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現代貿易理論形成的根基(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對其進行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以古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其精髓和要義集中體現在規模經濟理論中。規模報酬遞增意味著廠商存在內部規模經濟，也即大廠商比小廠商有成本優勢，從而可形成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在這種前提下，同行業廠商數目少，各廠商生產有差異產品，從而每個廠商一定程度上都是價格制定者而不是價格接受者。這就是說，假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是異質的，那么即使在資源稟賦相似的情況下，各國出于規模經濟考慮來專業化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也必然產生國際貿易。即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成為國際貿易又一獨立動因，通常用來解釋行業內貿易現象。由新貿易理論必然邏輯推演出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有限保護政策。

單純就理論本身的適用性而言，兩種理論的主要分歧點在于對國際商品市場結構的把握和判斷上。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比較優勢理論就是絕對成立的；反之，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攫取壟斷租金必然成為各國或各經濟主體追求的目標，因而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有其合理性。為此，我們需要從國際貿易歷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效果來進一步分析。

（二）從國際貿易歷程看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反對比較優勢論的觀點主要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比較優勢論的完全競爭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具體來說，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普雷維什，1950）。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情況看，確實出現了各國經濟差異越來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行有限的貿易保護政策存在合理性。問題是，實行有限保護政策是否就意味著完全否定比較優勢論的適用性？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較優勢論，并作為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基礎？我們認為不可。

第一，盡管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沒有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產生實質性影響。相反，國際貿易規模變得更大了，各國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了。以1996年為例，低、中、高收入國家外貿依存度分別達到了43%、52%和40%（世界銀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來，在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有關的各經濟指標中，要數出口活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最高；而且，至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長期使其經濟增長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長率的水平上（瑟爾瓦爾，1983，第351～360頁）。這說明，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表明，盡管各國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程度不同，但均從中獲益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第二，盡管國際市場存在不完全競爭因素，但商品的競爭程度一般大于國內市場。一方面，世界經濟的自由貿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各國間貿易壁壘的解除，自由競爭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對眾多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某一經濟主體要想在一個廣泛的國際市場上長期控制某一類產品的價格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戰略上更具有適用性。

第三，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在理論上有助于發展中國家改善貿易條件，但實施的難度很大。從理論上看，這一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但發展中國家往往既面對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又面臨條塊分割的國內市場結構；而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日本在鋼材業實施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國的報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不存在招致報復性的問題，它是一種“雙贏”政策。

顯然，無論從兩種貿易理論的假定前提還是世界貿易實踐來看，比較優勢理論對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具有更強的適用性，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前景并不樂觀。更具體地說，探討一種理論政策在某個國家的適用性問題，就是要研究這個國家是否具備這種理論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設與實施條件。我們認為，中國現階段尚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前提和條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業及企業規模經濟不明顯。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實施的行業要求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征，這就首先要求這些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地理集中度偏低，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不足以與國外同類部門相抗衡；另一方面，企業“遍地開花”，重復生產，過度競爭嚴重。國內市場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這些行業的規模不經濟。

除了以上制約條件及招致外國報復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戰略性貿易政策還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條件及應用領域限制。比如，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國現階段不宜采用戰略性貿易政策，不但是經濟理論邏輯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國現實經濟利益保護所必需。

二

（一）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現階段對外貿易地位相適應

（二）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現階段仍具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逐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比較優勢理論伴隨著這種轉型而得以在外貿領域貫徹和適用。可以說，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外貿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較優勢而取得的。具體現現在：第一，外貿結構逐步反映了要素稟賦。從進口品的結構變化看，農業密集型產品大幅度下降，資本密集型產品增長最快；在出口結構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較快增長，雖然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份額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產是對進口原料和零部件進行加工、組裝，其中進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這類出口實質上仍屬勞動密集型（張軍，1998）。第二，加工貿易充分利用了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將我國勞動力同外商的資金、技術、市場相結合，貫徹和體現了比較利益思想。近些年來，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比重不斷上升。由是觀之，我國已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初步建立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模式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進口模式。

我們認為，目前，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貿易模式在我國還遠未發揮其潛力，仍有很大增長空間。從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貿易形式的轉換過程來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勞動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轉換成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特別是對我國這樣一個勞動力充裕、就業壓力巨大的大國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們運用巴拉薩顯示比較優勢指標進行衡量，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具有明顯比較優勢。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約為3.5，遠遠高于系數值為0.5的資本密集型產品。而香港地區、韓國、臺灣地區1980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分別是6.98、4.95、5.24，這就說明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長空間。

當前，世界經濟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只有用比較優勢理論來指導各國的對外貿易實踐，才能順應這股國際潮流。要言之，無論是從經濟理論的邏輯推演還是從貿易實踐看，以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現階段貿易戰略的理性選擇。

【參考文獻】

[1] 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2] 瑟爾瓦爾.增長與發展，金碚、李揚等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3] 世界銀行.1998/1999世界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4] 唐永紅.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M].國際貿易問題，1999(6).

[5] 徐復.中國對外貿易概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

現代歐洲國際體系的萌生因素有哪些

您好親，現代歐洲國際體系的萌生因素如下

分析歐洲文化和政治主導的關鍵在于解讀歷史上的兩波殖民高峰期：即歐洲帝國主義的形成和多樣性殖民經濟的建立.第一波是定居者獲得新土地和殖民.主要是歐洲剩余人口唱主角.他們征服"新"土地并在那里定居.如果需要,那些不敬的土著人口可以隨時殺掉,為歐洲文化在新土地上的流動和轉換讓出空間.種植園經濟和采礦的需要又從亞洲和非洲以奴隸貿易的方式輸入了大量的人口（諸如三角貿易）.與第一波相對應的是,源于19和20世紀的第二波是以工業資本的擴張作為動力源,主要特點是尋找原材料和勞動力,而不是消滅當地民.這兩波歐洲歷史上不同時期的不同行為方式的殖民復制著不同的,并且是矛盾的新的"碎片"國,其文化和政治價值觀也是相互矛盾的.南非就是這種二元殖民主義的典型體現：既古老又現代.更重要的是,在展覽出版物中表現了歐洲概念主導下歐洲在政治思想、哲學和文化上的擴張.例如,人們很難理解18和19世紀歐洲人在自己的本土范圍內大肆推崇啟蒙和自由的理想,同時在歐洲之外卻進行著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和奴隸行為,而他們自己卻處之泰然.他們是如何同時接受著這兩種不同的意念和思想的呢?甚至,當這些自由的理論主張在他們自身內部某些地方演變成革命的時候,為何仍然緊緊地捂著這些矛盾的蓋子不放?展覽出版物還探討了歐洲社會和文化的矛盾之處.非常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部分歐洲民族國家的出現卻都是來自那么幾個強大的多民族同時也是多民族國家的出現卻都是來自那么幾個強大的多民族同時也是多民族的帝國,也恰恰是這些帝國主導著18和19世紀的歐洲.無論從任何方面上講,這些民族的根基都不很深厚,它們實際上是一些血緣的混合和文化的摻和.然而,今天被投射于其上的歐洲民族國家意象,

試述信用的歷史傳承與現代打造

誠實信用原則是我國民商法的基本原則，然而在我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政府忽視了信用制度的建立，使誠實信用問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本文從誠實信用原則對個人和企業切身利益的影響出發，論述誠實信用原則是如何被放棄以及怎樣重新確立誠實信用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

誠實信用原則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達成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這一原則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誠信要求”，二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這一原則中最重要又是最基本的一點是“誠信要求”，即民事活動中 的任何一方必須本著善意進行民事活動，任何惡意的即以損害對方或社會利益為代價獲得己方利益的民事行為都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違反這一要求，盡管不違反任何法律條款和合同，但是，法官仍可裁定惡意方敗訴，以求達到個體公正。這一原則的內涵和外延都具有不確定性，但它又是強制性原則，可以調整任何民事活動的任何階段，以補充具體法條與合同條款之不足。所以誠實信用原則被稱為民商法領域的“帝王條款”。

誠實信用原本只是作為一種道德存在于民事習慣中，它

很赞哦!（75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