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網紅經濟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影響(消費至上與娛樂蔓延對兒童價值觀的影響)

價值觀的影響如下：

經濟體制改革及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使得“泛娛樂化”現象在現代社會愈演愈烈，并已超越自身范圍擴展到社會各領域。它突出表現為政治“娛樂化”和文化“娛樂化”，其本質是給人帶來生理方面的愉悅感和心理上的高度依賴，

對青少年價值觀造成一定程度的歷史價值觀隨意化、文化價值觀功利化、道德價值觀失范化、人生價值觀漠視化、審美價值觀庸俗化等消極影響。

因此，亟需遏制“泛娛樂化”現象對青少年價值觀的消極影響，應從學校層面、家庭層面、政府層面、社會層面入手，強化學校價值觀教育，塑造青少年獨立健全的人格和積極健康的個性;

家庭教育中引導青少年樹立積極健康的個人價值觀;加強對大眾傳媒的監管力度，塑造“價值生產”秩序;促進“多重主體”在青少年價值觀教育中發揮作用并實現良性互動。

一、“泛娛樂化”現象的突出表現及其本質

隨著國家對現代媒體產業政策的放開及市場化經營的逐漸深入，越來越多的網絡受眾已成為這些產業的“消費者”。現代媒體在滿足這些消費者的信息獵奇、時間消遣、心理刺激等需求的同時，也使“泛娛樂化”現象逐漸蔓延。

這一現象作為以電視傳媒為代表的新型媒體發展的話語方式和符號表達，在現代先進科技的助推下，一定程度上使滲透社會生活的“娛樂”演變為擾亂人們思想觀念的“愚樂”，尤其是政治內容的主次顛倒、文化話語的肆意濫用。

為此，我們不能因為“愚樂”而喪失思考能力、過度依賴“娛樂至死”，必須警惕這一現象對我們生理上和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傷害，必須識破這一現象的“假面具”。

泛娛樂化”現象的突出表現原本意義上的娛樂是緩解人們神經、愉悅身心的且沒有其他任何功利性目的的“調劑品”，但是在資本邏輯的驅動下，

其由單一的娛樂領域延伸至政治、文化、網絡等領域，演變為“塑造政治、倫理和日常生活的一個強大的、充滿誘惑力的手段”，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是政治“娛樂化”與文化“娛樂化”。

政治“娛樂化”為了讓大眾關注政治話題而討好公眾，不惜僭越道德底線、法律紅線，以娛樂化傳播方式吸引原本感興趣的公眾無法招架、原本不感興趣的群體了解“泛娛樂化”版本的政治信息。一方面，政治“娛樂化”表現為政治生活的“非政治化”。

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提到，這種情況會嚴重損害一個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威性、人們思考能力的靈活性、時政新聞與公民生活的關聯性， 以及社會的公共道德和價值觀念的純潔性，其重災區主要集中在政治理論的學習領會、政治實踐的執行落實等方面的“愚弄化”，

無論在話題切入、內容準備、形式呈現上都展現了“娛樂化”，確實達到了博得眼球、個性展現、輕松愉快等效果。隨著自媒體的風潮涌入，一些人公然與黨和國家“唱反調”，破壞黨內民主和民族團結。

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臺上臺下兩個樣、知行不一，在背后混淆是非、擾亂視聽，自己出來做“網紅”，在公眾面前展現“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而供大眾“消遣”、制造輿論混亂。

同時，一些電視傳媒、自媒體走進娛樂化“死胡同”，制造鋪天蓋地的娛樂性內容，譬如某某明星“離孝譽婚案”“出軌案”，影視節目“惡搞”，使公眾的工作、學巧塵段習、生活籠罩在社會層面的花邊新聞之中，導致國家的歷史文化、時政新聞、思想道德教育等價值性內容一定程度上被“邊緣化”。

另一方面，政治“娛樂化”表現為社會生活的“政治化”。國家廣電總局對網絡視聽節目管理作了明確要求，堅持線上線下的作品審核兄歲標準一致、網絡視聽節目內容與思想內涵一致，倡導青春活力、陽光四射、能量正向等價值觀。

但是，一些生活服務系列節目依舊我行我素，隨意地、無端地冠以“政治性目的”宣傳的帽子，試圖獲得“高大上”的視聽效果、傳播所謂“接地氣”的題材內容，其后果反而逐漸降低了人們對政治話題的敏感性，甚至導致人們的政治認同與實際情況走向背離，進而動搖其理想信念。

文化“娛樂化”以篡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等文化內容為手段，通過制造馬克思主義“無用論”、共產主義“縹緲論”，詆毀和否定英雄人物。

反面人物“正面化”等歷史假象，動搖民族意識的認知，模糊民族文化的追尋，弱化民族夢想的引領，對人們的價值觀和精神家園造成嚴重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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