的禁制，那么天朝就會封鎖港口，停止貿易，以顯示天威，迫使外國人屈服。正如上文提到的那位審核印度水手的官員所說，

“那些人，像老鼠一樣，到處無孔不入，總想私自潛入中華領土，最近不是企圖進入閩江嗎？如果不是我們雷鳴般的大炮給他個驚天動地、震撼五岳的齊射，他們就闖進中國來了。天子出于仁慈，把廣州開放給他們，他們卻不知足，這不是都有記載嗎？如果廣州把夷人全部趕走，他們幾年里喝不上茶，用不上大黃，那樣他們就會懂得大皇帝對他們的憐憫了。”

盡管有的中國人表面上對這些夷人客客氣氣，但骨子里還是對夷人充滿了蔑視。夷人自詡的良好教養，在中國人看來都是野蠻行為。根據亨特的記載，一個叫羅永的中國人在給他的一個親戚的信中這樣描寫“夷人”的飲食：“番鬼”們坐在餐桌旁，吞食著一種流質（湯），接著他們大嚼魚肉，這些魚肉都是生吃的，生的幾乎跟活魚一樣。然后，桌子的各個角都放著一盤盤燒的半生不熟的肉；這些肉都泡在濃汁里，要用一把劍一樣形狀的用具把肉一片片的切下來，放在客人面前。我目睹了這一情景，才證實以前常聽人說的是對的——這些番鬼的脾氣兇殘是因為他們吃這種粗鄙原始的食物。

其實，人家吃的只不過是再正常不過的西餐。

三、打開的缺口

鴉片戰爭，那些野蠻人用堅船利炮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城下之盟。《南京條約》第二款規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準大英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君主派設領事、管事領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

閱讀下列材料：材料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規定廣州是允許外商來華貿易的惟一口岸，而且即使在

清政府利用“十三行”行商，避開與外商直接發生關系，這是虛驕自大的“天朝上國”意識

閉關鎖國反映出統治集團極力防范域外新事物的傳入，防范民眾視野的開拓，實際上暴露出虛弱和無能

它最終導致中國的落后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貿易僅限定

于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內一統，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①。第二年，宣布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泉州、廣東的廣州為對外貿易的港口，并分別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等四個海關，負責管理海外貿易事務②。這是中國歷史上正式建立海關的開始。至此，清初的海禁宣告結束，中國的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開海設關管理的時期，一直延續到道光二十年（1840），長達156年。

在此期間，雖然有10年（1717—1727）的南洋海禁，但這與前次海禁不大相同。這時“內地商船，東洋（日本）行走猶可，……至于外國商船，聽其自來”③。說明只是部分禁海而已。即使如此，也同樣受到開明官員和反禁派的激烈反對。廣東、福建的地方官員紛紛“請弛其禁”④，認為“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海禁”。“開南洋有利而無害，外通貨財，內消奸宄，百萬生靈仰事俯畜之有資，各處鈔關，且可以多征稅課，以足民者裕國，其利甚為不小”⑤。雍正五年（1727），宣布廢除南洋禁海令。從此以后再沒有實行過海禁，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不過，由于“掠奪、謀害及經常訴諸武力，為歐洲國家與中國開始貿易的特色”⑥。乾隆二十年（1755）發生了英國侵略分子洪任輝（James Flint）駕船闖入寧波、定海和天津事件，清政府才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十日宣布：撤銷寧波、泉州、松江三海關的貿易，僅允準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⑦。從此，中國的海外貿易主要集中在廣東各口岸進行。這就是以往人們認為“標志著全面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時代的開始”和“閉關政策的最后形成”，而且認為廣州成為獨一無二的進出口貿易港口。但是確切地說，廣州并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清政府的對外貿易也不是完全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因為：第一，清政府規定海外貿易在當時中國最大的港口廣州進行，木身就是一種開放，只不過是沒有全面開放全國的港口而已。但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統治者，從國家、民族和他們自身的利益出發，根據海外貿易發展的趨勢，決定開放多少個港口和開放那些港口，完全是一種正常現象。只要不是閉關所有的貿易港口和完全斷絕與外國進行貿易，就不能斥之為閉關鎖國的貿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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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

② 關于清朝初設四海關的地址．一般史書記載為云臺山、寧波．漳州和澳門。今據王土性：《北歸志》所記，為“江南駐松江，浙江駐寧波，福建駐泉州，廣東駐廣州”。

③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

④ 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卷四。

⑤ 《清朝經世文編》卷八三第一三頁。

⑥ 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冊第126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⑦ 《清高宗實錄》卷五五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第二，當時所謂的“只許在廣東收泊貿易”，主要是對歐美各國而言，特別是英國和荷蘭等國。至于南洋地區的歐洲殖民地國家，仍許到閩、浙、江海關貿易。乾隆二十三年（1758）上諭：“如系向來到廈番船，自可照例準其貿易”①。故東南亞地區各國的商船，仍然不斷到福建廈門等地進行貿易。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1783）、五十一年（1786），嘉慶十二年（1807）、十四年（1809），西班牙的商人萬利落、郎嗎叮、郎安敦、郎萬雷、郎棉一等，就從呂宋（菲律賓）運載大批燕窩、蘇木、番銀、檳榔、烏木、呀蘭、米、海參、鹿脯、牛皮、玳瑁、火艾棉等到廈門貿易，然后從廈門運回大量的中國棉布、磁器、桂皮、石條、白紙、花磚、方磚、雨傘、紙、墨、石磨、麻線、土茶、冰糖、藥材等到呂宋②，使廈門對外貿易進人極盛時期。

第三，中國商人不受所謂“只許在廣東收泊貿易”之限，可從四海關出海貿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從福建、浙江、江蘇沿海港口出海貿易的商船仍是不少。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準“浙、閩各商攜帶土絲及二蠶湖絲往柔佛諸國貿易”③。道光九年（1829），到新加坡貿易的中國商船共9艘，其中從廣州去的1艘，潮州去的2艘，上海去的2艘，廈門去的4艘，共載貨47000擔④。道光十年（1830）從廣東的潮州、海康、惠州、徐聞、江門、海南，福建的廈門、青城，浙江的寧波，江蘇的上海、蘇州等地駛往日本、菲律賓群島、蘇祿群島、西里伯群島、馬六甲群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新加坡、馬來亞

清朝對外國人的限制特別嚴苛，有哪樣的歷史依據？

1839年3月10日，背負禁煙使命的林則徐到達廣州。

迎接欽差大臣蒞臨的不僅有當地的官員，還有一部分外商——那時候他們通常被中國人稱為“番鬼”。具體到各國，還有各種獨特的叫法，如英國人是“紅毛鬼”，美國人是“花旗鬼”，丹麥人是是“黃旗鬼”，葡萄牙人是“西洋鬼”，而葡萄牙人在澳門出生的后代是“澳門鬼”等等。

這些“番鬼”中有個叫亨特的美國青年，他后來還幫林則徐翻譯過外國的報紙。他寫過兩本書，一本叫《廣州番鬼錄》，一本叫《舊中國雜記》，詳細描述了鴉片戰爭前“番鬼”們在廣州的生活情況。

▲威廉·C·亨特

那個時候，外國人想在中國居留，其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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