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現階段中國如何實現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要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從依靠什么向依靠什么轉變)

點”產業由于長期受到過度保護，其國際競爭力一直較低；出口導向部門具有“大進大出”的特點，與國內經濟聯系少，對國內經濟的帶動作用有限；國內市場的部門分割與地方保護現象普遍存在，大國經濟的優勢難以發揮；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在稅收、市場準入、投融資等諸多方面存在著普遍的差別待遇，嚴重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等等。

中國加入WTO以后，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以往實行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并行的戰略將有必要調整，逐步轉向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謀求競爭優勢的戰略。競爭優勢的基礎是比較優勢，這個問題已經有了較多的研究。人們通常強調的是中國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相對較低的優勢，國家幅員遼闊，某些資源供給充足的優勢等。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值得重視的優勢。

一個優勢是大國市場的規模經濟。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處在經濟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長階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中國已經和正在進入對具有顯著規模經濟效應的家電、汽車、電子通信等產品的需求迅速擴張期。這一市場條件有可能使某些相關產業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規模經濟效應，其中既包括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也包括由于產業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規模經濟。由此而產生的低成本不僅會使國內消費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這些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另一個優勢是具備了重點發展加工組裝制造業的有利條件。一些年來，中國經歷了以輕紡工業、重化工業為重心的發展階段，目前正在進入一個以加工組裝制造業為特征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可以提供加工組裝制造業所需要的資本、勞動力(特別是技術人員和熟練勞動力)，利用有較高水平且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出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逐步提升的產品。從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走勢看，一批有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加工組裝產業也會向中國轉移。近年來，頗具規模的計算機組裝加工基地在中國的珠江三角州地區快速形成，已經顯示了這一趨勢。一般認為，汽車產業是中國加入WTO后受沖擊較大的領域之一；但據我們的研究，在經過必要的調整后，在今后10年左右，中國極有可能成長起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較優勢能夠成功地轉化為競爭優勢，在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新形勢下，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國際分工格局中處于較為有利的地位。

(二)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已經取得的進展

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有力地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為了避免國內經濟體制與國際通行的市場規則的不一致，中國在經濟特區等局部地區率先引入市場機制，實行符合國際慣例的經貿規則。特區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場化改革的實驗田。中國政府將特區的成功經驗向更大范圍推廣，形成了開放與改革良性互動的局面。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方向和界定依據逐步得到明確。1993年《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同時，要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和維護平等競爭，調節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國有資產和監督國有資產經營，實現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政府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段論述概括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在政府經濟職能上的認識進展，同時也指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按照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來政府職能發生了多方面的積極變化。

——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框架初步建立。計劃、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計劃、金融、財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調控機制。國家計劃突出了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減了指令性計劃指標，強調計劃指標要少而精，總體上是預測性和指導性的。財稅體制正在由計劃經濟下的生產建設經營性財政向現代市場經濟下的公共財政轉變，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財稅體制初步形成。金融體制擺脫了計劃經濟時期“財政的出納”的窠臼，正在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構建現代化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監管體系。政府通過綜合運用財政稅收政策、貨幣信貸政策等經濟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調節經濟運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后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貨緊縮趨勢，逐步積累了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有益經驗。

——培育、規范、監管市場體系取得一定進展。中國政府在不斷發展商品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培育生產要素市場，努力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日益明顯。2000年，在社會商品零售額中，按市場價銷售的比重已高達95％，比1995年提高6個百分點。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過1000家，股票總市值48000多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成交金額60800億元。外匯市場、勞動力市場和技術市場獲得長足發展。90年代以來，相繼頒布實施了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和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對風險較大的期貨市場和證券市場，通過健全上市規則、交易規則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強了風險防范和監管機制。政府在規范、監管市場主體、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行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軌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政企分開邁出較大步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經商辦企業的做法，已經改變。政府各部門解除了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直屬企業的行政隸屬關系，不再直接管理企業。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等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在加強所有者監督職能方面，政府采取了向重點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派駐監事會，以及向資產經營機構和大企業授權經營國有資產等措施，以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家提出“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正在對國有經濟實行戰略性調整。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發生了重要變化，國內生產總值中非公有制經濟所占份額接近1／4。中國政府已經承諾，加入世貿組織后，政府不對國有企業施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保證各類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

——在管理涉外經濟方面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外貿、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逐步深化，通過降低關稅、減少配額、取消出口補貼，及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外貿、外匯運行機制。引進外資的地域和行業限制逐步放松，各級政府在健全有關法律法規、依法管理外商投資、簡化辦事程序、改善投資環境等方面作出積極努力。

——政府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職能有所加強。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資源、環境和社會保障對現代化建設的壓力日益增大。適應這種形勢，中國政府制定和實施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教興國戰略，并積極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目前，中國人口出生率已經降到一個較低水平。政府實行了嚴格的資源管理制度，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強了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將應用型科研機構推向市場。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體制取得明顯進展。與新體制相適應的包括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正在有序推進。

中國各級政府的職能轉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同時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從總體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經濟體制轉軌的進程，政府職能轉變力度也小于機構改革的力度。政府職能轉變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況下是主動推進的結果，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迫于形勢壓力，缺乏遠見、深度和系統性，治標不治本。在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自主治理的關系上，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尚待解決。

——政府對微觀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直接干預依然過多，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尚未形成。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經濟轉軌時期又有某種擴展的行政審批制依然廣泛存在，特別是企業設立、領導人任免、投資、外貿等領域的行政審批亟待清理、削減。值得注意的是，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某些政策的實施又產生了強化行政審批和個案處理的副作用。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票發行以及兼并收購等資產重組活動中，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長官意志，對企業進行不適當的行政干預。例如，強行要求效益好的企業在投資、擔保貸款、資產重組等方面照顧劣勢企業，甚至向企業攤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戰線過長的問題依然突出，對其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力度不夠，進展遲緩。對非公有經濟的限制依然過多，公乎競爭環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混淆不清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如何構建新型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系，已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在投融資領域，存在著政府以直接干預微觀投融資活動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的傾向，其結果往往達不到宏觀調控的預期目的，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對投融資活動的不正常的干預。不少部門和地方政府仍然過多地承擔著投融資主體的職能，花費大量精力爭資金、爭項目，投資決策依賴于行政機關的層層審批，不按科學嚴謹的、市場化的投資決策程序辦事，缺乏嚴格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屢屢造成重大的投資失誤。

——規范、監管市場秩序的力度不夠。一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仍不健全。例如反壟斷法遲遲沒有出臺，難以運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壟斷；證券市場的退出機制至今沒有最終建立，難以保證上市公司質量。二是執法不嚴，管理松懈，紀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規章和制度形同虛設。三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分割不斷變換手法，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些因素導致了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騙匯和走私活動猖獗，社會信用關系紊亂，逃廢債務現象相當普遍，建筑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的問題嚴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門出現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化傾向，公共服務職能弱化，乃至體制性腐敗加劇。政府改革中專業經濟部門陸續撤銷以后，綜合經濟部門、執法監督部門和社會公共管理部門的公共服務職能需要加強。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門在制定規劃、方案和法規時，或在處理部。門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時，往往受到本部門或所管轄的行業利益的局限，對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考慮不夠，甚至作出違背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決策。隨著市場化改革向壟斷性行業的逐步深入，相關領域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門兼有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的狀況，容易強化部門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門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戀行政審批權。由于對微觀經濟活動設置了過多的行政審批事項，使體制性腐敗難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責權利關系尚未理順。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有：(1)國家財權財力在中央和地方間的分配關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財政可支配的財力明顯低于國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資和養老金搞建設，把欠帳留給中央和省級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也不利于通過轉移支付手段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國家稅收立法權過于集中于中央，稅權劃分缺乏穩定的法制基礎，難免導致地方政府變通國家稅法、越權減免稅和濫用收費權。(2)在分權過程中，一些應當下放給企業的權力沒有落實到企業。中央政府放給企業的一些自主權，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遲遲不愿向企業放權，在政企分開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權一分權一收權的框框還沒有根本突破，按市場經濟規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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