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美國公布中國官員海外資產13人名單(胡祖六的人生經歷)

獵狐人員都是“全才”：首先對當地的法律特別了解，知道哪些訴訟可以阻斷在逃人員的移民進程，哪些可以取消他的政治庇護；其次要對他國的政治體制了解，懂得懂得如何從外交部門、警察部門、司法部門獲得應有的援助；最難的還是資金鏈的追查，看這些蛀蟲是如何把錢“洗白”的，看怎樣才能獲得法律層面的支持，讓國家和人民的損失降到最低。

要感謝奮斗在第一線的獵狐人員為我們追逃了寶貴的財產、把犯罪分子繩之以法、讓正義得以伸張。更重要的是，獵狐行動有著更深遠的意義，它代表了一種態度、一種象征：任何傷害了國家傷害了人民的不法之徒，不要妄想著逃脫，就算你逃到了天涯海角，就算你出屁股報換取美國保護，就算你重金收買當地黑幫，我們也一定會想盡辦法把你帶回國，接受正義的審判。

六年以來，獵狐行動碩果累累：緝捕經濟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追贓300多億。

國之蛀蟲，雖遠必誅。天涯海角，有逃必追。

歷史上有哪些喪權辱國的條約？

歷史上喪權辱國的條約有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虎門條約、望廈條約等。

一、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約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清廷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鑒與英國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艦皋華麗號上簽訂，標志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

二、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中國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馬關（今山口縣下關市）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原名《馬關新約》，日本稱為《下關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

《馬關條約》的簽署標志著甲午中日戰爭的結束。中方全權代表為李鴻章、李經方，日方全權代表為伊藤博文、陸奧宗光。

三、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是中國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鴻章與英、美、俄、法、德、意、日、奧、比、西、荷十一國外交代表，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后，于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四、虎門條約

1840年至1842年英國發動的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清朝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而告結束。戰后，英方利用清朝政府對國際慣例和己方利益的無知，引誘清方就通商口岸的各項制度在南京和廣東繼續談判。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7月，雙方達成海關稅則，22日，英方在香港首先公布了《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10月8日，清朝欽差大臣耆英、英國駐華全權公使璞鼎查各自代表兩國政府在廣東虎門簽訂《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又稱《虎門條約》。先前公布的《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作為《虎門條約》的附件，也正式成立。

五、望廈條約

《望廈條約》又稱《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是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3日清朝與美國在澳門的望廈村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是清政府與美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以上內容參考 百度百科-南京條約

以上內容參考 百度百科-馬關條約

以上內容參考 百度百科-辛丑條約

以上內容參考 百度百科-虎門條約

以上內容參考 百度百科-望廈條約

胡祖六的人生經歷

1996年，33歲的胡祖六已經是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卻覺得風景如畫的瑞士讓人寂寞。

10年后，這個不甘落寞的人頻繁出現在中國各種論壇與重要經濟會議上，人們關注他的理由只有一個：他所倡導的經濟變革方向，正與變化中的中國所契合。

早在2003年，胡即對外表示：不應把實行浮動匯率制和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開放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人民幣匯率放開，依然可以對資本項目實行必要的管制。而2004年底，他更是積極宣稱，匯率制度改革條件已經成熟。這些聲音隨著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而被證明是具有前瞻性的。

同時，胡祖六亦在各種場合積極呼吁，國內相關機構應消除外資進入金融業的“非理性恐懼感”，他的論據之一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銀行不良資產率與該國金融開放度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因其判斷力，胡被評價為“輕聲說重話”，也因此，你幾乎意識不到他是高盛資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

作為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也切身實踐著他的理論。高盛在亞洲的業務收入與2004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來自于中國，超過了日本。據說，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高盛，國際金融炒家

離開高盛

2010年3月10日晚間消息，有媒體報道稱，高盛亞太區董事總經理胡祖六今日辭職。高盛高華媒體負責人隨后向新浪財經證實此事。據悉，從4月開始，胡祖六將辭去高盛職務，但仍將是高盛的顧問董事。有報道稱胡祖六之后將投身私募行業。胡本人手機已關機。

2010年3月，一條突發性新聞轟炸了國內各大財經媒體：高盛大中華區主席、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即將宣布退休，辭去合伙人之職。年僅47歲的胡祖六，說“退休”未免言之尚早，他的下一站自然成為猜測的焦點。介于“海歸”金融人才進入國有銀行、監管機構乃至決策部門已成為一種風潮，讓人不禁聯想，胡祖六是否也將成為其中的一員。而且憑他的履歷，足可擔當某些位高權重的頭銜。

胡祖六1997年進入高盛，已供職13年。

社會評價

胡祖六打著客觀分析旗號為國際金融機構服務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說：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里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丁學良在解釋他的“五個論”時說：“我的這個講法并不包括老一輩經濟學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學習環境、研究環境和工作環境與中青年不一樣，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師和恩師。另外，這 個講法也不包括現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較好的大學經濟系里任教、目前暫時回到國內兼職的教授。”(《香港教授丁學良：誰是中國5個合格的經濟學家》《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9日)在西方，也有經濟學家當大官，但他們是在經濟學領域做出非常獨立的、優秀的研究后，才短期進入政府或大銀行等部門，然后他們會很快就回到經濟科學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樣就開始想著賺錢和當官。(《中國合格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 《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10月26日) 這些話的意思讓人覺得，在外國名牌大學畢業暫時回到中國內地兼職的，基本上是“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丁學良實際上是把內地大學所有的經濟學專業貶低得一塌糊涂，那么不著名的教授就更不夠格了。所以他又說，“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其甄選副教授的標準，可作為真正意義上合格的經濟學家的標準”。這就更表現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的副教授都比內地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強。對內地那些忽悠的“著名經濟學家”進行嚴肅的批評是完全應該的，但是那些學者畢竟是少數，借這個機會，把內地的教授進行貶低，就成了不分青紅皂白，打擊一大片了。

這是在討論經濟學嗎？顯然不是！這是在貶低內地的大學教育，我們并不否認內地確實有那么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為利益集團說話，特別是在郎顧之爭中暴露出某些經濟學家的雙重人格——既為利益集團講話，又要打著公共知識分子的旗號，引起公眾的反感。

那么，我們看一看香港的情況吧！外資駐香港的金融大機構雇傭了一批從哈佛等名牌大學畢業的博士，他們表現如何呢？其中有些人也是雙重人格——既為利益集團講話，又打著客觀分析經濟的旗號，我們舉一個例子：

胡祖六 （HU，Fred Zuliu）現任美國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曾任瑞士日內瓦——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與研究部主管。曾獲 清華大學碩士學位和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1至1996年間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華盛頓特區）官員，先后供職于亞太局、財政事務局和研究局，從事經濟研究，并參與對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磋商與技術援助工作。其研究興趣包括宏觀經濟學、公共財政、國際貿易與金融。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競爭力報告》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

看了這些，我們首先可以推翻丁學良所謂“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里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的說法，因為胡祖六是清華畢業的碩士，如果“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里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教師水平低。那么誰培養他考上哈佛呢？類似的情況很多，例如：丁學良本人，70年代末赴上海復旦大學讀碩士學位，碩士研究生期間，他發表了好幾篇閃現思想火花的論文，引起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及一些老先生的注意。1982年，丁學良畢業后調入北京。1983年，丁學良的碩士論文《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觀之概覽》在首屆“中青年社會科學獎”的評選中榮獲一等獎。這個獎也促成了丁學良被推薦至美國留學。1984年8月，口袋里揣著向公家暫借的600美元，第一次登上飛機就出了國。（《丁學良：哈佛博士的酸甜往事》 《市場報》2005年11月11日 第七版）

我們知道，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幫助了丁學良，可惜于光遠先生不包括在丁學良“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之內，因為“老一輩經濟學工作者，他們的學習環境、研究環境和工作環境與中青年不一樣”，不適用丁學良的所謂“國際標準”。轉了一大圈，要成為“真正意義的經濟學家”還是要有海外留學的經歷。這里出現了一個矛盾，丁學良卻忘記一件事，如果沒有中國學者們給他評獎，他又是如何被推薦到美國留學呢？換句話說，美國哈佛大學還是承認了中國學者的評價。

這里，我們并不是要考察丁學良和胡祖六兩位先生的簡歷，而是根據報刊上公開的資料進行分析，由此引出一問題：如果中國內地大學的教授們水平低，他們推薦的學生為什么能得到外國名牌大學的承認？因為，大家都知道，推薦這一步是與國際接軌的，也是出國留學的必要條件。

中國大學教授辛辛苦苦教出了很多學生，然后推薦他們到外國留學，最后卻成了“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里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一般的教授更沒有這個資格。這就出現了一個二律悖反：這些教授如何培養出能夠出國的留學生呢？為什么外國大學要承認中國教授們的推薦呢？這是不是前后矛盾呢？

我們再看看高盛公司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做了些什么事？

2003年初，高盛公司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在“全球投資市場趨勢和機會”報告會上表示，QFII投資滬深股市應該以看好市場基本面為基礎，不能光為了人民幣的升值，匯率投機風險很大。高盛通過“匯率均衡模型”計算后認為，人民幣確實被低估了，但這種低估不是嚴重低估，而是溫和低估了10%到15%。中國連續保持貿易順差，外匯供應超過外匯需求，外匯儲備已經超過3500億美元，如果匯率放開，人民幣肯定會升值。如果QFII只是作匯率投機，完全寄希望于外匯上升，不看好股票基本面和股市前景，那是大錯特錯。高盛不是搞股票炒作，不會太在意股票短期的漲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高盛仍然非常看好滬深股市，看好中國的許多行業。

人們不禁要問：自從2001年以來，駐在香港的某些外國機構人士對深滬股市橫挑鼻子豎挑眼，為什么會一反常態呢？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在中國QFII政策剛剛發布時宣稱：“絕大多數境外機構不會馬上通過QFII進入股市，境外的基金經理也將會因為QFII規則種種嚴格的投資限制對中國境內證券市場望而卻步。”但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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