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及對中國的啟示(凱恩斯理論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條約是主權國家平等協商、相互妥協的產物，但仍然掩飾不了強勢國家的意志與利益，因為國家的實力（尤其是工業和軍事實力）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實力弱的一方必然在國際上受制于強國。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喪失了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在各口岸設立的外國稅務司，職位與中國的海關官員相同，但事實上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廢除后，各口岸一時洋行甚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它們通過支配和控制買辦階層來開展在華進出口貿易；在關稅征繳方面，英國進出口貨物應繳納的稅率須由雙方議定，即協定關稅。英國對華輸出商品的稅率，總體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美國的歷史中有那些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

美國崛起對我國的啟示或者借鑒時，需要注意這樣幾點：

一、首先要理清美國崛起的真實歷史發展進程，這是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如果不在這個問題下足功夫，那么再多再動聽的借鑒也無濟于事。

二、考察美國崛起的主客觀歷史條件，這些條件那些和和我國崛起進程中有類似之處，哪些則沒有。

美國的崛起有著國際和國內的環境，我們既要考察國內因素，又要考察國際環境。

正由于美國崛起有著她自身的特點和歷史條件，她的崛起有著借鑒意義，但是決不可照搬。

三、還有鑒別清楚崛起進程中那些是作為現代化進程 *** 有現象，哪些則是美國社會所特有的現象。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堅持特色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

四、再要區分不同時代崛起的特殊條件，有些因素在19世紀有著重要作用，有些因素在21世紀就沒有那么作用。

時代不同是不能把不同時代的因素和條件和當前相混同的。

例如美國的崛起是在19世紀條件下的崛起而不是在20世紀條件下的崛起，更不是21世紀初期的崛起。

有些條件在19世紀有，但是21世紀很難有，例如大陸擴張、西進運動、長期和平的國際環境等。

五、在討論借鑒美國經驗教訓時，是不同把已經崛起的美國和崛起后的美國相分離的，事實上我們很難將崛起中和崛起后的發展截然分離開來。

所以我們不能將那些崛起借鑒作用絕對化，而是要視為一個演變的過程。

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有借鑒作用的因素。

六、美國崛起不是源于一個或者兩個因素而是綜合作用的結果，為了某種需要突出強調崛起的某一個因素，并不一定符合美國崛起的實際

美國的崛起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強勁活力，這種活力是和她在發展中逐步完善和進一步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機制是分不開的。

否則難以解釋為和在崛起后繼續快速發展，在其后的一個多世紀里名列世界榜首。

現在來談談美國崛起歷史條件中哪些因素是值得借鑒的，哪些是難以借鑒的：

第一，關于外來移民和國內居民分布的借鑒作用

作為一個外來移民的國家，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本身已經人滿為患，不可能借鑒美國自由移民的經驗，但是美國重視吸納世界各國的人材精英政策、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方面的政策，是很值得我們借鑒的。

美國也是一個人口有序流動的王國，這種橫向和縱向的水平和上下流動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活力的增強。

我們注意到美國的人口流動有一個發展過程，并不是在短期內立竿見影的。

人口分布從美東向美西擴散，而南北分布也更趨均勻，在人口流動時重視縮小城鄉差別、交通運輸先行、經濟區域科學分布和保障基本人權，這些對于我國人口的流動同樣有著借鑒作用。

第二，關于長期處于和平發展的環境的借鑒作用

美國在各個大國中堅持長期的和平環境是十分罕見的這不僅表現在其一,從總體上說,除了近代史上不斷的對印第安人的戰爭,美國的戰爭比其他國家要少,且192年來在國內本土上沒有外國士兵為所欲為,142年以來沒有國內戰爭,雖有戰爭但主要在國外進行,在近代史上美國的戰爭和國防經費較少。

其二,美國的對外政策為美國和平發展環境提供了國際安全保障,這里包括建國初期的中立宣言,1823年的不干預歐洲事務也不允許歐洲干預美洲事務的門羅宣言,1900年適應時代需求的門戶開放政策,以及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先中立后選擇有利時機參戰等。

我們需要爭取長時期的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上述情況不無借鑒意義。

*** 告誡我們韜光養晦迄今仍需牢記。

我們不要不應不能也無立當頭，我們需要埋頭苦干做好我們自己的事。

美國當時最大的對手是英國，當時美國的一系列對外政策在處理和英國的關系上是成功的。

1812-1824年戰爭的結果，美國排除了發展的最大障礙，這一點對美國崛起極為重要。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19世紀美國崛起的和平環境是和當時美國東有大西洋，西有太平洋、南有被美國大膽削弱的弱國墨西哥北是19世紀后期才獨立的人口稀少的加拿大，這樣的周邊自然和國際環境對美國的發展十分有利。

而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的周邊國家環境對中國的發展并非都是有利因素，至于兩大洋的有利自然環境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促進全球現代化發展使海洋的安全保障受到新的挑戰，以為兩大洋可以確保國土安全也成了一廂情愿的事了。

第三，關于美國大陸擴張和西進運動的借鑒作用

美國的崛起和美國大陸擴張及西進運動是分不開的。

美國的大陸擴張兼有非殖民化和侵略擴展的兩重性質，對于美國大陸擴張中的侵略性一面，我們顯然不能借鑒，對于其中通過非殖民化途徑，擴張美利堅合眾國一面我們顯然也無法借鑒。

我們維持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通過和周邊國家劃定和平國界而在事實上放棄了歷史上本來曾經屬于我們管轄的領地，或者雙方達成共識擱置爭議，謀求和平發展。

我們更不可能通過非殖民化手段來擴大國家的疆域。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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