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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合上半程進行總結和梳理，并對后15個月的談判進行部署。然而，由于在農產品議題和是否啟動“新加坡議題”的問題上發展中成員表現出令發達成員始料未及的堅定立場，經過六天的激烈爭吵，坎昆會議既沒有發表任何部長宣言，也未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重蹈了西雅圖會議的覆轍。

五次部長理事會，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步履艱辛——而這正是WTO成立十年來的真實寫照。

五、WTO啟動了成立以來的首輪多邊貿易談判——多哈回合，努力推動和制定21世紀國際貿易的新規則

如前述及，根據多哈部長理事會的安排，WTO成立以來的首輪多邊貿易談判——多哈回合談判于2002年1月正式全面啟動。WTO在總理事會之下專門設立了貿易談判委員會（TradeNegotiationsCom－mittee，簡稱TNC），并分8個談判小組推進一系列重點議題的談判。

然而，多哈回合啟動以來，談判一波三折，特別是有關“TRIPs與公共健康”等四個關鍵議題的時間節點都一再錯過，使談判陷入了嚴重的遲延狀態。

坎昆會議失敗后，為了挽救多哈回合，WTO繼續推進相關議題的談判，并將2004年7月確定為完成農產品及其他有關議題的最終期限。因為，7月以后美國將集中精力于國內的總統競選；而多哈談判的積極推動者——當時的歐盟貿易代表拉米也將在2004年秋天隨著歐盟委員會的改選而離任。

瑞士日內瓦當地時間8月1日零時30分，經過兩周的緊密磋商，以及7月30日起連續40個小時的晝夜談判，WTO成員終于就多哈回合全球多邊貿易談判的主要議題達成《多哈工作計劃》（一般稱為《框架協議》）。

《框架協議》就農業、棉花、非農產品市場準入、發展問題、服務、其他談判機構、貿易便利化和工作計劃的其他要素8個方面對多哈發展議程的現實狀況進行了簡要總結，并在附件中就下一階段主要議題的談判提供了建議和框架。

應該說，《框架協議》是多哈回合談判全面啟動以來，在各成員堅苦卓絕的努力下所達成的一項重要的、來之不易的階段性成果。但毋庸否認的是，《框架協議》的政治意義遠大于指導談判的實際意義。

《框架協議》達成后，尤其是進入2005年以來，8個談判小組紛紛開始為即將舉行的香港部長理事會做準備。與此同時，一系列非正式部長會議頻繁舉行。在2005年5月4日的巴黎非正式部長會議上，貿易部長們就農產品關稅換算的技術性問題達成了初步一致，從而解決了這一阻礙多哈回合進程的棘手問題。

不過，談判的總體進展是不盡如人意的，7月底前沒有任何一個談判小組能夠拿出“初步一致”的協議文本，農業談判的緩慢步調影響了整個談判的加速度。進入9月份后，新總干事拉米不斷呼吁各成員注意談判節奏。11月26日，WTO向所有成員公布了第六屆部長理事會的文件草案，并希望以此加快多哈回合談判的進程。但截至12月初，農業、服務貿易和非農產品市場準入等關鍵議題依然沒有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六、WTO逐步建立起一套統一適用、方式多元、滾動推進的爭端解決機制，有效地維護了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

WTO的爭端解決機制被譽為“WTO皇冠上的明珠”。概括而言，WTO時代的爭端解決機制比GATT時代的爭端解決機制有了新的發展，大致可以體現為如下十個方面：

1、適用范圍極其廣泛，涵蓋了除《貿易政策評審機制》以外的《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最后文本》中的所有協議。

2、設置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SettlementBody，簡稱DSB）來具體負責爭端的解決。

3、對各個協議下的爭端規定了基本統一的爭端解決程序。

4、將準司法方式和非司法方式相結合，設計了一套以“磋商——專家組程序——上訴機構程序”等基本程序為主軸，同時包含了斡旋、調解和調停等程序的爭端解決機制，形成了一整套滾動式、階梯式的爭端解決模式。

5、對爭端解決的各個環節和程序規定了明確的時限，以敦促爭端解決的及時性。

6、在爭端解決機制的專家作用方面，相關的規定使專家的身份獨立性和工作權威性得到了有力的加強。

7、設立了爭端解決機制的常設上訴機構，從而形成了WTO獨特的“兩審終審制”，增加了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靈活性和權威性。

8、爭端解決機構在通過專家組報告和上訴機構報告時采用“倒協商一致”原則，使專家組和上訴機構的報告處于“準自動通過”的狀態，從而在事實上確立了WTO爭議解決機構的強制管轄權。

9、實施了“交叉報復”的制裁方式，大大提高跨部門、跨協議制裁的力度。

10、給予發展中國家成員，尤其是相對弱小的發展中成員以必要的關注和特別的照顧。實踐表明，WTO爭端解決機制在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確定性、穩定性和可預見性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當然，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仍有許多需要澄清和改進的地方。作為多哈回合的19項議題之一，目前有關爭端解決機制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如下八個方面：（1）專家組應為常設機構還是臨時機構；（2）上訴機構可否將案件發回重審；（3）是否需要公開聽證會和書面陳述；（4）是否需要接受“法庭之友”的陳述；（5）貨幣補償是否可行；（6）如何加強報復能力；（7）敗訴方是否應當承擔訴訟費用；（8）DSU第21條第5款與第21條的適用順序該如何確定。

七、WTO確立了貿易政策評審機制，對敦促各成員遵守WTO規則、提高其貿易政策透明度，從而確保多邊貿易體制的平穩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

貿易政策評審機制（TradePolicyReviewMechanism，簡稱TPRM）是WTO成員集體對各成員的貿易政策和措施及其對多邊貿易體制發揮作用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定期、全面的經常性的審議，它是WTO對各國貿易政策進行監督的核心。TPRM建立于1989年4月12日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期評審會議，這一機制的確立很大程度地彌補了GATT多年來在監督締約方貿易行為方面的缺陷。

根據《貿易政策評審機制》的規定，WTO將根據不同成員的貿易量比重對其實施不同周期的貿易政策評審：對貿易量前四位的成員，每兩年實施一次；對貿易量第五至第二十位的成員，每四年實施一次；對其他成員，每六年一次；對最不發達成員，可以確定一個更長的評審周期。

自貿易政策評審機構建立到2004年底，貿易政策評審機構一共進行了197次審議，審議范圍涵蓋了148個成員中的114個，這些成員代表了世界貿易總額的88%。

實踐證明，貿易政策審評審機制一方面有助于提高WTO成員貿易政策與體制的透明度，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強對WTO成員履行多邊貿易體制的情況進行監督，確保WTO規則的實施。

八、反全球化浪潮和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對WTO的運作和其宗旨的實現構成重要障礙，給多邊貿易體制帶來沖擊

在WTO成立的十年間，世界經濟加速一體化，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反全球化的浪潮日漸洶涌，與多邊貿易主義的矛盾日益尖銳。1999年11月，西雅圖部長理事會期間，美國工會組織和環保主義者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全球化運動，成為此次部長理事會無功而返的重要緣由。這也揭開了近四年來一系列“反全球化”運動的序幕。到了2003年9月的坎昆部長理事會期間，反全球化浪潮更是甚囂塵上——會場外來自98個國家的980個非政府組織共約5萬名反全球化人士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

此外，在WTO成立的十年間，受經濟衰退的影響，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紛紛抬頭，也對多邊貿易體制帶來了沖擊。

反全球化的浪潮和花樣繁雜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成為日益威脅著多邊貿易主義的信譽和權威，給多邊貿易體制帶來嚴重沖擊。

九、WTO成員間的利益矛盾日趨尖銳，發展問題成為至為重要的關切和推動多邊貿易談判進展的關鍵所在

與GATT時代的八輪多邊貿易談判相比，WTO成立以來所啟動的多哈新一輪談判涉及了當代國際貿易中更為廣泛、更為深入的問題，并且逐步逼近了各成員的心理承受底線，因而必然遭遇錯綜復雜的利益交鋒。

整體而言，在新一輪談判中，發展中成員較為關心烏拉圭回合協議的執行問題，而發達成員則更為關心服務貿易和“新加坡議題”。在具體議題上：在農產品談判中，美國和凱恩斯集團的觀點與歐盟和日本的觀點針鋒相對；在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的談判中，美國的觀點與發展中國家的觀點亦是相去甚遠；而在爭端解決機制的澄清與完善的談判中，更是觀點諸多，莫衷一是。

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WTO成員結構的變化和談判的進展，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的矛盾正日益突現，發展問題日益成為WTO談判中的重要關切。長期以來，由于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經濟實力和談判力量對比懸殊，致使長期以來許多發展中成員并未真正從這一體制中獲得應有的好處。

發展中成員日益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并日益團結合作。在這樣的努力下，發展中成員利益日益受到WTO重視，將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命名為“多哈發展議程”，其原因也蓋在于此。“20國集團”的建立及其在坎昆會議上的表現已經用事實證明了發展中成員在WTO事務中的崛起，而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的加入更實質性地改變了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的力量對比。從《多哈宣言》中還可看出，發展中成員的利益訴求，正由原來單純注重“優惠措施與差別待遇”，逐步轉向注重“技術援助”與“能力建設”等這些更為根本性的問題。

可以預見，沒有對發展中成員的利益予以切實的關注和維護，多哈回合就難以真正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十、形式多樣的區域貿易安排（RegionalTradeAgreements，簡稱RTAs）成為多邊貿易談判陷入困境時的替代選擇，對WTO所倡導的多邊貿易主義產生重要影響

如前所述，多邊貿易體制中成員眾多、結構復雜、矛盾尖銳、進展緩慢。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國家和地區另辟蹊徑，紛紛通過區域貿易一體化的方式推進貿易自由化進程。這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貿易安排蓬勃興起的重要原因。

對于區域貿易蓬勃發展的客觀現實，WTO對其成員之間的區域貿易安排采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一方面在其法律制度中確立了區域貿易安排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同時又力求對其進行必要的規范和引導。WTO總理事會還于1996年2月專門成立了“區域貿易協議委員會（CommitteeonRegionalTradeAgreements，CTRA）”，專門負責對各種區域貿易協定集中進行審議。但必須承認的是，十年的實踐表明，這些條件和程序要求在顯示操作中卻顯得力不從心，缺乏有效的約束力。

客觀而言，區域貿易主義對多邊貿易體制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助于自由貿易思想的傳播，可以成為多邊貿易體制的“試驗場”，與多邊談判形成“協同作用”，為多邊談判提供經驗和技巧；但另一方面，區域貿易安排“內外有別”的做法勢必對WTO非歧視的原則構成挑戰，區域貿易安排所產生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也勢必損傷區域一體化以外的其他WTO成員利益，誘發貿易摩擦。

可以預見，如何對區域貿易安排實施有效監管，引導其在與多邊貿易體制相同的方向上并行不悖地前行——這將成為未來WTO面臨的重要課題。

綜上十方面的特征可見，WTO成立以來的十年是成就斐然和歷經坎坷的十年。迂回曲折、蹣跚前行——這是我們對未來WTO運作和多邊貿易談判進展特征的基本判斷。對于剛滿四年的中國而言，加入WTO以來，中國以經濟發展速度最快、履行承諾最嚴肅的實際行動，積極參與新一輪多邊貿易體制，在WTO中樹立了一個有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為維護發展中成員的利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多邊貿易體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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