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網紅經濟是什么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工業文明有哪些特征？)

世20多年后，發生了很大的差別。

比如去年全國非常火的網紅薇婭，以她為中心的團隊只有10個人，卻創造了4.6億的銷售額。排名第二的李佳琦，是賣口紅賣得非常好的男性。

如今，這些人正在我們的生活中大量出現。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他們理解成網紅或者粉絲經濟，因為這些人有知識、有影響力、有專業技能，有非常強的社交能力。

但是如果按照物權和債權體系來衡量的話，他們既沒有物權也沒有債權，因此得不到相應的金融資源的支持。所以，在茫茫人海中只有少數幾個網紅冒出來。

在工業文明或農業文明時代，我們永遠都是用存量去進行金融資源分配的。那么在我們的經濟已經開始以技術、影響力、知識和創新為基礎來進行增長時，我們如何衡量人在其中所具有的價值？因此，我們提出數權的概念。

數權，是憑借可信數字證據要求其他利益主體不跨越邊界利益，依據合約、約定采取行動的權利。

這個可公開驗證，而且可信的數據，目前最好的載體就是區塊鏈。區塊鏈能夠通過眾多節點、去中心、簽名、時間戳等非常強悍的手段，保證數據的可信和有效性。如果沒有區塊鏈作為基礎設施，數字記錄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將很難確認。

在這樣一個基礎上，人的創造力、影響力、知識水平、專業程度、創新能力，在未來的經濟生活當中，將大幅度地被可信數據所記載。

那“是否能基于可信數據記錄來創造和分配金融資源”，將成為比較重要的問題。

當然，不只是創造貨幣，還包括貨幣的分配和交易。

在數字經濟的基本框架之下，我們看到進入數字金融或者數字經濟現在有兩條路徑，這兩條路徑一直在交戰當中：

一條是把區塊鏈當成一個可信的數據庫，為金融等機構提供可信數字證據。

某種意義上講，幣圈和鏈圈在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在鏈圈，是把大量的交易記錄或重要的證據存在區塊鏈上，將其變成可信的數字證據。但最終到分配金融資源這一步時，還要回到傳統金融機構去分配金融資源。

這類是改革，目前中國只允許以這種方式發生。

另一條路徑是一種激烈的變化。

比如比特幣、Libra（Facebook新推出的虛擬加密貨幣）采取的路徑，我根本就不與你商量，直接把貨幣創造和貨幣分配的權利數字化，以至于讓銀行的存在都成為疑問。

這種激烈的方式是和數字經濟本身的內在需求融合在一起的。

這兩條路徑未來如何發展，是我們現在研究中相當關注的問題。

當然，我是提倡通證的。通證可能在兩條路線中相對比較折中，我們認為金融工具、金融載體，可以是多層級的，不一定馬上就要取代貨幣；但可以在股票、證券、ABS（Asset Backed Securities資產支持證券）、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y 抵押支持債券或者抵押貸款證券化）的層面上，先做一些實驗。

現在鏈圈會更更保守一些，認為這樣做也會違反監管條例，所以干脆只做數字證據。

但我想說，本質上大家都在干同一件事情，只是選擇的位置不同而已。現在有像Libra（Facebook新推出的虛擬加密貨幣）、比特幣這樣激進的產品和項目出來，對拓展我們的視野和思路其實大有好處。

因此，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梳理了9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二、數字經濟的九大問題

1.可能發生的數字貨幣“戰爭”

這個問題有關各方，因此各個國家都非常關注。龍白滔博士《數字貨幣潮下的貨幣競爭與體系重建》一文很重要的貢獻是提出了數字貨幣區這個概念。

數字貨幣區，是指某一種數字貨幣集中流通和使用的區域。

這個區域和我們傳統意義上認為的主權區、物理、地理區會有差別，它很可能會發生大量數字貨幣區重疊并行的狀態。

如果在同一地方，或者同一人群，同一個社會里，同時疊加了多個數字貨幣區，實際上就意味著這些數字貨幣在這個地區展開了某種意義上的競爭，甚至是戰爭。

這個環境可能不是在自己的、保護得很好的區域和范圍里自由去發展，而是直接就面臨與很強的數字貨幣之間的競爭。

對于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我們現在討論得并不充分。現階段，很多研究者在討論數字貨幣時，并沒有將其放在博弈的環境下去討論。

Libra（Facebook新推出的虛擬加密貨幣）激勵體系中的監管對抗設計做得很機智，它有一個承銷商網絡，比如你想購買等值一萬美元的Libra幣，實際上你可能要掏11000美元。

但是，多掏的1000美元不是被Libra協會拿走了，而是被分配給了負責把你的美元換成Libra的承銷商群體。他們負責滲入到用戶所在國家和地區，因而可能要承擔匯率損失和匯率風險。因此，他們有權利收這1000美金。

但問題在于，一個國家或地區越是對Libra封堵得厲害，這個區域的人需要Libra時額外支出的錢可能就會越多。這就會對承銷商網絡體系提供一個巨大的激勵。這是Libra體系設計當中自帶的。

其實，這個體系我們并不陌生。但凡貨幣管制的地區，黑市交易都具有這樣的特點，管制得越兇，手續費越高。

Libra與之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和你見面。要進行貨幣交換時，可以臨時寫一個網頁或者運行一個程序去完成交易；之后立刻刪除這個網頁或程序。這會極大地加大監管難度。

所以用立法的方式，事實上很難堵住Libra這種類型的數字貨幣的交易。數字貨幣完全可以竊走主權區域里的經濟活動，當公司之間的經濟往來可以完全不走法幣通道時，各方面的監管將會全部被繞開。

2.數字金融的管理體制

我們國家現在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誰來管理數字貨幣和數字金融？

傳統上，我們會認為應該央行管，因為央行管金融；但是央行不是很懂網絡，而懂網絡的人不一定懂金融；懂網絡又懂金融的人只會監管，又不會促發展。那誰來促發展呢？工信部又跳出來了。

這會涉及很多部門，現在由誰管、怎么管、建立什么機構來管，國內外都還沒搞清楚。

3.數字金融中心

有人認為“數字金融中心”是偽命題。但自從8月18號，因改革開放而生的深圳再度肩負起改革“先行者”和“探路者”的使命。

有大上海、大武漢之說，那么是否有大成都之稱呢？

沒有大成都的稱呼，確切來說，大成都這個稱呼得不到全國認可，就是蓉城、錦城、芙蓉城、錦官城、天府之國這些成都的稱呼都比大成都有市場。個人尤愛天府之國的稱呼。

一、大上海、大武漢美稱的歷史經濟因素。

大武漢和大上海，這兩個名稱也是來自清末民初，它們稱得上大是因為他們歷史與現今的影響。

武漢與上海在清政府被迫打開通商口岸后，后更是被強行租借。特殊的國際政治，口岸開放因素。使得漢口租界和上海租界帶動武漢和上海兩座城市的發展。武漢與上海因為這樣的特殊原因在當時成為中國兩座最先進發達的城市。

武漢和上海成為中國當時最先進的城市，自然稱得上大。當時去過這兩個中國最先進都市的人，回到家鄉自然會進行對比，大武漢和大上海之稱呼也是名副其實。 

上海至通商口岸開放以后一直到現在，上海經濟都是中國經濟皇冠上的明珠，經濟之大名副其實。大上海這個稱呼也名副其實，其實大上海這個稱呼都無法完全描繪出上海的魔力，現在大家更喜歡用魔都來稱呼上海。

而武漢稱呼為大武漢除了經濟也有其特殊的政治地位。

辛亥革命的開端武昌起義發生與武漢，給武漢注入了革命屬性。加上湖北歷來是長江上游要害，武漢尤九省通衢，自來東南有事必爭之地。武漢作為湖北的省會有扼控四方的戰略地位。

革命成功后就少治理國家。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國方略》中提出構想“武漢應略如紐約、倫敦之大”，想要對標紐約，倫敦這些國際大都市，建設中國自己的國際化都市。于是武漢正式開始了有規劃的近代化建設之路。

1938年6月27日，武漢會戰時期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抗戰一周年宣傳大綱》，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 于是全國各地響應“保衛大武漢”的口號，這就是當時武漢的影響力。

新中國成立后，武漢作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國內陸最大的水陸空交通樞紐，中國的經濟地理中心，武漢也不墮大武漢的名聲。教育上武漢是全世界在校大學生最多的城市，也是內陸地區的金融、商業、貿易、文化中心。

武漢的地域也龐大，整個城市時長陷入東邊有雨，西邊沒雨的境地。 

二、沒有不要強行給成都加名字。

現在的成都確實是一個特大城市型都市，衍生出來的都市圈規模也龐大。成都有他獨特的魅力，但是大這個字，沒必要強加給成都。北京，深圳等特大都市圈有強求叫大北京、大深圳嗎？沒有。

但是成都也有稱呼大的時候，學校放假頒布規章制度，不許學生出大成都以外的范圍，這就是不許學生獨自出成都都市圈。這就是一個地域稱呼，影響范圍不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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