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瓷器在古代海外貿易中的地位(中國古代瓷器是怎樣外銷的)

滴壺。出自屈斗宮窯址，數量還多，大都殘破，但可復原的亦不少。器形小口，帶蓋，鼓腹，底平而微內凹，附有流和把。腹壁分別模印卷草紋和蓮瓣紋。與瓶或碟一樣同為模制。釉呈黃褐色，質松脆，這也可能是火候低的緣故。其用途當是裝水的。為德化窯新發現的外銷瓷品種之一。這種器物在菲律賓群島也有發現。

洗或稱為弦紋洗、樞府碗。這種器物發現于屈斗宮窯址，為數很多，也是這里的主要產品之一。形狀是敞口，折腹，實足，平底微凹。外腹壁印有弦紋一道，故稱為弦紋洗。與這種器物相仿佛的，在元代江西省景德鎮樞府窯燒造的，印有“樞府”字樣，故稱為“樞府碗”。德化屈斗宮所出的弦紋洗，亦可稱為“樞府式”碗或“樞府型”碗。

碗或稱鳳碗、鳳鳥碗。出自屈斗宮窯址和家春嶺窯址。形制敞口，微內斂，弧腹，矮圈足，底微凹。外腹壁模印有鳳鳥紋（外國稱為不死鳥）故稱為飛鳳碗。這種器物在菲律賓亦有發現。

杯即高足杯。為屈斗宮窯址發掘出土，數量亦不少，造型頗奇特，燒造也頗講究。敞口、大腹、高足。足呈喇叭形。器表一般為素面，但也有模印線狀紋和花紋，但不很多。這類產品在菲律賓也有發現，當為古外銷瓷的一種。

此外，還有一些同屬宋元時期德化窯的外銷瓷產品，例如缽類器和罐類器等，因限于篇幅，這里就一一贅述了。

白釉梅花杯

Ⅰ式2件，完整。1件高9.2、口徑13.2、足長6、寬4.5厘米。口沿外侈，圈底，形如爵形杯。邊唇厚0.3厘米。杯的外表堆上梅花枝，底周附上一筆架形的梅花樹干，作為杯的承托足架；足架；足架與底周間有些縫隙。整個器身頗厚重，腹壁較薄，能映見指影。色澤為牙白色。1件高4.3、口徑6.4、足長3.2、寬2.1厘米。形狀同上，比上一件小。

Ⅱ式分大小兩種。大的高5.3、口徑8.3、邊唇厚0.4厘米，口稍外侈，圜底。外腹壁堆上四朵梅花，承托的足架亦是附上的，與Ⅰ式不同的是足架較矮，而緊貼于杯的底部。小的1件，高4.3、口徑6.7、足架長3.6、寬2.9厘米，口沿外侈，外腹壁堆上兩朵梅花。

Ⅲ式2件。1件高6.7厘米、口徑5.8。口沿外侈，邊唇0.3、底厚0.4厘米，頗厚重，外腹壁較薄，能映見指影。釉呈牙白色，表面不甚光滑，出現有小氣孔。外腹壁亦堆上兩朵梅花。1件高6、口徑約4.8、足長3.9、寬3厘米。胎壁薄，邊唇厚0.2、底周厚0.3厘米。口沿外侈，釉呈純白色，光澤滋潤。外腹壁堆上兩朵梅花，足架亦同樣緊貼于杯的底部。

瓷獅子在屈斗宮窯址出土幾件，有的為群眾所收藏，我們僅得1件。獅子昂首雄峙，蹲伏在一帶管狀器的方形座上，小巧玲瓏，栩栩如生，與《中國美術》一書所載以及傳世品比較起來非常相似，可以確定為德化窯燒造的外銷瓷無疑。

上面提到的兩類白釉瓷器，俱見波西爾《中國美術》一書采自外國博物院藏品的圖錄，東南亞一帶在古代既為中國陶瓷貿易的中心，完全可能運銷這些品類。

在屈斗宮還采得圓形印盒1件，口徑6.9、底徑4.4厘米。盒分蓋和底兩部分，蓋頂印有牡丹花一朵，邊緣裝飾有直道紋，底部邊緣也有此種裝飾。據陳萬里先生說，在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舊稱西里伯）南部發現有白瓷盒，應是德化外銷瓷的一種。

此外，陶瓷產品可能外銷，尚有同安宋代窯址三處。

（1）汀溪水庫窯址：在離縣城15華里的上埔村，水庫壩頭西面四個相連的小山上，都掩蓋著碎瓷片和匣缽，堆積豐富，面積甚大，出土物中有青釉、黃釉、灰白釉等幾種，器形以碗為主，還有壺、爐、碟、臼等。（2）許坑窯址：在離縣城17華里的許坑村，窯山高20米左右，中央有一條從山頂到山下的底寬5米的溝痕，瓷片和匣缽的堆積即分布在溝的周圍。從已挖掘渠道的剖面看，東面堆積厚達2米，分布面積寬21、長37米以上；西面探掘處厚達3米，分布面積寬17、長47米以上。出土器物里有青綠及灰黃色的劃花（卷草、篾紋、篾點紋）瓷，器外有放射狀直線劃紋，還有淺灰釉瓷和淺灰玻璃釉瓷，也有釉里迸裂灰白瓷和白色亮光瓷等。器形以碗為主，還有杯、碟和豆形器等。（3）新民鄉窯址：分布于距縣城10華里大墩、橋頭、寨仔內、山坪等四處。保存比較完整的是大墩遺址，范圍長39、寬18米。出土物釉色有灰黃、灰青、淺灰、灰蘭和素胎無釉等。器形有碟、碗、杯等。

這里窯址數量多，規模大，產品流傳國內甚少，又都集中在交通較為便利的縣城周圍－五十多年前輪船可以來往及此（據說是由渡船載至港口），至今西安橋附近河床旁邊還留下1904年前后書刻：“同安官渡六渡火輪界址”的碑石，現在的同安港距縣城10華里，距廈門港74華里，距泉州港也不過130華里。由此可以看出，同安宋窯和當時的海外通商貿易也有著密切的關系。

請分析宋朝海外貿易興盛的原因，概況和影響。

1、原因：

⑴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

⑵從國際環境看，唐中期以后，阿拉伯商人不斷向東部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于我國的沿海口岸。著就從客觀上為兩宋的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商業環境。

⑶從兩宋政府的政策來看，都積極支持商人開展對外貿易。

⑷從技術條件看，當時造船技術的提高，指南針在航海上的使用，以及對風向的認識和利用等，這些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宋代海外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

⑸從地理條件看，自唐朝安史之亂后一直到宋朝，吐蕃、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興起，控制了西北的河西走廊一帶，唐宋王朝因此與西亞、歐洲各國的陸上聯系受到阻礙而中斷，東南亞的海路成為宋王朝對外交往的必然選擇。

2、概況：

表現：到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其中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三大外貿港。

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征收商稅；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貨交易的“番市”。

內容：宋代的海外貿易，輸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珍寶、藥材等，輸出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茶葉等。

3、影響：

宋朝海外貿易不僅使宋朝政府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收入，也給通商各國的文明進程增添了活力。

擴展資料

中國瓷器的發展歷史。

經陶瓷工作者的認真研究和對出土實物進行的科學測定證明，在我國原始社會的新石器時代末期，我們的祖先就用瓷土為原料，燒制出胎質灰白、器表無釉、火候較低的器皿，即所謂的灰陶。約在奴隸社會初期的夏代，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工藝水平的提高，人們又在瓷土中摻入一定數量的長石、石英石等成份，燒制出了一種胎質呈白色、質地比較堅硬的器皿，就其燒結性能和堅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無釉，所以稱之為“原始素燒瓷”。

在商周時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種青釉器物。這種青釉器，胎色灰白，結構堅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來能發出鏗鏘的金屬聲；特別是器表施有一層青色或黃綠色的玻璃質高溫釉，看起來它與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與瓷器頗多一致處。經化學分析，其胎質、釉料、燒成溫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項數據都說明它已具備瓷器的標準條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這種青釉器就是我國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當時的工藝技術水平較低，原料的處理和坯泥的練制比較粗糙，沒有經過精細的過濾、淘洗、捏練、陳腐等工藝過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較小，造型比較單調；同時胞料中的雜質尚多，胎體頗多裂紋，釉色也不穩定等等，與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較，便帶有明顯的原始性，所以稱之為原始青瓷。

從戰國到西漢，是從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青瓷，在燒結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個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較大的進展，但與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別。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江南瓷業迅速發展壯大的時期。東起東南沿海的江、浙、閩、贛，西達長江中上游的兩湖、四川都相繼設立瓷窯，分別燒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窯發展最快，窯場分布最廣，瓷器質量最高。

從西晉八王之亂到十六國混戰的一百多年間，北方一帶兵連禍結，經濟凋敝，手工業極端衰落。因此，這一段時間，制瓷工藝一直獨讓南方專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統一了中國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敗，從此確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實行均田制，扶助依附農民立戶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隸，使得農業得以恢復發展，從而也使手工業的復興有了可能。

從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來看，河北、河南一帶，很有可能成為北朝青瓷的中心產區。白瓷最早出現于北朝的北齊。早期的白瓷，胎料細白，顯然經過淘練，但未上護胎釉；釉色乳白，釉層薄而滋潤；釉厚處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現，為制瓷業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紅，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瑯滿目、色彩繽紛的彩瓷。所以白瓷的發明，是我國陶瓷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產地源于南方，東晉之后，北方開始了黑瓷的燒造。河北平山縣北齊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標志著北齊時期已經出現了比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贊皇縣東魏李希宗墓里，曾發現了一塊黑釉瓷片，器型雖無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堅硬細薄，制作也規整。這塊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東魏時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現，標志著北方制瓷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從而為唐宋北方名窯的普遍出現，奠定了基礎。

隋以北朝為基礎統一全國，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帶有較濃重的北朝色彩。隨著南北的政治統一，也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合流和交融，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

唐代燒造的白瓷，胎釉白凈，如銀似雪，標志著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發現的有河北臨城邢窯、曲陽窯，河南鞏縣窯、鶴壁窯、登封窯、郟縣窯、滎陽窯、安陽窯，山西渾源窯、平定窯，陜西耀州窯，安徽蕭窯等都燒白瓷。其中邢窯白瓷成為風靡一時、“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們通常用“南青北白”來概括唐代瓷業的特點。邢窯白瓷與越窯青瓷分別代表了北方瓷業與南方瓷業的最高成就雖是事實。但實際上，北方諸窯也兼燒青瓷、黃瓷、黑瓷、花瓷，也有專燒黑瓷與花瓷的瓷窯。北方諸窯中，很多瓷窯燒瓷的歷史較短，沒有陳規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種嘗試和探索。釉色不厭棄青、白、黃、黑、綠、花，制胎可以兩色重疊拉坯，形成紋理，不薄雅素，更喜富麗。這代表了一種新的自信和進取的時代風格。在南方的唐墓也發現了相當數量的白瓷，只是沒有發現白瓷窯址，但這是一個白瓷向傾向于保守的青瓷進行沖擊的跡象。

五代時期，白瓷的生產仍以北方地區為主。唐代的窯址，大多仍在繼續燒造，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曲陽窯、鶴壁窯、耀州窯系的黃堡鎮窯和玉華宮窯等。曲陽澗磁村窯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盤、燈、碟、盒、罐、瓶、枕各種用具。每一器類的式樣繁多，如碗的式樣竟達八種，可見當時生產的發達。但也正因為在全國分裂、割據的形勢下，各地瓷窯之間借鑒、仿制以至市場競爭不太可能，這種進步與發展又是有限度的，瓷業的新發展與繁榮還有待于北宋統一全國。

宋代是我國瓷業發展史上的一個繁榮時期。瓷系與窯系的形成，是我國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學習，不斷創新的結果；也是制瓷工藝在傳播和發展過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生活習俗的影響而產生的。瓷器在東漢早期浙江出現后，很快地在長江下游一帶傳播開來，井逐漸波及長江中游、上游地區，以及福建、廣東一帶。約在6世紀初葉的北朝時期，中原地區也出現了自己的燒造瓷器。從此我國的制瓷業便形成了南北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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