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pdf(貴族人士指出自12月以來財富飆升這三個星座注定賺得盆滿缽滿)

，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年)已經有了市舶司的設置，以掌管有關海外貿易的一切事務。其中心地在廣州，伊斯蘭商人從波斯灣諸港揚帆，渡過印度洋，繞馬來半島來到廣州。

宋王朝承襲唐代鼓勵海外貿易的做法，指定廣州、明州、杭州為對外貿易港，設立提舉市舶司，管理以征收關稅為主的貿易事務。來港的印度商人和伊斯蘭商人居住在規定的居留地，其區域稱為“蕃坊”，他們享有治外法權，受到特別的優遇。進入元代，泉州作為貿易港，其繁榮程度超過了廣州，被譽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之一。馬可·波羅所著《東方見聞錄》對泉州作了如下的介紹：“在刺桐(泉州)海港城市，滿載著奢侈商品、高價寶石、精美的大粒真珠等的印度海船不斷來到此港。自此周邊的蠻子各地來的商人們也麇集于這個海港。總之，在這個海港，各種商品、寶石、真珠的交易盛況，沒有比這更令人驚嘆的了。聚積于這個海港城市的商品，從這里搬運到蠻子各地販賣。如果有一艘要出售給基督教諸國而裝載著胡椒的船只進入亞歷山大及其他港口的話，那么將有相當于百倍的百艘船來到刺桐港，就此種貿易額來說，無疑可以斷言，刺桐港市確實是世界最大的二大港之一。”南宋初期，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占政府每年財政總收入的20％左右。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元朝不但保持了唐宋以來海外貿易的盛況，而且把它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元代的對外貿易，主要是經由海路，以東方之高麗和日本、南方之印度尼西亞諸島、西方之印度洋沿岸二十幾個國家為對象展開的。盡管海外貿易是通過官商、寺院、官僚等進行的，但成為主流的則是民間商人，涌現了許多民間大商家。這些通過經營貿易而發了財的商人們，過著豪華的日子。直到元朝末年，泉州仍然保持著繁榮的局面。從1279年南宋滅亡之后，由于自由貿易被禁止了，作為國際貿易港的泉州，從此走向衰落。

明太祖即位的翌年至第三年(1369--1370年)，太祖便遣使向海外諸國詔告新王朝的建立，招誘入貢，把對外關系納入朝貢制度之下。把貿易只限定于朝貢貿易形式的明太祖，采用嚴厲的海禁政策，全面禁止私人貿易。據《大明律》規定：私帶貨物出海交易者杖一百，把軍器和人口等運往海外者絞首刑，走泄國情者斬首刑。二桅以上的大船，也被禁止建造。以航海為業的沿海居民，并沒有因此而放棄祖輩傳下來的職業，躲避國禁而往來于海外者不絕。盡管如此，唐、宋、元朝發展起來的海外貿易還是從此衰落了。太祖以后，這種方針被作為“祖法”沿襲了下來。明王朝并不像元朝那樣開放，連派遣鄭和統領船隊下西洋的明成祖也沒有例外。中國人的私營貿易和航渡海外，依然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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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布阿吉爾貝爾選集

作者：步阿吉爾貝爾

譯者：伍純武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年份：1984年10月

頁數：418

內容簡介：英國和法國都是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源地與故鄉，兩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也相互影響。例如，亞當·斯密于1764年到巴黎旅游時，曾同重農學派的主要代表魁奈和杜爾哥有過親密往來。斯密雖然并不同意重農學派把農業勞動看作是唯一的生產勞動的觀點，但他受過重農學派的影響，并給重農學派的經濟學說很高的評價。他說：“這一學說雖有許多缺點，但在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下發表的許多學說中，要以這一學說最接近于真理。因此，凡愿細心研討這個極重要科學的原理的人，都得對它十分留意。”①斯密對法國古典經濟學完成者西斯蒙第也發生過重大影響。后者的早期經濟研究基本上接受了斯密的學說，后來他的經濟學說雖然有很大變化，但仍然繼承了斯密的一些觀點。當然，由于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英法兩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不同，加上兩國古典經濟學家的個人情況的差別，使英法兩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具有顯著的不同特點。這種特點在兩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的著作中已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后來在李嘉圖和西斯蒙第的著作中更表現為尖銳的對立。馬克思曾指出：“對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兩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較研究，——暫且不談這一比較將異常清楚地說明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英法兩國的社會對立——將是對英法兩國政治經濟學之間的民族對立的起源的敘述。這種對立最后在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間又重新表現出來。”①收進本書的布阿吉爾貝爾的幾部主要著作都是在十七世紀下半葉和十八世紀初年寫成的。當時在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已經在政治上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正處于全盛時代。而在法國，經過貴族和國王之間的幾番較量之后，才終于確立起封建專制政治。在路易十四執掌政權之后，也就是布阿吉爾貝爾生活年代，封建專制政治達到高峰。路易十四執政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初任馬札里尼（1643—1661年）為首相。馬札里尼全力加強王權，并在死后為路易十四留下了一群聽話的臣民、被馴服的貴族和被壓制的高等法院。他為國王培養了一批有經驗和慣于處理王朝行政的官僚。君主處于絕對權威地位，任何人對政府有所非議都會被投進皇家監獄無定期地監禁，受到嚴厲的懲罰。在路易十四的王朝宮廷中聚集著一大批貴族、貴族夫人和朝臣，他們過著窮侈極欲的生活，揮霍無度。路易十四的前半期統治主要依靠馬札里尼所培養出來的一些大巨，在軍事方面有勒泰利埃和他的兒子魯佛瓦，在外交方面有利奧內和邦本，在財政、海軍和經濟方面有科爾貝。科爾貝是最活躍和受寵的大臣。路易曾為他特別設置財政總監的新職務。他除本身職務之外，還兼任兩個大臣職務，實際上在馬札里尼之后，法國全部內政事務都集中于他一身。路易十四和他的許多大臣、官吏對于工商業都是外行或不感興趣。而科爾貝出身于商人家庭，他的父親是蘭斯的呢絨商，因此他對工商業特別感到興趣。科爾貝在主管法國財政經濟時期并沒有在經濟理論和政策上提出什么新的見解，他不過厲行半個世紀以來法國已經出現和實行的重商主義政策。眾所周知，重商主義認為金銀貨幣就是財富，一國最重要的就是盡量積累金銀財富。在對外貿易中應想方設法打擊對手，賺取利潤，使別國的金銀源源流入本國。在科爾貝看來，金銀財富標志著國家的富足和強大，但“我們不能增加白銀，除非同時把鄰國的白銀減去相等的數量。”從這一觀點出發，科爾貝提出和推行一系列重商主義政策，諸如提高外國工業品的進口稅，對外國船只進入法國課以重稅，極力破壞外國商品的輸出和外國商人的貿易，尤其是荷蘭人的海上貿易，同時鼓勵本國工場手工業制造工業品。并力求提高工業品質量，以滿足法國近東各國的老主顧的需求。在科爾貝的積極倡議下，法國創辦了制造各種工業品的工場手工業，并著重創辦制造奢侈品的工業，以防止法國金銀外流。科爾貝在鼓勵發展工場手工業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創辦直接由國家經營的皇家制造業，給予一些工場手工業專利和特權，并給予工場手工業主各種獎勵。作為海軍負責人，他根據發展對外貿易和爭奪海外市場的需要極力擴充和發展海軍，例如建立和發展遠洋帆船艦隊，企圖重建地中海艦隊，強迫海邊漁民和所有水手在船上服役，等等。科爾貝大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使法國工商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它給予了當時歐洲一般人極為深刻的印象，十七世紀下半葉英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曾對科爾貝的政策和法國工商業的發展稱道不置。意大利經濟學家孟哥第（Mengotti）把科爾貝所推行的這種主張稱為科爾貝主義，后來人們也就把法國重商主義稱為科爾貝主義。

十七世紀下半葉法國工商業的發展雖然應歸功于科爾貝，但科爾貝的重商主義政策也給法國財政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十七世紀下半期，法國資本主義雖有所發展，但它仍然是封建農業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小農在全國總人口中居多數。法國廣大農民本來就遭受著封建的殘酷剝削，封建王朝和貴族的揮霍浪費和窮侈極欲的龐大開支，基本上都由農民擔負。而科爾貝在扶植工商業時不僅漠視農民利益，而且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農業和農民利益的保護政策。例如，禁止谷物和原料的自由輸出，限制農產品價格等。發展航運享業、在海外設立公司以及擴充艦隊等又加重了農民的賦稅，加上路易十四繼承了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和馬札里尼的政策，即每個國家的利益在于擴充自己的領土，同時削弱敵對國家的力量，連續同歐洲的一些國家發生戰爭，使法國國力遭到很大的消耗。軍隊的士兵主要由農民充當和補充，龐大的軍費開支又不得不靠加緊對農民的搜刮和勒索來應付。從布阿吉爾貝爾著作中就可以看出當時法國是稅多如毛。在1683 年科爾貝死后，法國封建王朝衰落的各種征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封建剝削、連續不斷的戰爭，重商主義政策帶來的嚴重后果，頻繁發生的災荒，使當時還是法國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日益調敝，土地荒蕪，人口減少，人民生活十分貧困。科爾貝政策旨在發展工商業，然而嚴格的政府管制卻使工場手工業不能根據生產需要進行工場改革，一切科學技術和分工的改革都受到壓抑。科爾貝雖然也發現了問題，力求提高工場手工業的經濟效果，曾花費很多經費派人了解各地技術改良情況，為工場手工業主提供信息，但終究沒有收到多大效果。農業破產和沉重的稅收使工商業也陷于蕭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十七世紀末法國各港口和大城市的代表組織的商務會議，把工商業的蕭條和破產完全歸罪于科爾貝所創立的保護政策。總之，當時法國財政經濟面臨崩潰的局面，全國呈現民窮財盡的一片凄涼景象。實行重商主義在法國帶來了與英國大相徑庭的后果。布阿吉爾貝爾就是在法國社會處于嚴重危機的時刻開始他的著述活動的。

布阿吉爾貝爾出生于法國盧昂，曾在他的家鄉擔任法官職務。但這位法官并不是同當時許多法官一樣充當封建王朝和貴族的幫兇。他在審理案件中，目睹耳聞法國人民生活窮困和深受奴役的悲慘處境。他對此不是采取明哲保身或熟視無睹的態度，而是挺身而出充當被壓迫窮人主要是法國農民利益的辯護人。如馬克思所指出：“布阿吉爾貝爾雖然身為路易十四的法官，卻既熱情又勇敢地替被壓迫階級聲辯。”①在他所寫的這幾本著作中，都無情地揭露和鞭苔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和重商主義政策的漠視農民利益，而對被壓迫被奴役的貧困農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如果我們把布阿吉爾貝爾和威廉·配第的著作加以比較，不難看出兩者之間的重大差別。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一開始就為小生產者、即廣大農民的利益辯護，布阿吉爾貝爾就是農民利益的代言人，而英國農奴制在十四世紀末期已經不存在。當時，尤其是在十五世紀，英國絕大多數人口是自由的自耕農。十六世紀的土地革命，對農民土地的剝奪，在使廣大農民破產的同時，使農場主迅速富裕起來。在十六世紀末，英國已產生了一個就當時情況來說已經很富有的“資本主義農場主”階級。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則轉化為低廉的雇傭勞動者。十六世紀末葉，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已經成為擁有大量財富而地位鞏固的階級，他們再也不需要強大王權的保護。從1640年開始到1688年結束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宣告了歐洲新社會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宣告了資產階級所有制對封建所有制的勝利。在威廉·配第的身上就充分表現出了資產階級的特性，他為人十分輕浮并掠奪成性，他的著作都是為英國統治階級策劃如何對內搜刮、對外掠奪和進行競爭，同布阿吉爾貝爾的著作形成明顯的對立。

布阿吉爾貝爾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著作，他論述的都是當時法國經濟的具體問題。但在論述這些問題時，他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實際上奠定了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所以，馬克思稱他為法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

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逐漸從重商主義過渡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這種逐漸過渡的痕跡。法國則不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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