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清朝對外貿易的特點全球化(在明清時期什么樣的變化導致中國開始三百年的下降(政治 經濟等))

的思想奠定了基礎。晚明學者，像李贄、王夫之和泰州學派，提出要重視商業，承認資本和欲望，講自由、平等、博愛。但是，他們沒有提出民主，沒有民主，就不能突破體制的界限。這一直到了康梁變法的時候，才被提了出來，那實際上是從國外引進過來的。這也就是中國到了這一時期落后的原因。

張芝聯（北京大學歷史系）：

我今天主要談一下漢學，在我國，對漢學的看法有一個轉變的過程。我記得1956年在法國要開一個青年漢學家的會議。當時認為，漢學是帝國主義的名稱，他們研究的目的，是為了顛覆中國。后來，國外開始派學生到中國來學習，其中，第一流的人還是很杰出的。前些年，在中國興起了重視漢學，重視外國的漢學家研究的風氣，而且還編了一套叢書，把西方著名的漢學著作翻譯了過來，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是一個進步。

1995年，戴逸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18世紀到了清代的康雍乾時期，中國已經衰落了。18世紀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曙光，而在東方是封建主義的沒落。我總覺得不大合適，但是想不出一個很好的說明。吳（承明）老講，中國的明代就有了啟蒙思想，到了清代的時候就沒有了，那末，到底還有沒有？18世紀初期的人還是繼承了一些明末人的思想，如王夫之、黃宗羲等；到了雍正、乾隆以后也出現了，像袁枚、鄭板橋、紀曉嵐等還有很多好的思想；到了19世紀初期的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還是可以找到一條啟蒙思想發展的脈絡的。

下面我想談一下彭慕蘭、弗蘭克這些人。去年五月，弗蘭克到中國來，作了三次報告。他是反對歐洲中心論的，他把研究中國的各種學派的觀點，一一進行了批判，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等，似乎都被他批倒了。當他提出自己的觀點時，就帶出中國中心論來了。他的論點是，西方從1500年以后到1800年，這三個世紀，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確實是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但是，歐洲建立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的基礎卻是中國經濟在東亞、東南亞一帶的影響。按他自己的話說，歐洲只不過是買了一張便宜的票，搭上了末班車，到中國來做生意。

我和弗蘭克曾經討論過世界中心的問題，我還是比較贊成布羅代爾的看法，他是多中心論的，當時有好幾個中心，包括西歐、東歐、印度、中國等等。但是經弗蘭克一說，就成了只有一個中心，就是中國，這恐怕也太過分了。而且他往前推到5000年，那時彼此接觸很少，那就更不能接受了。世界形成一體，要等到十六世紀以后，特別是到了近代，到了工業革命以后，才真正形成一個整體。但是弗蘭克的理論呢？他提出了橫向的、一體化的、宏觀的歷史的口號，世界從古至今本來是一體的，到現在更是全球化，一體的，我認為這有些過頭。歷史還是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通過各種商業活動慢慢結合起來，形成一體。《共產黨宣言》里就曾提到，到十九世紀，才真正形成一個世界市場，不能說在那么早就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而他對馬克思的一些論點的批評，我也不贊成。馬克思受黑格爾的影響，也有西方中心論的觀點，用西方的標準衡量中國，這是不正確的，但如果仔細分析馬克思對中國的一些看法，還是正確的。弗蘭克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當然他的觀點也受到別人的影響。在他以前，大概在九十年代初，已經有一本書《Europe before Hegemony》，作者是位叫阿布·羅喀德的女士，講得是歐洲霸權主義之前，就是1100——1350年這個階段。她指出在這個階段亞洲國家是占優勢的。弗蘭克沿用了她的一些觀點，來說明自己五千年來中國中心的這樣一個觀點。

對于前面所介紹的彭慕蘭，他有一個論點，就是工業革命為什么發生在英國，除了煤礦的地理位置距工業區比較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條件為英國本土節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木材、糖的供應，使英國不至于發生生態恐慌。這在西方歷史學中，這種“反事實”的推理，我認為這是他的一個新觀點。

弗蘭克、彭慕蘭，還有王國斌，他們形成了一個“加利福尼亞學派”，是研究中國史的。比較起來，王國斌的研究是比較謹慎、穩妥和全面的，他不僅有經濟數據，還把國家的形成，各種體制、制度也考慮在內。他注重中國歷史從古至今的延續，他認為，割斷歷史有礙于真正理解一些傳統。比如我們把鴉片戰爭割了一段，辛亥革命割了一段，49年又分割一段，好象每一段都有自己的特點，殊不知有些事物是從古到今一直延續下來的。他的研究把中國的政治制度，國家的形成，國家與社會，國家與經濟的關系都考慮在內。我非常欣賞他的一個論點，他認為中國社會是分成一個個階段延續下來的，政府是一個系統，但應用到地方同樣也是一個系統，所以中國的政令便于執行，政府只要與地方精英們很好的結合起來，能夠把國家治理好，所以他認為中國絕不是專制主義。他是用另外一個標準來衡量，不僅是王國斌，有些法國漢學家也是這樣認為的。認為中國政治沒有民主并不是問題，中國政治的特點是愛民、救民、教民，像剛才吳老所說的民本主義。王國斌認為中國沒有一個所謂的公共空間去發表意見，但它有別的東西，把這一部分研究出來，這難道不是中國人自己走的道路嗎？王國斌主張多元化的發展道路，對于將來，他也是這樣預測的，各國文化和歷史都有自己的發展道路。并不像弗蘭克所說，只有一個中心，然后跟著這個中心走。王國斌還認為英國工業革命是一個偶然性，并不是必然的，彭慕蘭也有這樣的看法。總得說來，這幾個人的研究各有特點，這些書翻譯后，對我們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他們的著作會引起我們對于許多問題的思考，有利于我們學術的進步。

最后，我們還是回到“歐洲中心論”，我們不要認為“歐洲中心論”在西方已經沒有了，相反還很厲害。為什么引起這些歷史學家群起而攻之，這個靶子就是戴維·布蘭德斯，1998年他出版了《富國與窮國》，這本書全部都是“歐洲中心論”。他認為西方發展的這么快，是由于它本身的優越性和有利條件，而對于亞洲與非洲人民有許多的污蔑之詞；講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就輕描淡寫。站在反對“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弗蘭克還是彭慕蘭的書，是有一定道理的。當然，我們還是要客觀一些，西方先進的地方，我們還是要承認，但我們也有自己歷史發展的道路。

所以，我覺得跟西方漢學家的討論和比較，可以引起我們許多的想法和思考，這些思考對于我們學術的進步，對我們的國家都有好處。

馬克垚（北京大學歷史系）：

我認為彭慕蘭的書比弗蘭克的好，就像吳老所說，弗蘭克提出的許多資料，是不太可靠的。他本人并不懂中文，所直接引用的中文材料很少。他指出是東方先落后，落后的原因最終還是落到了麥克·埃爾文的“高技術平衡的陷阱”理論。而彭慕蘭的書中有大量實證的東西，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大量引用了中文基本材料，像吳老、李伯重的書，方行先生的文章，他都引用了。這里，我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看法：彭慕蘭的書的思路與麥克·埃爾文的思路相似，從人口與生態的角度看歷史。他認為中國和西方擁有同樣的發展歷程，直至十八世紀，中國并不落后。到十八世紀出現了生態危機，于是中心開始向邊緣發展，以減輕中心的生態壓力。中國由于邊緣地區的發展，使其沒有形成像西方那種中心與邊緣的關系；而西方的殖民地人口的消費品需要中心地區來供應，這樣就形成了交流，緩解了中心的生態壓力；煤的開采與運用也緩解了生態危機。在英國，煤層埋藏比較淺，解決了排水問題就可以大量開采，加之海運的便利，使煤的使用遍及全國。通過殖民與煤的運用這兩大支柱，英國得以發展起來。他提供了這樣一個數字，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應，幫助英國節省下來的土地達到2500萬到3000萬畝，而當時英國的全部耕地也不過2300萬畝，等于多了一個英國。在此基礎上，英國逐步發展起來。這是他的中心論點，我覺得這個論點似乎并不十分強有力。在這本書里，前面4章對15到18世紀中西方的發展作了對比，有許多實證性的工作，比較有啟發性，我認為比較好。像他引了李伯重的材料，認為中國家庭婦女勞動力機會成本不為零，如果一個婦女又紡花又織布，比一個男勞力干得還多，我覺得挺有啟發。另外，他用了桑巴特的《奢侈與資本主義》，他認為中國也存在奢侈與享受，并進行了計算。書中具體的比較，我認為比較好。書中也有缺點，像“看得見的手”這一章從制度方面來說，作的不夠，很多方面只點出了幾個點來比較，雖然提供了一些材料，但并不十分有力。

李根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

傳統農業是傳統經濟的基礎。對傳統農業的評價是對傳統經濟評價的重要方面。中國傳統農業曾在土地利用率、土地生產率和農業技術等方面長期領先于世界，在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中國的前夕，中國傳統農業的這種優勢是否繼續保持？或者說，在鴉片戰爭前后，中西農業的發展是否有差距，如果有差距，這些差距又是怎樣形成的？這個問題與我們今天的主題可能有點關系。

說鴉片戰爭前中國農業仍然處于領先地位，不是沒有根據的。伏爾泰在18世紀中期曾贊揚中國的農業“已臻完美境地”；謝和耐在《中國社會史》中比較了中國和法國18世紀的農業，認為當時中國的農業“是近代農業科學出現以前歷史上最科學和最發達者”，同時期的歐洲農業則“顯得特別落后”。這種比較大體上符合事實。不過他們主要是著眼于農藝和產量的層面。在這種“先進”的背后，當時中國的傳統農業已經隱藏著落后的因素，它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作為農學基礎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手段的落后；二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停滯。

關于第一個問題，游修齡在《清代農學的成就和問題》一文中曾有所論述。明清時代，中國傳統農業在土地利用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精耕細作技術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發展，在農學理論上也有些新的東西，但進展不大，沒有質的變化。從馬一龍到楊屾，試圖用陰陽五行的理論來闡述農業生產的機理，解釋農作物生長發育的過程。這種理論強調了農作物生長和環境條件密不可分的關系，強調了農作物生長過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兩個方面，一定程度反映作物的生長規律，但它畢竟是一種抽象、籠統的原則，沒有深入到生物體內部，完全沒有涉及農作物從開花到結實這一關鍵時期的細節，因而不可能對農作物的生命過程做出科學的解釋。所以，這種理論雖然能較好地揭示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但難以具體深入地反映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又由于它本身的模糊性和包容性，以至“什么都能解釋，什么都不能解決、什么都不用深究”。但同時代的歐洲，卻出現了新的突破。1628年，德國的 C.Schsiner用兩塊面透鏡制成最早的復式顯微鏡。 1665年，英國的R.Hooke用自制的顯微鏡發現了細胞，從此打開了解動植物生命結構的奧秘之門，植物授精的概念、動物授精的概念、植物營養的概念、病原微生物的概念相繼出現，農業生物學獲得飛躍的發展。生物學是農學的基礎，沒有生物學的領先，農業技術的創造改進就只能停留在感性階段。中國傳統農學和傳統農業，恰恰是從這里開始落后于西方的。不過，中國的這種落伍不是一下子顯露出來的。科學的發展不是各個門類齊頭并進的，帶頭的是天文學，然后是物理、化學，生物學是相對滯后的；生物學較大發展并應用到農業中去是19世紀的事情。

中國傳統農業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產率一直領先于世界，但勞動生產率就很難這么說。據寧可先生的研究，中國傳統農業與西歐中世紀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差不遠。從中國傳統農業自身的發展看，農業勞動生產率有一個由上升到下降的過程，轉折點有的認為是在唐宋，有的認為是在清前期。學界判斷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的主要依據是人均占有糧食的數量。這里一個突出的制約因素是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減少，使人的生產能力不能充分發揮出來。但在人均耕地減少的情況下，農民會增加糧食生產之外的副業生產。如果按人均占有農副業產值計算，情形可能與按人均占有糧食數量計算的情形有所不同。不過，封建社會晚期以后，農業勞動生產率停滯以至下降的趨勢恐怕是難以否定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靠生產工具的改進。中國傳統農具的發展在宋元時代達到高峰（這在王楨《農書》中獲

很赞哦!（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