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融資性貿易合同詐騙案例(大學生如何防范詐騙)

踐層面上觸犯刑法，尚無可從公開渠道的案例支持，尚有待監管層面、司法層面乃至立法層面的進一步確定。

此外，根據公開渠道所能獲知的信息，那些目前較為成功的P2P平臺，它們所堅持或實際經營的P2P業務，一般也都包含著“信息服務”，并排除了一些特許資格業務。

例如，作為入選2015年“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排行榜(中國互聯網協會、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在京聯合發布)的兩家P2P企業：

人人貸【人人貸商務顧問(北京)有限公司】的經營范圍是：“互聯網信息服務;經濟貿易買粉絲;投資買粉絲;技術推廣服務”;

陸金所【上海陸家嘴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營范圍則是：“金融產品的研究開發、組合設計、買粉絲服務，……;第二類增值電信業務中的信息服務業務(僅限互聯網信息服務)，……”

此外，作為國內P2P行業的業內首家及P2P本質業務的堅持者，拍拍貸【上海拍拍貸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的經營范圍是：“金融信息服務，計算機網絡專業領域內的技術開發、技術買粉絲、技術服務、技術轉讓，計算機系統集成及軟硬件的開發與銷售，數據處理服務，電子商務(不得從事增值電信、金融業務)，……”

結合以上自公開渠道取得的案例及經營范圍信息，不免看到：P2P行業的本質，是金融信息服務、借貸居間服務;另一方面，就單純經營P2P本質業務而言，并不構成非法經營罪。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就罪名本身而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非法經營罪之間存在一定的競合關系，即未經批準而非法從事銀行業務的，即涉嫌非法經營罪。在我國，如果任何單位和個人如果未經批準，非法從事銀行業務活動，就觸犯了我國《刑法》，構成非法經營罪。而吸收公眾存款，即是銀行業務的一種。因此，若P2P平臺面向公眾吸收資金并構建資金池，則不僅觸犯了非法經營罪，更觸犯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而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則有著如下的規定：

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向社會公眾(包括單位和個人)吸收資金的行為，同時具備下列四個條件的，除刑法另有規定的以外，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一)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

(二)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

(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

(四)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不屬于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目前，大多數的P2P平臺，無疑是沒有吸收公眾存款的資質的;其次，平臺為經營其業務，“向社會公開宣傳”是無法回避的，因為，信息公開和共享正是P2P平臺的生命力所在。因此，以上述司法解釋推之：一方面，P2P平臺本身，根據其本身的業務特點，既已經構成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P2P平臺是否觸犯該罪，關鍵在于其是否向公眾吸儲并承諾回報。據此，作為一個網絡融資平臺，P2P平臺的本身屬性，便決定其往往游走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邊緣。

所以，若平臺不能獨立于借貸雙方，而是歸集資金構建資金池并尋找借款人，同時承諾一定的收益，則其將在相當的程度上構成“吸儲放貸”并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此外，在舉不勝枚的諸多案例中，可以看到的是：能否償還本息，壞賬是多少，雖對量刑有所影響，但就案件的定性是沒有影響的。易言之，司法實踐中，無論資金是否順利運作，若“吸儲放貸”的P2P平臺擾亂了金融秩序并構成了司法解釋的四個條件，平臺及其經營者即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這一行為罪。

例如，在以下的案例中，法院如何就案件進行定性，便可見一斑：

(2014)深羅法刑二初字第147號(平臺名稱：東方創投)

本院查明，……被告人鄧某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后，將犯罪所得的人民幣2200萬元支付給深圳市和記某地產有限公司用于購買房產……

本院認為，被告人鄧某、線某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規，非法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2015)銅中刑終字第00039號(平臺名稱：徽煌財富)

本院查明，……經查：各被害人在“徽煌財富”P2P網絡借貸平臺注冊并將資金轉入平臺指定賬戶，控制借貸平臺資金賬戶、支配資金進出的是陶秀義，陶秀義為獲取息差將資金借貸給陳玉根。……

本院認為，陶秀義未經國家金融主管部門批準，通過建立P2P網絡借貸平臺，發布虛假的借款投資標的，承諾給予高額利息回報為誘餌，向不特定的654人非法吸收資金5036萬余元，數額巨大，且造成他人兩千余萬元經濟損失，嚴重擾亂了國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2015)香刑初字第229號(平臺名稱：黑龍江宸瀚財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經審理查明，2013年7月23日，涉案人員李威伙同初文斌(均另案處理)經預謀冒用居民宋某某的身份注冊登記了宸瀚公司，并招募理財業務員。在未取得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經營金融業務的情況下，通過報紙刊登投資理財廣告進行宣傳，以“P2P”委托理財的形式，承諾高息保本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吸收存款，從中非法獲利。

本院認為，被告人王某某、楊某某、張某甲、何某某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伙同他人以委托理財的方式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擾亂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王某某、楊某某、張某甲參與犯罪數額巨大，其行為均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成立。

(2014)明刑初字第00259號(平臺名稱：平海金融)

經審理查明：……，嚴慶海對于通過線下支付方式進行充值的人員給予一定獎勵。之后，嚴慶海將其吸收的公眾資金用于投資房地產開發以及借貸他人等。

本院認為：被告人嚴慶海違反國家規定，向社會不特定人員變相吸收公眾存款1億余元，數額巨大，擾亂金融秩序，其行為已觸犯刑律，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上述自公開渠道檢索到的案例與相關法律法規相互佐證，反映出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司法實踐中的如下特點：無論是基于我國立法還是司法實踐，在P2P中，只要實施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并將所吸收的資金用于借貸或相關投資業務，或向投資人返還的，便可能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從而引起相當的刑事法律風險。

集資詐騙罪

隨著“優易網案”一審判決的落地，P2P平臺再次進入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該案中，法院認定，被告人除將集資的部分資金以月息3%或免息借貸給二人實際使用外(該款項均已歸還)，在借款人不知情且其無歸還能力的情況下，將絕大部分集資款通過某投資公司配資投資期貨、炒股，截至2012年12月21日，共計虧損1259萬元。被告人逃匿以后，以宋某的名義繼續通過乾騰投資公司配資投資期貨，自2013年1月9日~2013年4月10日，共計虧損20余萬元。由此，法院認為，兩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特別巨大，構成集資詐騙罪。

再結合另一案，即可以見到，在認定P2P平臺是否構成集資詐騙罪的定性問題上，法院是較著眼于“資金的用途”的：

(2015)銅中刑終字第00038號(平臺：華強財富)

……

法院查明，所騙取的1109萬余元中，吳義華為取信投資人而投資購買池州某林場用去235萬元;剩余款項中，吳義華用于歸還林某借款本息450萬元，給付余某建立和維護平臺費用140萬元，其余用于華強公司的運營和歸還其個人其他債務等。

……

法院認為，原審被告人吳義華、上訴人吳秋虹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1109萬余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集資詐騙罪。

結合上述兩案，從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雖與吸收公眾存款罪同樣存在非法集資的情況，但在犯罪人將款項用于個人投機、償債等，而非平臺的放貸或投資，則法院更傾向于認定犯罪人所構成的是集資詐騙罪。易言之，若P2P平臺建立資金池，且資金用于P2P平臺業務，則更可能涉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若平臺建立資金池，但資金用于P2P平臺業務以外的方面，則更可能涉入集資詐騙罪。而目前，集資詐騙罪的最高法定刑，為死刑。

在案例之外，若僅就“集資詐騙罪”罪名本身而論，其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主要分野點，就在于犯罪主觀要件方面。易言之，存在“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集資詐騙罪區別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重要特征。

而至于何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目前，未有法律立法層面的明確規定，但在一則司法解釋中也可略見二三：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根據《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和第一百五十二條的規定，利用經濟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

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詐騙數額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合同標的數額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行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其行為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

(一)明知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擔保，采取下列欺騙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并造成較大損失的：

1、虛構主體;

2、冒用他人名義;

3、使用偽造、變造或者無效的單據、介紹信、印章或者其他證明文件的;

4、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或者其他結算憑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5、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擔保條件的抵押物、債權文書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6、使用其他欺騙手段使對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簽訂后攜帶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逃跑的;

(三)揮霍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

(四)使用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

(五)隱匿合同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拒不返還的;

(六)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者雙方另行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

在這則司法解釋中，最高人民法院就類型化的解釋方法，對“非法占有目的”進行了列舉式的說明。并且，從這些說明中，我們也無疑可以看到的是，犯罪人是否具有犯罪的內心意思，乃是由外部的客觀行為去反推的。而在P2P平臺的犯罪中，如何用客觀行為反推，我們認為，前述的兩個案例無疑給了我們一些提示。

據此，結合前述的兩則案例，我們認為，在認定P2P平臺是否觸發“集資詐騙罪”上，審判實踐中傾向于認為：

(1)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集資詐騙罪”區別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重要標識;

(2)就“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認定，法院一般是以犯罪人的客觀行為反推的;

(3)P2P平臺吸儲后，資金不用于P2P業務，而平臺經營者揮霍資金、潛逃、用于犯罪行為的，可視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進而可能構成“集資詐騙罪”。

綜上所述

P2P平臺在構建及運營的過程中，雖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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