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該省出口額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課前測評資料：行測-資料分析解析)

，原有的邊境管理體制變化緩慢，因而，在邊境口岸的建設方面缺乏規范化。朝鮮的羅津——先鋒地區早已開辟為自由經濟貿易區，為對外開放已制定了近30部法律，但是，由于多年來經濟的嚴重衰退和朝鮮半島的形勢仍不明朗，影響了口岸經濟的發展。蒙古國東北地區基本未開發，因而口岸的經貿活動還很有限[9]。

3.2 制約邊境口岸發展的境內因素

盲目開放新口岸，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受國內對外開放大環境的影響在邊境地區形成了沿邊開放熱潮，許多新口岸應運而生，各種商品競相出口或進口，從而使沿邊口岸數量猛增，僅東北地區就達到40多個口岸，分散了建設資金，且各口岸相互爭腹地爭貨源，嚴重影響了口岸的整體效益。此外，口岸發展中的短期行為等因素也成為制約條件。

3.3 雙方共同的制約因素

雙邊貿易政策的調整和提高關稅稅率等嚴重制約了口岸的發展，琿春口岸禁止進口整車與鋼鐵和禁止出口糧食等限制了口岸規模的擴大。另外一些毗鄰國家因受各自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生產要素稟賦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邊界線兩側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從而影響了口岸的規模和職能（見表2）。

表2 東北邊境毗鄰地區資源要素及產品優勢互補簡表 輸出方 中國東北 朝鮮 俄羅斯遠東 蒙古

吸納方

中國東北 B2B3B4 A2A3B2B3 B2

朝鮮 A1A2B2B4B5B6 A2A3B2B3 B2B5

俄羅斯遠東 A1A2B1B4B5B6 B1 B2B5

蒙古 A1A2A3B1B4B6 A2A3

資料來源：袁樹人，黃巖君，東北亞國際經濟合作與中國東北產業開發前景，東北師大學報，1995年。

表中符號為：A1資本，A2高技術，A3冶金、機械、化工產品等，B1勞動力，B2能源與礦物原料，B3建材與木材，B4以農畜產品為原料的輕工紡織工業產品，B5鮮活農畜產品，B6糧食。

從表2 中可以看出：賦存的資源要素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工農業產品在本區可大體分為兩類。其中，A類屬于資本和高技術資源要素及其工業制成品；B類包括勞動力和依托勞動力以及礦、林、草、土等自然資源要素而形成的初級產品。在東北邊境毗鄰的國家地區中，這兩大類的資源要素及其產品的賦存就總體而言，均相當豐富。各類資源要素的賦存及其比較優勢分布在各國各地區極不平衡，B類資源集中于朝鮮、蒙古，而中國東北和俄羅斯遠東兩種資源均豐富，但俄遠東以A類資源占優勢、中國東北以輕工業及糧食資源占優勢。形成了東北邊境兩側資源賦存的互補性[4]。

在政治、經濟及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組建跨國邊境自由經貿區，把邊境地區經濟納入雙向循環之中。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在亞太地區，由于各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不同，不可能在大的范圍內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6]。但在某些邊境地區， 可利用邊境兩側互補的生產要素組建次區域性或雙邊跨國邊境自由貿易區。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成長三角為多國邊境地區的經濟合作提供了一個發展模式。圖們江三角地區的合作正在積極的醞釀中。在西南地區由中、泰、老、緬四國的結合部構成的“金四角”跨國經濟貿易合作區也正在逐漸形成。

綜上所述，中國與鄰國的沿邊對外開放，為中國邊境口岸體系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而邊境口岸的形成、發展與不斷完善，推動了內陸邊境地區社會的發展與經濟的振興。通過邊境口岸體系的職能作用的發揮，更加密切了中國與鄰國的地緣經濟聯系，無疑會促進中國與鄰國邊境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為什么中國是貿易大國，而不是貿易強國？

貿易大國：生產的東西很多量很大，但產品不一定具有競爭力。

貿易強國：生產的東西質好，有市場競爭力。

現在中國生產的東西雖然很多，但同類產品中高質量的卻不多。拿鋼鐵行業來說吧。中國的鋼鐵產量世界第一，但高質量的鋼材卻還要從日本進口。所以我國是鋼鐵大國卻不是鋼鐵強國。

貿易大國不等于貿易強國

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但還不能說是貿易強國，要成為世界貿易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與其他貿易強國相比，在四個方面還存在明顯差距：

一、貿易增長方式相對粗放，質量和效益有待進一步提高。在中國的進出口總額中，超過一半是加工貿易。

二、核心競爭力不強，缺乏自有品牌和營銷網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產品還比較少。

三、出口產品層次偏低，不少產品仍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的低端，附加值不高。

四、尚未形成一大批管理水平高、綜合實力強、能夠深度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企業。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例只有4％，今年雖然可以達到28％左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甚至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美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例為44％，荷蘭是44％，日本是39％，新加坡是72％。

2020年成為貿易強國

作為一個崛起的世界貿易大國，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差距和面臨的困難。中國的外貿出口正在步入競爭擴張階段，貿易摩擦進入高發期，出口環境日益嚴峻。

要保持中國外貿的健康發展，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實施“科技興貿”和“以質取勝”戰略，運用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盡量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同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按照國民經濟翻兩番的要求，到2020年，中國進出口總額要達到兩萬億美元，相當于當今世界最大貿易國美國現在的貿易規模。這一目標十分艱巨，因為對外貿易不僅受國內經濟的制約，還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制約，可變因素很多。

但是，這一目標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將帶來新的發展空間，中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仍將保持相當的國際競爭力。只要我們抓住機遇，發揮優勢，加快發展，到2020年，我們就能夠實現由“大”向“強”的轉變，成為真正的世界貿易強國。

造成貿易順差的原因，一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市場集中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而制造業的供給出現了向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加快轉移的趨勢，亞洲國家國內需求難以消化快速增長的生產能力，必然擴大出口，造成順差增加較多；二是中國處于加工貿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鄰國的出口要經過中國的組裝得以實現；三是在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外商投資企業所占的比重較高；四是在中國出口快速增長過程中，擴大進口受到了限制。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歷史階段，除了初級產品進口以外，國內市場需要進口越來越多的高技術產品，但這方面受到了明顯的限制。

我國貿易順差呈現“三個集中”特點，第一個“集中”主要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對歐盟貿易順差將超過630億美元。與此同時，我國貿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日本、韓國和東盟地區；第二個“集中”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加工貿易領域。截至目前，我國加工貿易順差超過1250億美元；第三個“集中”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今年前11個月，來自我國集體和民營企業的貿易順差超過600億美元，來自外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接近500億美元。

削減貿易順差，降低外貿依存度，不能盲目追求立竿見影地降低外貿依存度和貿易順差指標而遏制出口增長，這樣除了會讓我們喪失本來可以贏得的市場之外并無好處。削減貿易順差，降低外貿依存度的關鍵是要轉變出口增長方式。我國出口中的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少，低端產品多，缺乏核心競爭力；出口商品中仍存在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產品；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占出口比重不高；出口市場過于單一；出口廠商存在惡性競爭現象等。

對貿易順差貢獻最大的是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在中國龐大的對外貿易額中占到了半壁江山。無論是初級產品、一般工業制成品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商品均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在外資企業的大規模出口中，中國獲得的真實收益并不算高。由于外方控制了收益最高的設計、研發、品牌等環節，中方得到的只是份額很少的加工費。

在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中，還沒有全部覆蓋成本，特別是有些外部成本還沒有內部化，這主要包括社保體系的改革還不到位，最低工資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的支出嚴重低于應該達到的水平，企業研發投入比較低，如果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將使中國的出口產品成本相應增加。

出現的巨額貿易順差必須辯證地看待，必須把中國放在全球化和產業轉移的高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中國作為勞動力和資源相對便宜的國家，吸引了跨國公司持續的投資，外商直接投資(FDI)成為中國出口的主要源動力。而與此同時，今年貿易順差出現空前的增長，折射出我國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并不是由于投資太弱，而是儲蓄太高，消費需求嚴重不足。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醫療、教育等多項改革不到位，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加上證券市場長期低迷，使老百姓不敢消費。因此，巨額貿易順差的出現應該是多方面的綜合反映。而就對外貿易領域來說，當務之急是加快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步伐，而實現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應建立更加合理的政府業績考核體系，對外貿和內貿的待遇要統一。毫無疑問，簡單的數量增長已經不再是中國各行業出口追求的目標，提高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實現出口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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