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貿易非效率模型怎么操作(微觀經濟學4道論述題)

盡管新模型更清楚明了的解釋了報酬遞增，但它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不是一個新理念。從新模型中得出的主要觀點是在世界經濟中由規模經濟驅動下的貿易的重要程度，不完全競爭也是如此。國際貿易理論因此和產業組織緊密相連。回過頭看，這個結論是顯然的。畢竟，大多數貿易是在經濟學家從國內角度毫無疑問歸類為寡頭產業的產品中產生的。然而，對國際經濟來說，這是一種激進的重新定位。 盡管貿易新模型挑戰了傳統的觀點，即所有的貿易都是利用比較優勢，但開始新貿易理論并沒有動搖貿易對參與國都是有利的觀念。如果有什么區別的話，把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貿易理論加強了貿易利得的觀點。除了從資源和技術上互補的差異獲利，貿易國能偶在各種產品的生產中分工，在維持或增加可用產品的多樣性的同時獲得增長的生產規模。誠然，次佳的不完全競爭世界不能保證實現貿易中的潛在利益。然而，大多數形式模型證明報酬遞增增加而不是減少國際貿易收益。而且，通過建立更大、更有競爭力的市場，貿易也許會減少封閉式經濟中不完全競爭帶來的扭曲。這樣看來新貿易理論的最初含義加強了貿易使好事的傳統觀點，因而為自由貿易加強了佐證。 然而，說自由貿易比不貿易好與說自由貿易比復雜的政府干預好又不是同一回事。自由貿易是最好的政策的觀點是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的一部分，當然是在市場是有效的基礎上。如果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是解釋國際貿易的必要條件，然而，我們生活在次優世界，政府干預大體上能夠改善市場結果。這樣一旦非比較優勢模型在國際貿易中建立起地位，國際貿易理論家開始質疑是否關于貿易原因的新觀點暗示了關于適當貿易政策的見解。難道現存的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又引起了反對自由貿易的新爭論嗎？ 反對自由貿易的新爭論 國際貿易的新觀點認為貿易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規模經濟而不是比較優勢驅動的，國際市場是典型的不完全競爭。這種觀點表明了兩個反對自由貿易的爭論，其中一個是全新的概念，另外一個是賦予新力量的本來存在的觀點。新看法是關于戰略貿易政策，它認為政府政策可以修正寡頭競爭條件，從而使得超額回報從外國公司轉移到國內公司。另一個觀點認為橫幅政策應該偏向產生外部性的產業，尤其是公司不能完全占用的知識的產生。 戰略性貿易政策 戰略性貿易政策爭論始于人們注意到在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某些產業的一些幸運的公司也許能獲得比他們利用的資源的機會成本更高的回報。例如，假設規模經濟在某個產業里足夠大以至于整個世界市場中只有一個有利可圖的參與者；也就是說，如果兩家公司加入，它們都將招致損失。然后無論哪家公司在該產業中立足，它都會獲得無法與之競爭的超額利潤。 如果一國能保證得到超額回報的那個幸運兒是本國公司而非外國的，那么它能在損害別國的利益下提高自己的國民收入。在兩篇有影響的文章中，詹姆斯·布蘭德和巴巴拉·斯賓塞（1983,1985）指出在一定條件下，像出口補貼和進口限制等政府政策能夠阻止外國公司在有利可圖的市場中競爭。政府政策的作用和如對超額生產能力或研究發展的投資等戰略行動在寡頭競爭中起的作用大致相同，因此有了“戰略政府政策”。 原始的布蘭德-斯賓塞分析和載明它的著作使用了寡頭壟斷的分析：公司在基于其它公司的選擇上選擇自己研究和發展和/或產出的水平，均衡產生在公司反應函數相交處。然而，戰略性貿易政策概念的本質簡單到可以用一個數例表明。實際上，一個例子也許比更正式的面熟更能闡明它的本質。 那么，假設兩國都能生產一種產品，舉個具體例子，此產品是乘坐150人的客機，美國和歐洲各有一家公司可以生產這種客機，分別是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車公司。

著重于對超額回報的追求，假設美國和歐洲對該種產品都沒有國內需求，因此，該產品只能用于出口；這樣允許我們用國家利益確定生產者剩余。同時，假設每家公司都進面臨著一個雙向選擇，生產或不生產。最后，假設如果只有一家公司生產，市場是有利可圖的，若兩家同時進入，市場是無利可圖的。 鑒于這些假設，波音公司和歐洲空中客車公司之間的博弈用表一中的舉證表示。波音公司生產P不生產N的選擇用大寫字母表示，空中客車公司相對應的選擇用小寫字母表示。在矩陣的每個小長方形里，左下角的數字表示波音公司的利潤（正常的資本回報率），右上角數字代表空中客車公司的利潤。 如表，該博弈沒有唯一的結果。為得出一種結果，現假設波音公司先于空中客車公司做選擇。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結果是Pn，即右上角小長方形：波音公司會獲得大額利潤，同時阻止空中客車公司進入。 顯然，歐洲政府想要改變這種結果。戰略性貿易政策可以改變結果，只要它能夠在波音公司開始生產前幫助空中客車公司。假設若空中客車公司生產飛機，歐洲政府會提前為之提供10個單位的補貼，不管波音公司怎么生產。然后得益矩陣變成了表二。結果就會截然不同。波音公司知道即使它也生產，空中客車公司也會繼續生產，最后只有它自己會受損。這樣，波音公司傾向于不生產，結果就變成了Np而非Pn。令人驚訝的是，10個單位的補貼讓空中客車公司的利潤從0提升到110！其中100來自從美國轉移給歐洲的超額回報，是以美國付出代價帶來的歐洲國民收入的增加。 這樣戰略貿易政策表明至少在特定情況下，政府通過支持國際競爭中的公司，可以以他國為代價增加本國福利。上面的例子表明通過補助實現這一目標，但其它政策也能達到這一目的。尤其當某種產品在國內有很大的市場時，如果雙方都參與該市場，則對市場的保護會增加國內公司的利潤，降低國外公司的利潤；像出口補貼，能夠阻止外國進入同時允許國內公司獲得超額利潤。正如商人們常說而經濟學家經常否認的，在特定情況下，受保護的國內市場能夠促進而非阻止出口，很可能增加國民收入。 戰略性貿易政策爭論對非經濟學家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因為這好像在說被國際貿易理論家譴責為不合理的觀點實際上有意義。為了保護自由貿易，一些分析家很快指出戰略性貿易的缺點，指責它實際為干預打基礎。然而，在考慮這些爭論前，我先介紹對新理論表明的貿易中政府干預的另一種辯護理由。 外部經濟 這已經不是新觀點了，脫離自由貿易鼓勵產生積極的外部經濟行為是合理的。當某種產業產生外部經濟時，保護是有利的這種觀點是傳統貿易政策理論的一部分。然而，對國際貿易理論的重新思考使得政府干預能夠促進外部效益的理論具體化。 用蜜蜂和花朵的例子想象公司間物理外溢會產生外部性時可能的，但根據經驗，積極的外部性最可能的來源是創新性的公司不能完全占用他們的創新知識。專屬權問題的出現在經歷快速技術進步的產業中是明顯的，這些產業中公司老一套地把彼此的產品拆開看它們怎么工作和怎么制成的。然而，在基于完全競爭的傳統國際貿易模型中，由不完全專有性帶來的外部性不輕易被發現，因為作為外溢來源的公司知識投資不能融入。知識投資一定屬于不變成本；如果公司改善產品或者技術，單位成本下降，從而能產出更多的產品。動態規模經濟的結果必然導致完全競爭的崩潰。因此，完全競爭模型不能明確地表明外部經濟存在的最可能原因。但這并沒有阻止貿易理論家分析外部性貿易政策的含義，實際上，這很好理解。然而因為他們的模型中沒有指出知識投資，導致外部經濟看起來很抽象，在現實中沒有對應物。傳統貿易模型，任何產業都可能產生重要的外部經濟，以至于此理論沒有操作有效性。 若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被作為準則，抽象性問題會得到減輕。與知識投資聯系的動態規模經濟是被普遍接受的競爭不完全性另一個原因。外部經濟用研究和發展結果的不完全專

有性確定，容易發生在對這此投資很大的產業中。因此通過對產生外部性的特定機制模型化，新貿易理論好像在指明外部性可能是重要的。 新貿易理論表明的外部經濟重要性，與戰略貿易政策爭論相似，為政府鎖定特定部門提供了理由。然而，外部經濟爭論在一個重要點上又有區別；提高產生外部經濟的部門的政策么必要對他國有不利影響。一國鎖定高外部性部門對他國的影響積極與否取決于外部規模是國內還是國際的。國家內知識溢出有利益沖突，，國家之間不會。假設每家電腦公司都研究發現了能使其他電腦公司受益的知識。這只是一個贊助美國電腦生產而非日本的例子，假設美國公司不能從日本的研究中獲益。很多例子表明外溢是不可能尊重國界的；公司能夠對國內外制造的產品進行逆向工程。全國有限外部性的最佳候選位于靠人們口口相傳使得知識傳播最廣的地方。這是比研究發展更有限制性的行為，盡管它被認為是像硅谷和波士頓Route128等引人注目的高技術產業集聚背后的力量。 盡管有國家層次的外部性使得產業政策成為國際利益沖突的一個來源這種限制，但很明顯貿易理論的變化加強了國家之間競爭為了努力實現這些外部性的觀點。這也為新戰略性貿易政策爭論提供一個比現有更令人尊重的偏離自由貿易的理據。 新干預主義的批判 實證經濟學中新貿易理論，得出大多數貿易反應了報酬遞增和許多國際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等結論，在行業中很快被普遍接受。然而為政府干預提供公正的規范性結論遭遇了尖銳的批評和反對，尤其是新貿易理論提出者自己。對新干涉主義的批判部分地反映了對貿易政策政治的判斷。然而，任然有三種經濟學批判。第一，不可能在給定不完全市場中實際困難的條件下制定有用的干預政策。第二，他們爭論說，任何通過干預獲得的收入都將被尋租公司的進入而消失。第三，對一般均衡的考慮從根本上增加制定干預性貿易政策的實際難度，甚至使得這些政策帶來的好處多于壞處。 實證困難 前面數例假設歐洲政府知道該得益矩陣和波音公司對它實行政策的反應。事實上，即使消息最靈通的政府也不會知道這么多。當然，不確定性是所有經濟政策的特點，但更不確定的是政策會如何影響寡頭競爭。很簡單，因為經濟學家沒有寡頭競爭的可靠模型。然而貿易政策對不完全競爭行業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公司合作與否，他們通過設定價格還是產量競爭。此外，在許多寡頭行業里，公司參與一項對他們自己自己來說規則復雜、目標模糊的一項多級游戲。 對干預的外部爭論遭遇到衡量外部經濟的實際問題。知識外溢本來是難以計算的，因為他們代表公司間非市場聯系，并沒有留下能夠追蹤的書面記錄。細致的案例研究工作和關于行業歷史的計量經濟學也許能夠確定外部經濟，但我們需要的貿易政策是對未來的估計而非過去。對于半導體行業中一美元的研究發展投入能帶來一美元的外部效益還是十美元，實際上沒人知道。 基于新貿易理論制定政策是不確定的爭論只能帶來謹慎和刻苦研究，并沒有實際作為。若再聯系下面所描述的政治經濟，會引起另一個問題，和行動相連的政治損失是否超過了可能收益。 進入 假設政府無論如何都能在制定干預性貿易政策時客服一切困難。若政策帶來的收益由于額外公司的進入消失，也許就不能增加國民收入。 回想第一個旨在確保超額回報的戰略性政策，我們假設市場只能允許一家公司獲益。現在假設實際上市場允許4或5家公司進入，達到整數約束不重要的足夠數量，自由進入會抹殺壟斷利潤。這樣，像伊格內修斯·霍斯特曼和詹姆斯·馬庫森強調的一樣，即使政府補貼政策阻止了外國與其競爭，這些補貼會轉移到外國消費者而不是保證本國生產者的超額回

報。活像阿維納什·迪克西特所說，當有可能有新的進入時，那么有問題“在哪里尋租呢”。 這又引起關于旨在促進外部經濟的政策問題。假設半導體芯片的制造存在外部經濟，看似好想證明了對芯片生產有補貼。如果勞動力和資本等額外的資源富有彈性地投入到行業里，更大的生產帶來的外部收益不會局限于該國。相反，制造出來的更便宜的芯片會使世界范圍內的消費者獲益。只有某些要素非富有彈性地投入到行業中才能實現國家優勢，如硅谷或半導體行業給其他行業帶來的外部收益。若進一步減少新要素和新公司的投入，但不會完全沒有，為外部經濟競爭的程度是國際沖突的來源。 一般均衡 即使在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預算限制仍然存在。一國不能對所有行業進行補貼保護。這樣旨在促進特定行業的干預主義政策，無論處于戰略性的還是外部性原因，一定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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