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宗旨是(華盛頓公約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公約嗎)

計劃，但至2001年2月23日，管理部門已發放了343個以上的伴隨性捕獲許可證，其棲息地保護計劃覆蓋了2000萬英畝以上的土地，對200個列入目錄的物種和許多未列入目錄的物種進行了保護。

3、澳大利亞對野生物種商業利用的一些管理辦法

在澳大利亞，對野生物種的最大威脅是棲息地被清除。個體農民、牧場主或開發者為提高土地的使用價值，常常進行原生植被的清除，從而除去了野生物種的棲息地。因此，許多人認為，未來對澳大利亞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要找到一種機制，特別是經濟刺激，使得在私人土地上的自然棲息地能夠得到有效的保護及恢復。澳大利亞認為從其國內外的經驗看來，在管理得當的情況下，野生物種的商業應用可以成為這種機制之一。

澳大利亞一些經驗表明，給予瀕危野生物種一種價值，比沒有商業價值會導致對該物種的更大保護。例如，為獲取原產于澳大利亞的袋貂的肉供本國食用及出口用，持續地對其進行高水平的商業捕獲已有幾十年。但其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量增加。再如，在澳大利亞BASS STRAIT 島上的土著居民商業捕獲灰鹱，以獲得其肉、油及羽毛供本地應用或出口用也有幾十年的歷史，但灰鹱的數量仍在增加。這都是由于商業捕獲對這些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的保護起了很大作用的緣故。

以上事例表明，只有在土地所有者能從棲息地上的野生生物獲得收益的情況下，他們才可能對這些棲息地進行保護。因此，應把天然棲息地看成為一種經濟資源，因為它有應用價值，并能與其他使用土地的方法進行競爭。把它看成是有經濟價值的，才能使它受到充分的尊重與保護。

澳大利亞管理野生物種的經驗表明，在技術上可持續性的采收或獵取是可以做到的。關鍵的問題是政府能否駕馭可能起破壞作用的經濟和社會力量。其中保證資源的擁有者看到管理良好的野生生物貿易具有經濟利益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對政府有關機構而言，野生生物商業利用企業家和動物保護團體的挑戰是如何對商業應用進行管理，以減輕風險，并達到最大程度的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及可持續的應用。

澳大利亞現有的管理職責分工是：聯邦政府主要管理進出口，并正進行對所有聯邦的有關環境的立法進行綜合改革，將已有立法歸于三個部分：生物多樣性保護、環境保護及遺產保護。各州和自治州均有立法對野生生物進行管理，在政策和實踐中，均支持野生生物在生態學上可持續性的商業應用。

其它國家也有類似的實踐經驗：在南非，由于土地使用政策的改變，使野生物種的所有權回到土地所有者手中，使許多棲息地得到恢復與保護，許多野生物種的分布和數量大大增加，并且還帶來了許多社會和文化效益。

4、西方一些國家以犧牲他國資源為代價來保護本國資源

公約貿易是指物種的進口、出口、再出口和從海上引進（指從不屬于任何國家管轄的海域中取得的任何物種標本輸入某個國家）。

中國于1981年加入CITES公約組織。 中國是世界動植物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但資源大國，按人均資源情況，中國是資源貧乏國家。

中國為了進一步加強野生動植物保護和瀕危物種拯救繁育工作。已經建立700多個自然保護區和植物園、動物馴養繁殖中心等，這些保護區的建立保護了大量野生動植物，如峨眉山國家公園保護。上世紀末，全國已建立14個野生動物救護繁育中心、20余種瀕危物種人工繁育種群、400多處珍稀植物遷地保護繁育基地和種質資源庫、100多處植物園和樹木園，1000多種珍稀植物得到保護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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