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貢賜貿易和朝貢貿易一樣嗎(古代中國的附屬國向中國進貢，中國需要按貢品的價值，翻倍奉還嗎？)

義滿遵明成祖的要求，捕捉來劫掠居民的對馬、壹岐等島的倭寇，并獻所獲的倭寇魁首，盡殲其黨類。故明成祖派使者赍璽書褒諭義滿，賜白金千兩等物品，并海舟兩艘，還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親制御文立碑其地。永樂五年(1407)五月，義滿派遣僧人堅中圭密等來朝貢時，又獻所獲倭寇等，明成祖賜敕褒諭其“忠賢明信，恭敬朝廷，殄滅兇渠，俾海濱之人咸底安靖。”然而，明朝為抑制倭寇騷擾而對日本實行的羈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因每次朝貢都伴隨著進行一次大宗的貿易，且不說對其貢物以高于幾倍的價值予以賞賜，即使是貢使進京，沿途往返的車、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給，那也是一筆非常大的開支。據《日本一鑒》記載:“入朝者沿途往還，給支廩糧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會同館，該光祿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廚料；若奉欽賜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鵝、雞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八兩，果子一斗，燒餅二十個、糖餅二十個，蔬菜廚料。”日本貢使在《允澎入唐記》中也記載:當他們在寧波將解纜啟程回國時，還由“市舶司給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斗。”當時允澎一行人貢人員多達千余名，供給的糧食總量估計應在六百石以上。鑒于這種種原因，故明朝對日本的朝貢不得不實行各種限制，如永樂二年(1404年)規定其十年一貢，船限兩艘，人限二百，違例則以寇論。宣德元年(1426年)因入貢的人、船均超過限數，運來的刀亦太多，因此重新規定貢船不過3艘，人數不過三百，刀不過三千，不許違禁。[26]但實際卻很難執行，如宣德八年(1433年)入貢的日本船5艘，刀3052把；正統七年(1442年)，入貢船9艘，人數達千余。景泰四年(1453年)入貢的船9艘，刀9900把。至于入貢人數，據上述《允澎入唐記》所載，也多達千余名。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大概是日明雙方對朝貢貿易的理解不一樣。對于明朝來說，實行朝貢貿易是對海外國家的一種“羈縻”手段，目的是消除“釁隙”，抑制擾邊事件的發生；而日本卻將之看作是一種營利之機，甚至成為他們國家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如日本學者臼井信義在《足利義滿》一書中寫道:“義滿鼎盛期的北山時代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實際就是和明王朝的貿易。”因此，雙方在政治目的與商業利益上就形成了矛盾。日方每次派來朝貢的人員，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數人，其他還有船員、水手以及搭乘的隨從商人等等。在朝貢貿易實行初期，由于朝貢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經營，故隨從的商人數量還比較少。但到了后來，朝貢船全部承包給了博多和堺港的商人，因此隨從的商人數量便大大地增多，商人已從搭乘轉變成為朝貢貿易的主體。他們不僅想通過朝貢貿易來贏取厚利，而且把某種資金的籌集也都寄托在這上面。如正統十二年(1447年)，日本京都天龍寺遭受火災后正興工重建，為籌集營建費，在景泰四年(1453年)入貢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號、3號和9號船都是由天龍寺派遣。由此可見，日本派出的朝貢船是由商人承包，他們入明朝貢純粹是為了營利，故其船數、人數及貨物量不斷增多是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卻將他們當成貢使看待，給予與普通商人不同的禮遇，分別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出面接待，因此來的日本貢船過多，過于頻繁，都將造成重大的負擔。于是，明朝不得不一再重申各種限制，如嘉靖六年(1527年)強調:“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強調:“日本貢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艘共計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員，居坐六員，土官五員，從僧七員，從商不過六十人。”這里反映出來的是明朝官方與日本私商在朝貢貿易中的矛盾。

由于明朝對日本的朝貢貿易限制比較嚴，不僅船數少，而且貢期長，遠遠滿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經常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貢而劇烈地競爭著。這種競爭到后來終于發展成在寧波的拼殺事件——“爭貢之役”。據日本史籍記載，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貢使者桂悟一行返國時，明朝曾頒發給正德新勘合，交他們帶回日本，但這批新勘合并沒有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里，而是在半途被九州的大內氏奪去。大內義興在取得這批新勘合后，即準備獨占對明貿易，一再要求足利幕府派遣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終于獲得了足利幕府的承認，大內氏則派出入明朝貢船3艘，由宗設謙道率領，攜帶第一、二、三號正德勘合到中國，一行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達寧波。此事當然引起其他封建領主和寺社等的不滿，其中有盤踞坍港的細川氏，也向足利幕府提出要求分享對明貿易的權利。細川氏在當時不僅擁有強大實力，而且其領地緊鄰京都朝廷和幕府所在地，故幕府不敢拒絕之。但正德新勘合又沒有送到京都，只好以過期作廢的弘治勘合交給細川氏。細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貢船，以瑞佐鸞岡為正使，宋素卿為副使，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由坍港啟航。因為他們航行的路線是經過土佐、日向等地，所以耽誤了幾年，直至嘉靖二年(1523年)閏三月十八日始從薩摩的山川港啟航，大概比宗設一行遲十天左右才抵達寧波。

按明朝慣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集，并以先后為序。”但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因接受宋素卿的賄賂，故違例先盤閱瑞佐貢船的貨物，設宴時又讓瑞佐坐在宗設之上。宗設于是大怒，與瑞佐忿爭相仇殺，焚嘉賓堂，劫東庫，大掠寧波，奪船揚長而去。案發之后，宋素卿被捕下獄，兩年后瘐死獄中。給事中夏言奏稱此禍起于市舶，禮部則請罷市舶，明朝遂再次停止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系。

至17年后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國王源義晴復遣貢使碩鼎等人明朝貢，明朝雖勉強予以接待，宴賞如例，但仍強調“貢期定以十年，貢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只，違者阻回。”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源義晴再遣貢使周良等人貢時，則因貢期未到，貢船、人數均超過限額，而被阻在舟山群島停泊了10個月，直至次年春天貢期到后，始準許入貢。此后，日本方面因大內義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為其臣陶晴賢所殺，在紛亂中失去勘合，遂終止派遣貢船入明朝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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