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澳門可以稱為海外嗎(香港 澳門屬于海外地區嗎？)

穌會士利類思（ Louis Buglio）在 1665年刊行的《不得已辯》中也提到：“然西客居澳，又原有由焉。明季弘治年間，西客游廣東廣州、浙江寧波，往來交易。至嘉靖年間，廣東海盜張西老攘澳門至圍困廣州，守臣召西客協援解圍，趕賊至澳殲之。是時督臣疏聞，有旨命西客居住澳門。”（注：轉引自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見戴裔煊《關于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

對于這種說法，學術界有不同意見。 有完全認同的， 如張天澤在1934年發表的《中葡早期通商史》中指出：“塞梅多（即魯德昭——筆者按）關于澳門居留地的起源是最可信的：即為了酬謝葡萄牙人的效勞而給予他們在澳門居住的權利。”《中葡早期通商史》是一部有學術價值的著作，遺憾的是，在這個問題上作者并沒有提出確鑿的歷史文獻作為證據。張氏在闡述澳門的興起時，先是引用莫里森（J.R.Morrison）在《中國商業指南》中的兩處提法：“據說，葡萄牙走私販子曾于1542年‘占據’過這個島（指：浪白澳）。”“此外，據說在1554年時，貿易已集中在這個島嶼上；至1560年，已有五六百名葡萄牙人居住在那里。”然后進行推測：“如果這是真的話，那么在1554年時由于一些不言而喻的原因，澳門必已被放棄而由浪白溶取代。”至于這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什么，作者未加說明。在進一步論證自己觀點時，作者又一次大膽推測：“1554年，市舶司自澳門遷至浪白溶的這一迄今尚未得到解釋的遷移，很有可能就是因為海盜威脅而困擾日增所致。不過澳門放棄之后，海盜一定曾把它用作劫掠的巢穴，直到他們被驅除為止。”查閱中國史料，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明朝政府并無因海盜而放棄澳門一事，相反，《明實錄》倒是有如下記載：“七月己亥朔，庚子，廣東番賊糾倭寇千余剽掠海上，官軍擊敗之，擒賊首方四溪等，余黨遁去。”另外，針對海盜的活動情況，可以找到添設和變動備倭把總等職官的記錄，而無市舶司因此遷移的報導。說市舶司于1554年自澳門遷至浪白溶，并認定澳門被海盜用作劫掠的巢穴，實屬臆斷，不足為信。

對“酬勞說”持否定意見者，如戴裔煊，他在《關于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一文中，通過考證中外史料，令人信服地指出，魯德昭的著作是1638年寫成的，距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門建屋居住的時間已經81年，所謂葡萄牙人趕走海盜得以居住澳門，是缺乏根據的。歷史上曾有過葡人協助平定枯林叛兵的事情，但那是在1564年發生的，把這作為1557年葡人占據澳門的理由，是完全無稽的。

關于葡人居澳與剿滅海盜問題，周景濂在《中葡外交史》中也作了闡述。周氏針對綏麻陀（即魯德昭——筆者按）的“酬勞說”，指出：“葡人之居住澳門，早在助中國剿滅海賊之先，不得謂始于剿滅海賊時也。大概葡人之居住澳門，得廣東官憲之承認，則開端于剿滅海賊時。綏麻陀將廣東官憲承認葡人居住澳門之事實，與葡人占據澳門之由來，并為一談，似未免因果倒置矣。”周景濂進一步考證海道副使汪柏為什么會允許葡人違禁潛居澳門。他引用明代郭棐《廣東通志》記載的史料：嘉靖三十三年，海賊何亞八、鄭宗興等糾合番舶，在廣東沿海剽掠，汪柏等受命往捕海寇，抓獲亞八等寇首，俘斬146人， 溺水燒死甚眾，余黨散走。由此，周景濂推測，汪柏毅然不顧當時廣東按察使丁以忠反對，許可葡人居澳，“殆有感于海賊之討伐，有借助于葡人之必要歟？果爾，則葡人之得居澳門，與上所述之海賊助剿說，仍不無關系也。”他還援引《明史·佛郎機傳》，其中提及佛郎機在澳門筑室建城，雄據海畔，有所謂“將吏不肖者反視為外府矣”一句，由此“可知廣東地方長官為防制海賊計，寧歡迎佛郎機之筑室建城，得有所保障之意。”周景濂的推測是符合情理的。人們可從林希元的《與翁見愚別駕書》以及曾經參與平定柘林叛兵的俞大猷的《正氣堂集》中找到旁證。前者稱“佛郎機未嘗為盜，且為御盜”，后者言“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將之巧，能使之耳。商夷用強梗法，蓋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在當時的一些當權者眼中，最大的禍害莫過于海賊倭寇，至于夷商，涉及的“罪行”只是販賣人口、私賣番貨、蓄養倭奴等。對于明朝當權者來說，既然無法用武力驅逐葡人，也就只好“以美言獎誘之，使不為異”，或“加意調停，從宜酌處，毋逆其向慕中國之心”。由于封建統治者的腐敗無能，中華民族為此不得不付出了沉重代價。

綜合上面對“四說”的討論，筆者認為：“占領說”出自殖民主義者的強盜邏輯，大錯特錯；“酬勞說”源于耶穌會士的報導，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借地說”旨在說明澳門成為夷商聚居地的由來，有可信之處，但不排除后人附會的可能，不宜簡單地套在佛郎機身上；“混入說”的某些記載可能不確切，但卻在較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責任編輯】郭秀文

很赞哦!（6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