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貿易金融雜志記者名單(華人國際10大培訓師都誰怎么樣？)

）、德國的《通告報》（1609年）、英國的《每周新聞》（1621年），以及法國的《報紙》（1631年）。〔1〕

有關中國新聞事業的教科書，盡管不少喜歡帶點“自豪感”去渲染歷朝的邸報，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認，中國近代報刊起源，最早不能超過19世紀：若以西人來華辦報而言，最早是1822年的《蜜蜂華報》；若以國人辦報，則多數學者認為是王韜1874年創辦的《循環日報》，也有少數學者認為，是更早的1858年的《中外新報》。〔2〕但不論以哪份報紙為開端，中國近代報紙的發軔，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歐洲）200多年。

這一點，在國內早有學者指出，著名學人唐振常曾說：“中國報業史的作者們，論述國內報業興起，往往夸古以飾今，把報紙的起源作無限制的延伸，事涉荒誕，人莫我信。且勿論‘宮門抄’、‘邸報’之非中國報紙祖先，即使晚近……中國人起而自辦了大量的印刷物，或稱作‘報’……其實質不是今天嚴格意義上的報紙(新聞紙)……中國之有報紙，遠較西方歷史為短”。〔3〕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也說：“中國很早便有了印刷術，但專為印刷而設計、并且只有通過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別是報紙和期刊，最早僅出現于西方。”〔4〕

那么，為什么一個最早發明印刷術，有長期的邸報體系，很早就具備“處士橫議”（輿論監督）傳統的國度，一個崇拜文字幾乎到巫術地步的國度，一個歷朝歷代知識分子都多到用不完的文明大邦，卻在新聞事業上晚于西方如此之久？

筆者曾查閱了大量的新聞教科書和相關論文，遺憾的是，幾乎千篇一律地都用“資本主義萌芽的不開花結果”，或者“封建王朝對新聞自由的專制扼殺”兩條理由輕輕帶過。我們不應滿足于這種簡單的，好象做廣播操一樣的落入套路的分析。在這篇文章里，筆者試圖從出版技術、社會風氣、海外貿易及朝廷管制幾方面去尋找蛛絲馬跡，以給出盡可能有些新意的結論。

一、雕版印刷術的窒障

明清兩代刻書之盛，歷來為學者稱道。明代福建的建陽地區，更形成了一個空前龐大的民間出版集團，商業性書坊達數百家，持續四五千百年，世代經營，品種多樣，初步具備了“文化產業”的模樣。

在明代出版業極發達的情況下，甚至出現了“疑似雜志”的出版物，如《朱翼》、《萬錦情林》、《國色天香》等，鄭振鐸將之稱為“通俗類書”。內容以戲文、小說為主，也刊登一些時事雜文，新潮言論，比如《朱翼》，甚至介紹過利瑪竇的新學說。遺憾的是，“疑似雜志”沒有定期出版，只是用一個書名，不斷“增補”，沒有發展成真正的雜志。〔5〕

在“疑似雜志”出現的同期，1580年，一份名為《急救報》的“疑似報紙”出現了，它也是現在保留下的唯一一份明代“報紙”原件。和當時幾乎所有的出版物一樣，《急救報》同樣使用的是雕版印刷，共6頁，正文主要是刊出當時“吏部急選官員”的大名單。從裝幀、版式和內容看，沒有脫出傳統邸報的范圍。〔2〕

而在整個清代，“疑似報紙”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六科的官報“科抄”、提塘報房的“小報”，民間報房的“京報”，地方出版的“轅門抄”等等，各有一定的讀者群。但在19世紀以前，這些“疑似報紙”從內容到形式，仍然只是“邸報”的格調，最終沒有發展成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報刊。〔6〕

僅從技術角度看，雕版印刷術是最大的瓶頸。

自15世紀中葉德國人古登堡發明全套金屬活字印刷系統以來，西方出版界就廣泛應用此種技術，1448－1450年，歐洲246個城市建立了1099個印刷所，印刷了4萬種共1200萬冊書。〔7〕它的特點是成本低廉，印刷迅捷，完全符合現代報刊的出版要求。而在中國，一直到晚清，活字印刷卻始終沒能進入主流，精美但費時費錢的雕版印刷，始終占據強勢地位。

要用雕版技術來印刷現代報紙，幾乎是不可能的。首先，雕版費時，在明清時代，一名刻工雕一部12萬字的書籍，需要500個工作日！在明人鄭濟的一篇跋文中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低下工效：

“……以字計之，十二萬二千有奇，于是命刊工十人鋟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8〕

其次，雕版印刷物價格昂貴，比如有記載的一部明代大眾讀物《新鐫陳眉公批評春秋列國志》，1000多頁，就要紋銀一兩，而當時一兩銀子可買白米4石（240公斤）！〔9〕 按此比例，一份數十頁的“雕版印刷日報”，價格至少接近1錢銀子，也可以買24公斤白米了，普通市民階層，肯定是不太樂意購買的。而在歐洲報紙的萌芽階段，應用金屬活字印刷的一份報紙，定價不過1個銅板左右。18世紀前后誕生的，在大眾傳播史上有特殊地位的“廉價報紙”，有些定價僅為1分錢。報紙只有依靠低廉的定價，才可能吸引廣大市民，成為大眾媒體，而不再僅僅是士大夫的讀物。就此點而言，雕版印刷可謂輸在起跑線上。

另外還值得指出雕版印刷的兩個毛病：一是雕版印刷物的文字容量狹小。一般的雕版印刷書籍，每頁不過一百多字，比如四庫全書，每頁僅為182字〔10〕。對于追求信息含量，講究內容厚實的近現代報紙而言，若用雕版印刷出版報紙，那簡直如同派小腳女人參加奧運會100米賽跑。二是雕版印刷對于新聞刊物存在“過期作廢”的問題。一般來說，書刊的雕版可以用同一個底板多次印刷或采用修補、遞修底板的方法重復印刷，但對于時效即生命的新聞報刊來說，雕刻的底板顯然無法重復使用。

只有以金屬活字技術為基礎的近現代印刷技術才能支持近代報刊。我們當然還記得，一直以來不少教科書都喜歡鼓吹，世界上最早發明活字印刷的人是《夢溪筆談》中記錄的布衣畢升。但是，由于士大夫的雕版審美情結及活字技術改良實踐的匱乏，從畢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到19世紀近代活字印刷術從西方再度傳入中國的八九百年中，在中國，活字印刷的書籍不到雕版的百分之一。

應當承認，活字印刷偶爾也有一兩個突破，蕩漾些波瀾，但旋即便成死水。清代康熙年間陳夢雷主編的《古今圖書集成》首次大規模應用銅活字印刷，可若干年后大量銅活字就被看守者偷去變賣了。到了乾隆年間，金簡主持印刷著名的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可他死后，25萬個木活字也大半給宮廷人拿去烤火用了。而在民間，活字印刷最多的用途卻是鄉下人印家譜。〔11〕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只有等到19世紀之后，西方的近代鉛印、石印、照相印刷等技術及相關設備的陸續輸入，才能開始構建屬于自己的新聞事業。

二、“反新聞”的社會習氣

初一看，明代的社會土壤似乎將要孕育近代新聞報刊。自明代中葉以降，商業化速度加劇，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逐漸呈現“城鄉一體化”的同時，催生了數量不小的有閑暇的市民階層。一部地方志曾記載晚明的蘇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鎮者十之三四，散處鄉村者十之一二”。〔12〕 在以《金瓶梅》、《三言二拍》為代表的市民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明代市民娛樂、休閑的記載。而以李贄為代表的市民狂叛思想者的心跳與呼喊，似乎也暗合著明代消費社會的內在脈搏，那就是打開枷鎖，盡情去享受思想與肉身上的自由。

在不少學者的眼里，明代的市民社會是“縱欲”的，“放肆”的，雖然有點缺乏自我約束，卻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自由時代”。〔13〕

但這“自由”，只是對有足夠權力和購買力的階層而言，走向極端即制造出西門慶之流的“兩足獸”。西門慶的“自由觀”可在其對吳月娘的一番話中盡顯：“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滅我潑天富貴！”〔14〕

這種以金錢權力為基礎的“自由觀”，與西方同期以“人性解放”為基礎的自由觀，顯然是悖反的，與新聞的本質也是格格不入的。

即使不走極端，這種“自由”也只能制造出在休閑娛樂中麻木不仁的“群氓”。于是，各種或許稱得上是“新聞替代品”的娛樂方式風行天下：小說、講史、評話、詞話、陶真、彈詞、寶卷……在明代市民的日常生活里，說書人和戲子成為了最佳的“信息傳播者”，普通市民的大多數歷史常識、時事消息，都來自說書場和刊行的戲文小說里面。〔15〕

清初藏書家錢曾在筆記中曾提到：“……三保下西洋委巷流傳甚廣，內府之戲劇，看場之平話，子虛亡是，皆俗語流為丹青耳。”這是明代民間時事傳播途徑主要依靠日常的娛樂方式，如看戲聽說書等等的一個有力證據。〔16〕

然而，小說、彈詞和戲文的“子虛亡是”，恰恰是新聞最大的敵人，畢竟新聞的本質之一就是“真實性”。因此，一個熱衷于戲文、小說、彈詞的社會，一個依靠“子虛亡是”的手段來進行時事傳播的社會，也就不能不說是“反新聞”的。

對昨日的追憶與向往超過對現實世界的關注，是“反新聞”的另一個特征。在明代，刊行的長篇章回小說（比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口頭流傳的說書（如說岳、說五代、說三分等等），大都取材于歷史題材（《金瓶梅》是一大例外），當時的大多數市民，即使不算“厚古薄今”，但至少也是“好古忘今”。這種好思高古而冷漠現實的社會習氣，是新聞的又一大敵人。

到了清代，由于清初文字獄盛行，四庫全書的“誘奸”，乾嘉學派的出現，樸學經學盛行，“復古”的習氣被放大到極致。用2萬字來為一句經書上的話做注解，甚至被認為是值得的和應當推許的。十幾部古老得長白胡子的書壟斷了無數讀書人的大腦，而四庫全書的開館則讓相當數量的精英從此耽溺于煩瑣的校注，而不再注目書齋外的現世。在這種時候，新聞被驅逐到了最偏僻的角落。

梁啟超對此有簡單而清晰的描述：“綜觀（清）二百余年之學史，……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于王學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程朱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許鄭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得解放……今清學固衰落矣……乃勢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17〕

三、“非自由”的貿易傳統

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后，西方各國的海外貿易飛速發展，成為其近代化的最大推動力之一。歐洲近代報刊的最初的誕生地，幾乎無一例外是在國際港口城市或商業金融中心城市，如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國家之間的貿易是催生新聞報刊的最初動力，而海外貿易制造出的繁榮城市，則為新聞報刊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

反觀中國，盡管在明初其經濟實力在世界上可算頭號強國，在永樂年間也出現了上千人的海外貿易團來京的盛況，但幾乎整個明代，海外貿易都是“非自由”的。明太祖曾諭令民間“片板不許下海”，只允許官方嚴格管制。有來無往的“朝貢貿易”，其政治、外交色彩重于經濟色彩，基本是得不償失的賠本買賣；到明代中葉，沿海從事貿易活動的百姓“視波濤為阡陌，倚帆檣為耒耜”，民間貿易的勢頭漸漸壓過了“朝貢貿易”，早期的外番貨品免稅政策（這是明太祖最初定的政策，他對一名奏請收取關稅的大臣說，抽什么稅？大國不貪小利，讓那些番夷看看我們大國的氣度吧！這和我們當年無私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也逐步改為按例抽分；隆慶、萬歷開海以后，外國商船來華已不限于有朝貢關系的國家，諸般限制也已放松，抽分納稅后便可入市交易。但外商必須通過官設牙行的中介才能進行買賣，不能與民間商人直接貿易，因此仍然是由政府壟斷控制的“非自由”貿易。〔18〕

清朝海禁從入關之初即始，順治十八年（1661年）更全面實行“遷海”，從是年起到康熙初年，在北起直隸、山東，南到廣東的沿海各省“堅壁清野”，將沿海一帶的居民一律內遷數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燒毀，寸板不許下海。凡溪河樁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了望，違者死無赦”〔19〕。此后二十余年間，中外商業交往幾乎完全斷絕，海禁之徹底遠超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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