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論述中國封建社會對外貿易的特點(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特點)

濟自身的發展規律所決定，但是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互市往往由官方壟斷，從而成為中央王朝調節和處理邊疆民族關系的一種主要的經濟手段。由于少數民族的牧畜經濟的不完整性和脆弱性，所以他們對中原農耕經濟產生很強的依賴性，這也決定了中原王朝在互市中的主導地位，利用互市來對邊疆少數民族進行控制和羈縻。

總之，兩漢時期的羈縻政策，與武力征服交錯使用，為漢朝的武力拓邊起到了輔助作用。同時，也起到了鞏固拓邊所取得的成果，促進了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兩漢之后，中國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分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政權更迭頻繁，民族關系極其復雜。但無論是王朝或政權的遞嬗，還是少數民族政權，都比較注重調節和處理該政權管轄下的民族間的相互關系。此時期，既有對秦漢時期統治經驗的借鑒，也有創造性地發揮，傳統民族政策并未因社會的動蕩而中斷。例如三國時，諸葛亮治蜀國時所采取的“恩威并用”“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正是唐朝羈縻州府制的藍本。

隨著隋、唐統一王朝的建立，民族政策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唐朝一方面繼承了秦漢、魏晉以來的“因俗而治”等統治方針，創設了羈縻府州，同時也延襲了冊封、和親、互市等傳統的統治方式，并創設節度使制，對民族地區，懾以兵威。

羈縻府州的設定是基于唐王朝的強大，弱小民族歸附可以得到唐的庇護，勢力較強的民族，則可借唐的聲威以自重。同時，這也跟唐開明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關系。唐初年，羈縻府州多集中在西南地區，數量較少，范圍也較小。到了唐太宗即位以后，歸附的少數民族接踵而至，數量猛增，分布范圍迅速擴大，遍及北方、東北、西北、西南等地。幾乎涵括了當時大多數少數民族。但自“安史之亂”起，中原地區藩鎮割據，民族分裂勢力抬頭，中央對一些府州已不能完全控制，大多逐漸廢置，數量銳減。唐代的羈縻府州不同于正州，它們設定在四周邊境地區。它也不同于“藩國”，它與朝廷有明確的隸屬關系，朝廷主要在羈縻府州行使行政領導、實施法律、征調兵馬、收取貢賦等權力。它的設定實際是“分而治之”的結果。羈縻府州都以土酋為官，賜予他們封號爵位，世代沿襲。對于內部事務，朝廷很少過問，任憑土官裁處。從而朝廷可以“坐而制服”邊疆少數民族。唐代的羈縻府州，上承兩漢時的屬國制，下啟元、明、清時的土司制度，是中國古代以土官統治為核心的羈縻政策的發展完善階段。

清朝是我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也是封建專制主義集權統治登峰造極的時期。傳統的羈縻政策也在這一時期有完善鼎盛，走向了衰弱。這是由于封建專制集權高度發展和強化的結果，也是邊疆民族地區自身發展的結果，民族地區與內地聯絡日益密切。民族地區最終被納入到封建大一統的體制當中。到了鴉片戰爭后，傳統的羈縻政策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名存實亡。

清承明朝體制，保留了土司制。它是封建統治者對西南等地少數民族采取的一種特殊的統治方式。它用少數民族的首領進行統治，在經濟上“讓舊生產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于征收貢賦”。這種制度以任原有酋長為官，統治其固有土地及人民，不變更或調整其領土，官職世襲。經過明請的不斷完善它具有了一套完整的相對獨立的官職體系。這套體系異常嚴密，這也反映了中央對土司控制的嚴格。改土歸流是清王朝加大對土司地區直接統治的標志性措施，但改土歸流后，土司制度并沒有被徹底消除。甚至在某些地區還有土司復興的現象存在。

盟旗制度也是清朝的一項重要羈縻政策。它的設定與蒙古各部歸附清王朝有著直接的關系，也是清朝加強對蒙古各部統治的結果。清 *** 根據各部與自己關系的親疏、功績大小及忠順程度等，把蒙古分為“內屬蒙古”和“外藩蒙古”。內屬蒙古實行八旗制度，為直接管轄的旗，不設盟。盟旗制度主要施行于外藩蒙古中，統治相對松散一些。清王朝通過會盟、課稅、派差、調遣等手法來加強對蒙古族的控制和利用。盟旗制度主要表現在，盟長按清 *** 的規定定期會盟，朝貢互市，將軍、都統或大臣節制各盟旗，分而治之等幾個方面。盟旗制度的推行，加強了對蒙古各部的控制，有助于消除蒙古各部之間的紛爭和維護清王朝北部邊疆的穩定。

三、 古代羈縻制度給我國民族政策帶來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歷代中央王朝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籠絡、恩撫、懷柔等羈縻政策的簡要論述，我們發現傳統的羈縻政策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和多樣性，在不改變周邊少數民族政策實體內部結構的前提下，來加強中心對邊區的影響，從而建立起較為穩定的政治關系格局。古代羈縻制度中這些合理成分，已被我國現代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所吸收和借鑒，為我們國家當前和諧的民族關系作出了貢獻。

唐 明清時期農村經濟發展的相似特點

相似特點；1.農產品日益商品化。2.農村市場發展，如草市，工商業市鎮興起。3.農業形成規模化生產，大茶園和產棉區的出現。4.農村經濟結構逐漸調整，如經濟作物種植擴大，商業發展等。

元明清時期的戲劇和小說有？

小說：儒林外傳，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全傳，聊齋志異，本草綱目，農政全書，徐霞客游記，天工 開物，西游記，四庫全書，永樂大典

戲劇：牡丹亭，瑯嬛文集，

論述鴉片戰爭前中國傳統經濟的主要特征

中國傳統經濟的再評價——中國經濟史論壇會議記錄

--------------------------------------------------------------------------------

作者：石 濤，毛陽光 (中國經濟史論壇于2003-1-31 2:03:27發布) 閱讀1261次

2001年12月7日，“中國經濟史論壇”在首都師范大學召開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對于傳統經濟的再評價。會議由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主持，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河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首都師范大學等科研單位的30多位專家學者，對中西方在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狀況、“西方中心論”等方面的問題的看法進行了探討。以下是各位學者發言的要點。

李伯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對明清中國經濟狀況的看法，在西方過去的幾百年中發生了幾次大的變化。

16世紀到18世紀末以前，西方對于中國（當時是明清時代）持非常積極的看法。伏爾泰、魁奈、亞當·斯密等，一直把中國看作是經濟非常發達的國家。18世紀末開始轉變，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黑格爾以來，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木乃伊式的國家，沒有發生過變化，沒有內在的動力。這樣的看法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費正清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中國內部不是停滯的，而是有變化的。但這種變化是在外力的影響下，才會發生的。盡管1949年我們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體系，但是在整體看法上和西方的主流觀點還是比較一致的。

這一看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出現一些新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內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看法。認為中國明清時期經濟的發展不是靠西方沖擊下中國才能夠發生變化，并且，按照它自身的軌跡發展下去，將來可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一理論經過不斷發展，后來逐漸成為我國對明清經濟看法的主流。

在西方，與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理論比較接近的是所謂近代中國的理論，是越戰以來，出現的一個新理論。美國當時一批中年的史學家認為中國在明清時期不是沒有變化，而且，變化與西方也比較接近。他們說明了中國經歷的許多變化和西方是一致的，所以得出了中國經濟是有活力的這樣一個看法。這一看法在西方雖然逐漸得到了接受，但他們的主流看法還是中國是一個停滯的、沒有外力沖擊就不能發生變化的經濟。

到了最近十幾年，西方的看法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1999年國際經合組織發展中心的首席經濟學家安古斯·麥迪森，運用實際購買力的計算方法，對中國從漢代以來，國民生產總值特別是人均水平的國民生產總值GDP作了計算，得出的結論是叫人非常吃驚的。根據他的計算，1700年時，整個歐洲的GDP和中國的GDP差不多是相等的。在清朝的120年中，中國四倍于歐洲的經濟增長。所以，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經濟規模在世界六大經濟區中最大，而且增長速度也是第一。

在他之前，美國有一位政治學家保羅·肯尼迪，就作過一個估計，乾隆十五年（1750）時，中國的工業產值是法國的8.2倍，是英國的17.3倍。在1830年的時候，中國的工業產值是英國的3倍，法國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的工業產值才剛剛趕上中國，而法國才是中國的40％。從他們這些看法來說，清代絕對不是一個停滯的時代，而且，清代經濟的增長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內部因素成長起來的。

現在一本很出名的書《白銀資本》，從另外一個角度，從整個全球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角度，作了一定的說明。作者弗蘭克認為，中國經濟不僅是規模很大，而且當時世界經濟的網絡里，它處于中心的地位。這種看法就是20世紀末最重要看法，而且比過去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者是近代早期的看法有了一定的進步。

西方學術發生了兩個很大的變化，一個是中國經濟史研究開始進入國際經濟史學的研究領域。中國經濟史研究原來在西方中國史研究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西方漢學從來就不是西方學術的一個重要部分。今天，研究中國的人越來越多，而且研究近代和當代的居多。中國經濟史開始進入到國際主流學術之后，國內外的學者就可以從一個更廣闊、更全面的范圍內來看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越戰以后，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越來越激烈。科倫甚至要建立中國中心主義。到了90年代后期，在這一方面又大大進了一步。王國斌就提出，既不能是中國中心，也不能是西方中心，只能在同等的地位上進行研究。

所以，我認為，一方面是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一方面是中國經濟進入國際學術主流，第三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的進展，使我們對明清中國經濟發展的看法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轉變。當然這一看法是否正確，是不是非常合適，還有待于檢驗，但是，我自己覺得如果說還是沒有新的觀點提出，我們還是基于過去那種從萬歷到乾隆，中國從先進到落后的三百年那樣的一個看法，那么很多今天的問題就沒法來解決。

史建云（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我主要講一下最近我正在翻譯的一本書，叫《大分流》。這本書的主題是說，為什么工業革命會發生在西歐，西歐有什么獨有的優勢？作者彭慕蘭把所有有影響的觀點都收集起來，然后，一項一項地去進行比較研究。

他首先提到的是我們常提到的歐洲所具有的優勢的地方，包括生產資料、生活水平、人口、勞動生產率等等。他用比較翔實的材料證明了西歐并不比東亞更優越，沒有明顯優越的地方。像他提到的平均人口攝入的糖的數量，中國和西歐基本沒有差距。具體的科學技術，如農業方面，中國明顯是要比西歐高的。還有其他的一些方面。

他認為是西歐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煤，煤和蒸汽機的關系。從地理位置上講，歐洲的煤礦分布在英國，據英國十七、十八世紀的經濟核心區域非常近，運輸成本很低；中國的煤礦分布在山西，而中國當時的經濟核心區域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要把煤運到江南或是嶺南，路途實在是太遠了。從地質特征上講，英國的煤層非常潮濕，開采時需要抽水，而蒸汽機最早的用途就是為了抽水。山西的煤非常干燥，它的最大問題是自燃，在當時山西處理煤炭自燃問題的水平在世界范圍內是最高的。防火技術與蒸汽機不同，不能被廣泛應用到其它的工業項目中去。這實際上是歐洲的幸運。

另外在市場、女性勞動力問題、經濟制度方面、奢侈品需求方面、在保護商人私有財產的問題上、在借貸利息的問題上、在出賣官爵的問題上，作者都在進行了較詳細的比較后，認為，歐洲的優勢也不明顯。

很赞哦!（38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