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讀書筆記(讀書筆記–013《萬物靜觀皆自得》)

概括了經濟因素所不能涵蓋的、但是對最終結果產生重要影響的東西。由此及彼，我領悟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偉大轉變的意義所在。

意識形態的不同，意味著國家的發展路徑不同。然而，“不同”并不等于“對立”，這是前蘇聯領導人一直沒有注意到的問題。在冷戰思維和美蘇爭霸的大背景下，意識形態成了禁錮創新和生產力的銅墻鐵壁。正是對“指令性經濟”的偏執，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東歐國家和蘇聯的死氣沉沉；同樣，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所發生的嚴重的經濟危機，也是基于其對“自由放任經濟”的絕對信仰。所不同的是，后者進行了自我調整和修復；而在前者，籠罩在自東歐大平原到東西伯利亞山地上空的意識形態之云，在鐵幕之后強調著兩種經濟形態的對立性，從而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以及敵我化的國內階級斗爭。這導致了前蘇聯的訇然倒地，同時也以鮮活的實例，驗證了1978年秋《光明日報》上的那個舉世矚目的標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是思想上的解放，釋放了創新精神，激發了生產力。“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歷史的軌跡也暗含了這一點。

作者在書中強調了歷史人物的貢獻，例如哈布斯堡帝國的聯姻背景，沙俄大軍的'憲兵作用，梅特涅、莫洛托夫等明星外交家的縱橫捭闔。正如鐵血宰相卑斯麥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所有國家都在“時間的長河”中航行，它們“不能創造或控制時間”，但卻“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經驗駕駛航船前進”。這樣的認識并沒有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而滑入歷史唯心主義，因為作者在論述大國力量對比的文字中始終強調了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相反，它讓我們認識到了人才在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性，并在某種程度上激勵了我們對于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新見解。人們一直在談論著這樣的話題：假如歷史上沒有拿破侖、是否一定會有另外一個領軍人物去扮演同樣的角色？盡管歷史車輪的前進方向是昭然確定的，但過程和格局也許會有所不同。用更通俗的話來說：游戲規則不會改變，但游戲對手是不斷變化的。由此聯想到，“黨的自身建設”的重要性，“保持黨員先進性”的重要性。更進一步，我深深地感到教育因為如下幾點而至關重要：所培養的人才能影響歷史的軌跡和進程；所傳播的理念能統一人類的思想和行為。

《大國的興衰》讀書筆記2

讀《大國的興衰》，一覽500多年世界風云，大國興衰。我總想起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差不多也是500年。舊有的秩序打破了，新的秩序需要重新建立，于是群雄并起，征討不已，歐洲終于把戰火染遍世界，兩次世界大戰讓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如今中東地區還是戰火不斷。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意大利、德國、俄國、日本、美國都稱霸一時。

戰爭向來都是利益沖突最露骨的表現。為了土地、為了資源、為了貿易、為了人口，披著宗教的、民族的、自由的旗號進行著你死我活的爭斗。只要利益存在，爭斗就不可避免，過去是這樣，未來也是這樣。有時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在戰斗，而是國家聯盟之間的爭斗。

在《大國興衰》中作者特別指出：在大規模的，持久的大國（并且通常是聯盟）間的戰爭中，在交戰雙方都平等地投入全力爭取勝利的情況下，經濟和技術起著重要的作用。當然他在書中也一再強調了地理環境、外交關系、軍官素養勇氣、后勤技術保障、經濟生產力轉化軍事效能等方面的作用。

《大國的興衰》讀書筆記3

《大國的興衰》這是一部廣泛論述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歷史的宏偉巨著。作者反思五百年世界各大國興之盛衰，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強調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經濟力量是軍事實力的后盾。大國的興起，起于經濟和科技發達，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強盛和對外征戰擴張，大國興衰，衷于國際生產力重心轉移，過渡侵略擴張并造成經濟和科技相對衰退落后。

保羅·肯尼迪認為一個大國的成就，既不在于與過去比較獲得多大進步，也不在于其當前擁有的財富和力量，而是取決于鄰國的橫向比較和其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地位。這個觀點與孟子的"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有相似之處，都強調競爭的重要性。在《歐洲的奇跡》一章中，這個觀點被體現得淋漓盡致。為什么近代歐洲可以脫穎而出？正是由于歐洲各國長期存在的競爭關系，如軍備競賽，殖民地爭奪。一個國家興起了，另外一個緊緊跟上，幾乎沒有出現一家獨大的情況。這使得歐洲國家們得以保持前進。反觀《明朝的中國》一章，中國閉關自守，自認為是大國強國不需要發展，內部抑制商業的競爭性，在安穩的天朝舊夢中漸漸衰敗。因此，競爭是復興的源泉，閉守則是衰敗的土壤。中華民族的復興，競爭是必要的。

中國的復興，競爭對手很多，鄰近的日俄，印度，世界范圍的歐美。簡單地從經濟競爭而言，其中每一個經濟體都是對世界經濟起舉足輕重作用的。如西諺所講"與高手過招的時候，弱者也會變成高手"。更何況，我們不是弱者。因此，中國的大企業應該做的不是守著國內市場，依靠排擠競爭的壟斷來牟利，而是走出去，與外國企業進行競爭。同時，也應該改變國內市場由某些大型國企壟斷的局面，扶持有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如今中國經濟朝著市場化的方向不斷深化，對于競爭而言，無疑是一件好事。

從經濟方面來講，無論是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還是保羅·肯尼迪的"經濟與戰略之間的相互作用"，都看到了經濟對一個國家興起的重要性。就以《大國的興衰》中《財政革命》一章為例，講述了西歐的荷蘭，英國，法國的"銀子優先"政策。以經濟實力為支柱，進行軍事擴張與商業貿易，最后先后成為強國。而對于當代中國經濟的描述，主要集中于《中國的平衡術》一章，比較詳細地講述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經濟，對于窮了一百年，而現在正處于復興階段的中國而言，太重要了。中國經濟主動融入世界，成為全球經濟環節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一來可以利用經濟收入，完善基建，增強國防。甚至支撐起整個國家未來的發展。二來可以在經濟上與世界各國聯系在一起。

大國的興起，軍事一直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正如保羅·肯尼迪所說，"任何一個大國的勝利，或者另一個大國的崩潰，往往都是軍隊進行長期戰斗的結果"。英國有三次英荷戰爭、七年英法戰爭。美國有南北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德國有普奧戰爭、普法戰爭。日本有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軍事手段是獲得資源比較直接的方式。退一步來講，即使沒有對外戰爭，但積極的防御力量還是必須的。引用《大國復興》的一句臺詞，"中華民族是個熱愛和平的民族，但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又何來和平的保障？"例如中國海軍的索馬里護航，就是典型的軍事保障經濟。反觀近代中國，經歷兩次中英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等多場戰爭的失利，逐步衰落。落后的軍事實力連國家都保護不了，更不用說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了。

國家的強盛，每個人都有責任和業務。我們必須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為國家的建設，添磚加瓦。一個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只要我們大家勁往一處使，心往一處想，認準一個目標，這種巨大的正能量，就會排山倒海，勢不可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改革開放，帶給我們的利益，冬天更感太陽的溫暖。我們每個人都更希望國家的強大。我們共同生活在這一片熱土上，所以我們應該也必須，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我們自己，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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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書筆記（六）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來

 

一、西方的復興？

在任何文明的歷史中，歷史都曾經有過一次終結，有時還不止一次。隨著一種文明的普遍國家的出現，它的人民由于湯因比 [1] 所說的“不朽的幻想”而變得盲目，確信他們的文明就是人類社會的最終形態。然而，凡是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的社會，通常是其歷史即將衰微的社會。

西方是這個模式的例外嗎？梅爾科 [2] 提出了兩個關鍵性的問題：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個自成體系的新類型，與曾經存在過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擴張是否會斷送（或者可能斷送）所有其他文明發展的可能性？

西方與所有已經存在過的文明顯然是不同的，因為它已經對公元1500年以來的存在著的所有文明都產生了勢不可擋的影響。它開創了在世界范圍內展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其結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會都一直試圖在財富和現代化方面趕上西方。然而，西方的這些特點是否意味著，它作為一種文明的演進和變動，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歷史的證據和比較文明史學者的判斷卻表明并非如此。迄今為止，西方的發展與歷史上諸文明共同的演進模式并無重大不同。伊斯蘭復興運動和亞洲經濟的發展勢頭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機勃勃的，而且至少潛在地對西方構成威脅。一場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國家的大戰并不是不可避免，但有可能發生。而西方始于20世紀初的逐漸且無規律的衰落，可能會持續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經歷一個復興的階段，扭轉它對世界事物影響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確立它作為其他文明追隨和效仿的領袖地位。

在對文明史演進所作的或許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羅爾·奎格利 [3] 發現了可分為七個階段的共同模式。他認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間，通過融合古典的、閃米特的、撒拉遜的和野蠻的文化因素而開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階段從8世紀中期一直延續到10世紀末，隨后便出現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見的擴張階段和沖突階段的拉鋸運動。根據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學者的觀點，西方目前似乎正走出沖突階段。西方文明已經成為安全區，除了偶爾發生的鱈魚戰 [4] 外，西方內部的戰爭事實上是不可設想的。西方正在發展一個相當于普世帝國的體系，其表現形式為邦聯、聯邦、政權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機構的復合體系，它在文明的層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簡而言之，西方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社會。它正進入一個這樣的時代，當后人回顧以往時，將會按照歷史上反復重現的文明演進模式稱其為“黃金時代”。用奎格利的話，就是一個“由于這個文明本身的區域內不存在任何競爭對手，以及遠離其他外部社會的競爭，甚至不存在這樣的競爭”而產生的和平時期。它也是一個“結束了內部戰爭破壞，減少了內部貿易壁壘，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貨幣制度，以及由于廣泛實行了與建立普世帝國相關的政府開支制度”而產生的一個繁榮時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這樣一個懷著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極樂黃金時代，不是由于一個外部社會取得的急劇勝利，就是由于內部緩慢但同樣痛苦的解體而終結。文明內部發生的事件，對于其抵御外部摧毀力量的能力與對于阻止內部的衰敗來說，同樣至關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夠發展，是因為它具有一個“擴張的工具”，即一個軍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組織，它將盈余積累起來，并將其投入建設性的創新。當文明停止“將盈余用于創新，用現代的說法就是投資率下降“之時，文明便衰敗了。這種情況的發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會集團因為滿足”非生產性的、個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將盈余用于消費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產方法“。當人們依靠資本生活之時，文明就從普遍國家走向衰敗階段。

伴隨衰敗而來的是入侵階段，“當一個文明不再能夠捍衛自己，因為它不再愿意捍衛自己之時，它便向野蠻的入侵者敞開了大門”，他們常常來自“另一個年輕的、更強有力的文明”。

然而，文明史中壓倒一切的教訓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夠并且已經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問題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戰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轉內部的衰敗進程。西方是進行自我革新，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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