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美國公布中國官員海外資產第一批(中日兩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及其異同比較)

闊，來自于其他行業的華商也紛紛晉身于上流社會。例如，李右泉少年時來港學習經商，后來在香港創辦了多家工廠，是杰出的企業家。許愛周是航運業巨子，澳洲歸僑馬應彪、蔡興和郭泉等人是以百貨業而發達，簡東浦則是東亞銀行的創辦人。

第三，一批華人專業人士成為中上層社會的成員。香港華人的崛起是從經濟領域開始起步的，20世紀以后，華人也開始在其他領域顯露頭角。一批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華人深諳現代西方專業人士服務之道，成為醫生、大律師、律師、記者、教師、建筑師、工程師、保險公司經理人員。如曹善允、羅文錦是先留學英國，后在香港執業的律師。還有如李樹芬等人是留學歸來的開業西醫。這批專業人士雖然不是經商出身，但以其專業技能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社會地位。另外，居于社會中層的華人數量有所上升，主要包括知識分子、文員等。據陳謙在《香港舊事聞見雜錄》中記載：二戰前在香港開辦學校必須有保證人，而可以作保的人則有“香港太平紳士、醫生、牙醫、律師及持有香港政府發給專門技術執照者如司機、官校教員等。”[30] 由此可以想見這批專業人士已經躋身于社會的中上層。

（二）華人中上層社會的特點

20世紀以后，增添了新鮮血液的香港華人中上層社會產生了如下的新特點：

其一，接受過西式教育的華人明顯占居優勢地位，逐漸成為上層社會中的頂級人物。開埠初期，受外國傳教士影響，香港出現了第一批會講英語的華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一代接受英語教育和西式教育的華人脫穎而出。他們大多生長于香港，畢業于政府所設立的皇仁書院和拔萃書院。有一部分人還有海外游學，尤其是英國留學的經歷。這一批華人在香港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如魚得水，獲益頗豐。他們在經濟上能夠最大限度地適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創辦的企業往往站在經濟發展的前沿，如簡東浦之開辦東亞銀行，郭泉兄弟之創設現代百貨業。在政治上，他們日漸成為港英政府加以倚重的對象。對戰前香港知名華人的傳記略加分析便可發現，具有西式教育背景的華商在獲取社會職位方面明顯處于上風，而缺少西式教育背景的華商的活動范圍多局限于華人圈。另外，香港社會中，成為專業人士或在政府獲取行政職位都必須以西式教育資格為基礎。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接受過西式教育或具有西化傾向的華人日益成為社會中的精英。

其二，世家的形成。開埠以來，華人中上層社會的成員絕大多數出身寒微，靠著白手起家獲得了財富和社會地位。20世紀以后，華人中上層社會經過數十年發展，已經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與連貫性，因此，華人社會中出現了一批顯赫家族。這些家族的祖輩多是貧賤的廣東人，憑借著廣東人長于經商的天賦而發達。他們成為富商之后多培養后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西式教育，由此保證了這些家族在香港能夠長盛不衰。二戰前可圈可點的顯赫家族主要有：何東家族、利希慎家族、馮平山家族、周少歧、周

請列舉一些中國金融事件，如3.27國債事件？

2005年中國十大金融事件

1.央行成立上海總部

2005年8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正式在上海掛牌成立。上海總部主要以現有的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為基礎進行組建，作為人民銀行總行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總行的領導和授權下開展工作。央行副行長項俊波兼任上海總部主任、行長助理馬德倫和上海分行行長胡平西分別兼任上海總部副主任。

人民銀行上海總部主要負責中央銀行部分操作性業務，這將更加便利中央銀行從金融市場一線獲取信息，從而能夠更加及時、有效地進行業務操作和動態微調，提高金融宏觀調控效率。此外，根據總行授權，上海總部還承擔對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等總行直屬在滬單位管理工作，以及上海黃金交易所、中國銀聯等有關機構的協調、管理工作。

上海總部的職能定位是“總行的貨幣政策操作平臺、金融市場監測管理平臺、對外交往重要窗口”。設立央行上海總部，有助于進一步完善中央銀行決策與操作體系，提高中央銀行宏觀調控水平；有利于發揮貼近金融市場一線的優勢，提高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金融服務、特別是金融市場服務的效率；有利于擴大上海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2.人民幣匯率改革邁出新步伐

2005年7月22日，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根據市場供求關系進行浮動；人民幣對美元的初始匯率調整為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至此，備受矚目的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又邁出了新的一步。

7月22日之后，人民幣匯率一路上升。截至12月19日，人民幣對美元達到了8.0730，創下歷史新高。以8.0730計算，人民幣匯率收盤價較匯改之前的8.28水平，累計升幅達到2.456%。

人民幣匯率改革是我國政府堅持“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原則，充分考慮到國內改革和發展需要以及對周邊國家、地區以及世界經濟金融的影響之后進行的。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有利于發揮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有利于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人民幣匯率改革邁出新步伐

3.央行推出短期融資券

2005年5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短期融資券管理辦法》，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向合格機構投資者發行短期融資券。5月26日，華能國際和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等5家企業成功發行了7只短期融資券，分布在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四個期限品種，總面額共109億元。其中一年期短期融資券的參考收益率為2.92%。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光大銀行分別擔任了7只短期融資券的主承銷商，農業銀行、中信證券等8家金融機構%

中日兩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及其異同比較

中日近代化之比較

19世紀60年代起，中日兩國都開始了近代化改革的進程。這不是偶然的，兩國都是在內憂外患的狀況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逐步強大，中國屢次改革卻沒有使中國走向富強，反而加劇了列強的瓜分腳步。

日本是一個善于學習的國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盤中化，明治維新中的全盤引進西方文化，將西方先進技術引進國內產業，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與國內天皇制相結合而成的具有本國特色的君主立憲制，使日本統一于以天皇為中心的統治階級之下。

一、改革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

在改革前，中日兩國都面臨著國內人民起義不斷和外部列強侵略加劇。因此，兩國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滿了激烈的斗爭。但由于兩國的傳統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不同而又有所差異，并對近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近代前，對兩國社會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傳統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兩國都是封建專制的國家。日本的傳統體制屬于封建世襲領主制。在幕藩體制下，日本是一個松散的有多個藩地組成的國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權，可以說是地方自治；但是這些藩地有很強的天皇中心觀念，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權體制相對簡單得建立起來。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屬于集權官僚型的政體，權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機構龐大，民間難以形成類似明治維新中的各種社會勢力，政權的社會基礎難以擴大，改革的道路必將曲折。日本政府統治階層面臨人民斗爭不斷。30年代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權大，促成了后來的強藩改革，這些小規模的改革也為明治維新培養了一批有實踐經驗的領導者。

幕藩體制下等級森嚴，被統治階級受著本國統治階級和外國侵略的雙重壓迫，日本農民階級的反封建反侵略斗爭高漲，成為明治維新成功的最根本動力。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經危機重重的統治秩序更加不穩定。

中日兩國都是“后發型”現代化，但日本“后發”的同時又是“外生”的，有學者認為日本實現較徹底改革的關鍵是立志推進現代化的領導人掌握了國家實際的政治權力，能將傳統政治領導轉化為具有現代化傾向的政治領導，并維持領導集團內部的高度團結。

日本在幕府時代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天皇并無實權，幕府末期，掌握實權的幕府統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對內對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國內人民的不滿，出現了統治危機。這使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得以發動并成功。無實權的天皇和下層資產階級可以聯合以奪取實權，下層的資產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義去反對幕府統治者，這些條件在中國是沒有的。在“尊王”的口號下，各階層很自然得都擁戴天皇，使天皇在實際上取得了統治權。

中國的清末憲政只是一場統治階層的自救運動，其目標不是改變落后面貌，而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清政府發布的政令都流于書面，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戊戌變法雖然有涉及政體方面，但光緒皇帝沒有實權，他頒布的詔書對各地官員沒有約束力，得不到實行；維新派沒有注意到發動群眾，改革僅局限于部分知識分子階層，沒有像明治維新那樣強大的基礎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農民階級的切身利益。

日本統一的國內市場形成較早，試圖組織商品生產或商品流通的現象，主要只是在江戶時代的初期才能見到，到了幕府末年，無論是幕府還是諸藩，都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現實。中國傳統的經濟觀主要以劉錫鴻為中心，他提出“農務久安”的觀點，反對發展工商業，其主要觀點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而強化對農民的封建剝削，為防止封建社會瓦解而極力反對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進商品流通，阻止工商業的發展。

日本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市場，以次為背景商業資本也獲得長足發展，并為求得利潤的擴大而重視海外貿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現了貿易振興論和商品立國論等思想。隨著傳統的經濟觀逐步崩潰，中國的傳統經濟觀在經歷了林則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動搖，但是始終不能像日本那樣徹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封建的自然經濟觀仍然占統治地位。

中國戊戌變法時期與幕府末年經濟水平相當，當時中國已經擁有一些正規的資本主義企業，而幕府時期的“日本資本主義還處于它的前身階段--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的階段”，然而這個階級卻“成了維新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中國農村自然經濟接替過程緩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強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資本卻沖破樊籬，侵占了生產領域。不像中國的商業資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費，日本商業資本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大生產，促使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中國商業分散，且規模小，多與農業生產和家庭副業結合起來，成為資本主義資金積累的障礙。

中國洋務運動在國家出資興辦近代企業后，實行壟斷經營，排斥商人投資新式企業，而明治維新時期，政府不但引進技術，而且鼓勵和支持私人資本的經營。

二、傳統和改革派的態度

從傳統文化及改革派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來看，中日兩國也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由于曾經有過極其輝煌燦爛的古代文化歷史，統治者素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外國為“夷”，加上長期的出超，使統治者一直以為中國無所不有，甚至資方的富裕也以來于中國。觀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縛著統治階層，改變現存的體制是難上加難。郭沫若曾指出：“中國固有文化的負擔太重了，資本主義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對過去的文化懷著一種崇敬，對新的文化發生抵觸，往往視歐美文化為夷狄之邦。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中國文化誠然是光輝的，但就因為太有光輝，在變革時期便不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日本雖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國傳來的文化，但細的說來，日本的負擔沒有中國那樣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來文化的傳統。

很赞哦!（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