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清朝朝貢貿易的特點(隋朝到清朝的畜牧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經濟發展)

隨行的醫官擔負特別的任務。如雍正六年(1728)，應清廷之要求，朝鮮極擇“例率醫官之外針醫”，隨謝恩使團前赴北京，為皇子及十二王之子治病。8朝鮮史籍中還有朝鮮使團醫官成功地為清閣老松柱等治病的事例。

由于學習修改歷法的需要，順康時，朝鮮不定期派出觀象監官員參加使團，前往清朝，向清朝學習天文歷算，購置有關書籍。乾隆朝中，朝鮮國王令觀象監官員“三年一次入送”清朝。9

朝鮮使團中還有一種稱為“伴倘”或“子弟軍官”的，大都是三使臣的親屬子弟，或隨行觀光，或侍奉左右，洪大容、樸趾源等著名朝鮮文士都是以這個名義隨訪中國的。他們在兩國文化思想交流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樸趾源說“東方慕華即其天性也”，10洪大容覺得自己“言語尚不免夷風為可愧”。11樸洪二人都是朝鮮實學大師，乾隆年間隨使團訪華，懷著極大的興趣游歷中國、走訪士人，回國后著書立說，對朝鮮權貴和腐儒的“性理學說”的僵化和卑陋進行猛烈的抨擊，倡導“經世致用”、“利用厚生”，學習清朝先進的文化思想和生產技術，掀起“北學”思潮，對朝鮮士野影響甚大。

三、朝鮮使團的文化思想交流活動

(一)書籍文物器具的采買

購置漢文典籍書章是朝鮮使團的例行任務之一，早在新羅時期，朝鮮人就有將大批漢文典籍運回本國的習慣，至明代均是如此。清初，由于士人的缺席，采買書籍文物主要由商人、譯官們來進行。“朝鮮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值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12朝鮮人買書有兩大特點，一是不論經史子集、小說異書都要收購；二是“不惜重值”。

清初清廷對書籍的出口有所限制，“凡外國貿易，不許收買史書”。13但仍無法遏制朝鮮人對書籍的渴求。康熙年間，朝鮮使團人員因私購《一統志》，被山海關清方官員查獲，清帝甚至派出查使前往漢城，追究國王及使團官員的責任。這種情形至乾隆朝初仍有發生，但此后清廷顯然放寬了這方面的禁制。而在此階段，朝鮮官方對使團人員購置書籍是持鼓勵態度的，特別是對以下兩類圖書：天文歷法和清廷文書。

天文歷法類：

仁祖朝，觀象監提調金堉購得湯若望所著“數術諸書而歸”；

孝宗朝，日官金尚范購得《時憲法》(《時憲歷》)；

肅宗朝，觀象監官員許遠購得《天文大城》、《天元歷經》等冊；

英祖朝，觀象監官員李世澄購得《交食算稿》二冊、《月歷》一冊、《萬年歷》四冊。

這類書籍有的是“彼中禁物”，朝鮮王廷除照數報銷購書款外，還將購書人及參與購書的譯官們“一體論賞”，進行“加資”。

清廷文書的購置在康熙朝曾盛極一時，其種類包括：各部題本、各部密題本，甚至有“批下原旨”，還有各種塘報、京報、時報、邊報及清朝官員的奏章譽本等。而此類“文書虛實有難的知”。清朝通事們將此作為一條財路：偽造大量文書轉賣給朝鮮使團，而朝鮮使團的譯官們也不問真偽一概收買，回國要賞。

承擔官方采購書籍任務的，除譯官和觀象監官員外，還有使團里的醫官和畫官，給醫官的指令是：“買取院中(指王廷御醫院)所無醫書之最緊者以來。”14

部分中國醫學典籍流入朝鮮后，被翻刻刊印得到廣泛傳播。如《外科精要》、《瀛奎律髓》、《永類鈴方》、《十藥神書》、《婦人良方補遺大全》、《救急方》、《脈訣理玄秘要》、《醫學》等。15

曾三次使華的朝鮮朗善君李俁，其父于順治朝初年使華時就開辟了豐潤縣王氏一家作為據點，每次李俁使華多要作客王家，王氏每“覓納書冊及斑硯”，李俁則“酬以黍皮、技三、劍竹、銀刀等物”，亦有街坊鄰里聞訊來賣書帖者，則“或購或還給”。16

到了北京，朝鮮商人也用不著滿街搜買，自有書商、古玩商找上門來，甚至“開其所居，為之陳列，以供清賞”，稱為“借排”。而有資格得到清商“預入物貨”的，當然也是老主顧了。與樸趾源同行的趙主薄就是這種最受北京商人歡迎的一位，因為他：“燕行二十余次，以北京為家，最嫻漢語，且賣買之際未甚高下，故最多主顧。”再看樸氏所見其借排物品：“戶前列二余盆花草，俱未識名。白琉璃甕高二尺許，沉香假山高二尺許，石雄黃筆山高尺途。復有青剛石筆山，有棗根天成魁罡，以鳥木為跗座，價銀為花銀三十兩云。奇書數十種，《知不足齋叢書》、《格致鏡源》，皆值太重。”17

此當乾隆四十五年(1780)，時朝鮮正宗四年，正宗國王臣事清朝最為誠謹，與“十全天子”乾隆帝一唱一和，相互吹捧，甚至“進而把兩國的關系，變成一個大家長和一個小家長的私相授受的游戲了”。18在這種情形下，朝鮮使團的購買書籍文物的活動也達到了最高峰，但其副作用也是明顯的，除了白銀大量流失、難以為繼外，更讓朝鮮王廷不能容忍的是異端邪說的大量傳入：“近來燕購冊子，皆非吾儒文字，率多不經書籍。左道之熾盛、邪說之流行，職由于此。”19由于此類書籍“乖世道而害正學”，朝鮮王廷將此納入禁條：“凡燕書籍之涉于左道，不經異端妖議正之說，及雜術方書，一切嚴禁。”20此后朝鮮政府曾掀起數次“教獄”，迫害大批天主教徒，并一再申令“邪書邪具”的禁令，但天主教仍在朝鮮部分士人中開始流行，這也可以看作是朝鮮使團文化思想交流活動的成果之一。

朝鮮使團在將大量漢文典籍帶回朝鮮的同時，也將部分朝鮮優秀文化成果帶到了中國，并得到流傳和應用。例如朝鮮著名的醫書《東醫寶鑒》。21樸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入燕京時，在書肆竟發現了此書：“我國書籍之入梓于中國者，甚罕。獨《東醫寶鑒》二十五卷盛行，版本精妙。”22其所見是乾隆三十一年刻印本，售價為“五兩紋銀”，雖然樸氏因“余家無善本”，而“甚欲買取”，可惜囊中羞澀，只得“赍悵而歸”。

(二)朝鮮文士訪華及其與中原文士之交往

在中朝文化交流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朝鮮使團中的文士，他們通常不是使團主要成員，是以朝鮮使臣的子弟親屬名義作為“伴當”隨行來華。與商譯輩相似，他們也對中國文章典籍乃至筆墨文物有極大興趣，但讓他們更加怦然心動的卻是清朝所有先進的科技文化和先進思想。

清朝初年，使團的官員們甚至是抱著敵對清朝的心態上路的，與清政府官員接洽時“率以亢簡為致、恭謙為辱”，此時文士們還沒有加入至燕行隊伍中來。這一階段傳世的燕行錄主要是使團三使臣(正副使書狀官)所著：

兩次任正使來華的鄭太和著有《飲冰錄》兩種；

三次任正使來華的朗善君李俁則著錄了三種《燕京錄》；

兩次任正使來華的南九萬著有兩種《燕行雜錄》。

其他還有沈之源(正使)的《燕行日乘》，姜鯢年(副使)的《燕京錄》，南龍翼(副使)的《燕行錄》，樸世堂(書狀官)的《使燕錄》，閔鼎重(正使)的《老峰燕行記》，申■(副使)的《燕行錄》，韓泰東(書狀官)的《燕行日錄》，金錫胄(正使)的《梼椒錄》，任相元(副使)的《燕行詩集》，洪受疇(副使)的《燕行錄》，尹弘離(書狀官)的《沈行錄》，李頤命(正使)的《燕行雜識》，閔鎮遠(副使)的《燕行錄》。

這些紀行除《梼椒錄》有二卷外，其余均只有一卷，文字簡略，只是使團行程的一般性記錄，且字里行間反映了他們作為使者出使清朝的復雜而又痛苦的心情，他們并不愿臣事清朝。

17世紀末(康熙中葉)，實學思潮開始在朝鮮流傳，至18世紀前半期，朝鮮著名實學思想家李瀷的“經世致用說”得到許多有識之士的認同，他們終于在實學思想里找到了調整與清人關系的依據，這就是舍虛務實、經世致用。其后發展為以樸趾源為代表的“北學派”，主張“利用厚生”，向中國乃至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富國強兵。在樸趾源眼里，清廷仍是夷狄，但他同時批判空談“大義名分”的兩班士大夫。在這種背景下，朝鮮有識之士爭先恐后地加入到赴燕使團中，在乾隆朝中后期達到最高潮。

加入到使團中的士人們，其目的就是為了與清朝士人交流，因此“使行到彼時，軍官書記諸人中，或有稍解文字者，則必以尋訪彼人為高，致筆談，或唱和，甚至于求得詩稿弁首之文。及其出來之后，必因使行、歷行，往復書札，彼以香茶，此以楮管，語言不擇于忌諱，贈遺貽同于饋問，互相效尤，轉輾成習”。23此段文字正是朝鮮士人與清朝文士頻繁密切交往的真實情形。”

最早隨使團來華并產生巨大影響的朝鮮士人是金昌業。金昌業(1658—1721)，號老稼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隨朝冬至使團來到北京，其兄金昌集是該使團的正使，他二人是清初以斥和抗清而著稱的金尚憲的曾孫。金昌業在北京逗留46天，期間考察清朝各種制度、方、物，并與清朝文士有較多的交往。回國后，其述著六卷《老稼齋燕行錄》對清朝的富庶與繁榮進行了全方位的介紹，引起朝鮮士人極大震動，因而得到廣泛流傳。

真正與清朝文士進行了思想文化交流的先驅者則是朝鮮著名士人洪大容。洪大容(1731—1783)，號湛軒，字德保。乾隆三十一年(朝鮮英宗四十二年，1766年初)，洪大容作為其叔父、使團收狀官洪檍的子弟軍官，隨朝鮮冬至使團入京，洪大容赴燕：“所大愿則欲得一佳秀才會心人，與之劇談。”24他在北京終于得償所愿：結識了自杭州來京會試的文士嚴誠、潘庭筠、陸飛三人，尤與嚴誠交誼深厚。洪回國后，他們仍始終書信往來。后嚴誠染病去世的消息傳到朝鮮，洪為之設位焚香以吊，并將吊辭轉寄嚴氏族人，甚至多次寫信教導嚴誠之子。洪去世后，其友樸趾源將其亡訊轉托友人傳知于江南。江南士人時稱“洪嚴之交”為生死斷金之交。

洪嚴等人由于言語不通，只能進行筆談，而“會必竟日而罷，其談也，各操紙筆疾書，彼此殆無停手，一日之間不啻萬言”。他們的談話內容則題材廣泛，涉及政治制度、倫理道德、哲學思想、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社會人情風俗等各個方面，是兩國實學思想的一次大交流，并因洪大容的六卷本《湛軒燕記》的廣泛流傳，對朝鮮北學派實學思想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正是受洪大容等人卓有成效的文化交流的鼓舞，樸趾源這位實學派大師帶著強烈的探求心欣然踏上了清朝的土地。

樸趾源(l737—1805)，字仲美，號燕巖。其堂兄樸明源是朝鮮英祖駙馬，正宗朝數次出使清朝。乾隆四十五年(朝鮮正宗四年，1780)，樸明源任進賀兼謝恩正使出使清朝，樸趾源作為“伴倘”隨行，先到達北京，又奉皇旨赴熱河為乾隆帝賀七十大壽。期間，他仔細考察了清朝的城墻、燒窯、制磚、車輛、道路等形制，提出自己的結論和建議。他在熱河大學、北京朝鮮館逗留期間，結識了清朝名士嚴嘉銓、鵠汀等人，常作竟夜筆談。

樸趾源來華正當清乾隆朝鼎盛時期，雖然樸趾源說“東方慕華即其天性”，卻仍將清人看作是“寄居中國”的夷狄，但清朝的富庶繁榮給了朝鮮使者們巨大的心理沖擊，我們可以在其字里行間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他對重要城邑、驛站都有生動的描述，使我們今天仍然能夠清楚地了解當時朝鮮人行走在清朝土地上時那種復雜的心態。以下是他對北京的一些描寫：“朝陽門，其制度一如山海關，但目不暇視，緇塵漲天，車載水桶，處處灑道。”“琉璃廠：共有二十七萬間。自正陽橫亙至宣武門有五巷，而皆琉璃廠，海內外貨寶之所居積也。”“紫禁城，高二丈，石址磚筑，覆以黃瓦，涂以朱紅，壁面如繩削，光潤如倭漆。”25

回國后，樸趾源完成了其巨著《熱河日記》，內容不但有紀行、筆談錄，還有大量評述、散文、小說。他在書中以自己親身考察的實踐，闡述其“利用厚生”的實學思想，對當時朝鮮士人產生巨大影響。

與洪大容、樸趾源一道推動北學派大潮的還有朝鮮的一幫新銳士人，樸齊家、柳得恭、李德懋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都得到朝鮮正宗國王的特殊提拔，擔任過正宗國王特設的奎章閣檢書官，也都曾隨團訪問過清朝。

樸齊家(1750—1815)，字在先，號楚亭，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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