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貿易自由度用什么衡量(在多元回歸模型中,方差分析可以如何分解,他們的自由度分別如何衡量)

給是決定貨幣價值、貨幣購買力的首要因素。如果本國貨幣供給減少，則本幣由于稀少而更有價值。通常貨幣供給減少與銀根緊縮、信貸緊縮相伴而行，從而造成總需求、產量和就業下降，商品價格也下降，本幣價值提高，外匯匯率將相應地下跌。如果貨幣供給增加，超額貨幣則以通貨膨脹形式表現出來，本國商品價格上漲，購買力下降，這將會促進相對低廉的外國商品大量進口，外匯匯率將上漲。

五、財政收支一國的財政收支狀況對國際收支有很大影響。財政赤字擴大，將增加總需求，常常導致國際收支逆差及通貨膨脹加劇，結果本幣購買力下降，外匯需求增加，進而推動匯率上漲。當然，如果財政赤字擴大時，在貨幣政策方面輔之以嚴格控制貨幣量、提高利率的舉措，反而會吸引外資流入，使本幣升值，外匯匯率下跌。

六、利率

利率在一定條件下對匯率的短期影響很大。利率對匯率的影響是通過不同國家的利率差異引起資金特別是短期資金的流動而引起作用的。在一般情況下，如果兩國利率差異大于兩國遠期、即期匯率差異，資金便會由利率較低的國家流向利率較高的國家，從而有利于利率較高國家的國際收支。要注意的是，利率水平對匯率雖有一定的影響，但從決定匯率升降趨勢的基本因素看，其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對匯率的變動起暫時的影響。

七、各國匯率政策和對市場的干預

各國匯率政策和對市場的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匯率的變動。在浮動匯率制下，各國央行都盡力協調各國間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力圖通過影響外匯市場中的供求關系來達到支持本國貨幣穩定的目的，中央銀行影響外匯市場的主要手段是：調整本國的貨幣政策，通過利率變動影響匯率；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對資本流動實行外匯管制。

八、投機活動與市場心理預期

自1973年實行浮動匯率制以來，外匯市場的投機活動越演越烈，投機者往往擁有雄厚的實力，可以在外匯市場上推波助瀾，使匯率的變動遠遠偏離其均衡水平。投機者常利用市場順勢對某一幣種發動攻擊，攻勢之強，使各國央行甚至西方七國央行聯手干預外匯市場也難以阻擋。過度的投機活動加劇了外匯市場的動蕩，阻礙正常的外匯交易，歪曲外匯供求關系。

另外，外匯市場的參與者和研究者，包括經濟學家、金融專家和技術分析員、資金交易員等每天致力于匯市走勢的研究，他們對市場的判斷及對市場交易人員心理的影響以及交易者自身對市場走勢的預測都是影響匯率短期波動的重要因素。當市場預計某種貨幣趨跌時，交易者會大量拋售該貨幣，造成該貨幣匯率下浮的事實；反之，當人們預計某種貨幣趨于堅挺時，又會大量買進該種貨幣，使其匯率上揚。由于公眾預期具有投機性和分散性的特點，加劇了匯率短期波動的振蕩。

九、政治與突發因素

由于資本首先具有追求安全的特性，因此，政治及突發性因素對外匯市場的影響是直接和迅速的，包括政局的穩定性，政策的連續性，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戰爭、經濟制裁和自然災害等。另外，西方國家大選也會對外匯市場產生影響。政治與突發事件因其突發性及臨時性，使市場難以預測，故容易對市場構成沖擊波，一旦市場對消息作出反應并將其消化后，原有消息的影響力就大為削弱。

總之，影響匯率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這些因素的關系錯綜復雜，有時這些因素同時起作用，有時個別因素起作用，有時甚至起互相抵消的作用，有時這個因素起主要作用，另一因素起次要作用。但是從一段長時間來觀察，匯率變化的規律是受國際收支的狀況和通貨膨脹所制約，因而是決定匯率變化的基本因素，利率因素和匯率政策只能起從屬作用，即助長或削弱基本因素所起的作用。一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對匯率的變動起著決定性作用。一般情況下，各國的貨幣政策中，將匯率確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已成為政策目標之一。通常，中央銀行運用三大政策工具來執行貨幣政策，即存款準備金政策、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政策。投機活動只是在其它因素所決定的匯價基本趨勢基礎上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簡述3答案

匯率制度又稱匯率安排，是指一國貨幣當局對本國匯率變動的基本方式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規定。傳統上，按照匯率變動的幅度，匯率制度被分為兩大類型：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

在國際金融史上，一共出現了三種匯率制度，即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

1、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1880-1914年的35年間，主要西方國家通行金本位制，即各國在流通中使用具有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幣作為貨幣，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及自由輸出入。只要兩國貨幣的含金量不變，兩國貨幣的匯率就保持穩定。

2、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也可以說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

3、浮動匯率制度

一般講，全球金融體系自1973年3月以后，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就不復存在，而被浮動匯率制度所代替。

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后，各國原規定的貨幣法定含金量或與其他國家訂立紙幣的黃金平價，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此，國家匯率體系趨向復雜化、市場化。

隨著全球國際貨幣制度的不斷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978年4月1日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文并正式生效，實行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由于新的匯率協議使各國在匯率制度的選擇上具有很強的自由度，所以現在各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多種多樣，有單獨浮動、釘住浮動、彈性浮動、聯合浮動等待。

簡述4答案

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IDA）、國際金融公司（Interational Finane Corporation,IFC）、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MIGA）、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nter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ICSID）五部分共同組成了世界銀行集團（World bannk Group）。

法治思想應當具有什么樣的內容

規則至上思維

普遍的法治思維，一切從講規矩、講規則開始。在任何工作中，制訂規則很重要，制訂“良法”（合理的規則）更重要。在有規則之后，尊重規則成為第一要務。規則至上思維，就是以既定的法律規則為依據，運用法律規則中的法律術語進行觀察、思考和判斷。

比如，某派出所接到電話舉報，稱其轄區內一居民正在家里播放黃色錄像，遂派4名民警未帶任何文書在該居民房屋外通過門窗向內窺視，之后又強行進入居民家中搜查。此時，一個有法治思維的民警就應該考慮：我已經具備為此事出警的法律依據了嗎？事實上，與此事有關的法律規定簡單而又明晰。相關法律只規定不得“組織播放淫穢音像”，而沒有規定不得在家里播放淫穢音像。因此，民警不能以此為由搜查該公民住宅，更不能因此懲罰觀看淫穢音像的公民。

從法律人的專業角度來講，規則至上思維就是在嚴謹的概念、嚴格的邏輯、嚴密的方法之下，形成概念主義或注釋主義的思維和方法。當然，規則與規則之間是有效力高低或優先秩序的。比如，當法律與憲法相矛盾時，以憲法為準；當行政法規與法律相沖突時，以法律為準。當同等級別的老法規則與新法規則相沖突時，應當堅持“后法優于前法”原則。當同一效力級別的特別法規則與一般法規則相沖突時，堅持“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

所謂“法無明文不為罪”，其實就是指一切被定為犯罪的行為必須是刑法明文規定的，法律上無明文規定的行為不得類推為犯罪。當遇到復雜案件而法律不明確甚至出現漏洞時，除刑事案件外，均需要對法律規則進行解釋，借助一套法律方法來對付這種規則大前提下的缺陷。這套法律方法通常是為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所熟練掌握的。如果黨政領導干部不了解這套法律方法，可以借助于法律顧問。隨著法治的深化，這類問題日益凸顯，所以此次四中全會提出“積極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

在法治的要求下，任何人都要守法，黨委和政府也要守法，并且必須帶頭守法。比如，前述案例中的這四個民警不能認為：既然自己是執法者就有理由來治安，就可以無視民權而強行進入民宅。公權力主體應當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這才是法治思維。

改革30多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法律規則難免與改革時勢不一致，甚至束縛改革。但是，當前的法治形勢與過去數十年已有所不同。在法律體系已基本建立的今天，如果我們仍像過去那樣認為“改革可以沖破法律禁區”，就不合時宜了，也是對法治的破壞。所以，四中全會還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當法律規則發生錯誤或者滯后的問題時，我們可以、也必須通過法治的方式來解決，通過及時的立、改、廢、釋，通過程序來解決。

權利本位思維

任何案件到法官律師手里，都必須首先考慮權利及其根據。黨政官員在處理涉及公民或法人利益的事務時，也要從他們的權利角度考慮。因為，公民權利是權力的邊界。

比如，前述派出所民警查處黃色錄像，窺視和強行搜查民宅。面對類似事件，從法治思維的要求來講，執法者應當多考慮一個問題：公民有沒有在家做某事的權利或自由？或者至少要考慮，民警強行進入公民家中搜查某物品，是否會牽涉或影響到公民的某種權利？如果有法治思維，就會比較謹慎地處置類似的事件，也就會用法治方式來管理社會。實際上，該四名民警的搜查行為已經涉及到公民的住宅權。窺視也好、強行進入也好，都構成對該公民住宅權的侵犯。如果執法者多從公民權利角度考慮，就可止步于侵權發生之前。

權利本位思維還表現為人權思維。這主要集中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直接關聯或接觸的領域，比如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征地農民的人權、街頭商販的人權等。這就要求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人權意識，要尊重和保障人權。

若是法律上沒有規定的利益，是否要尊重和保護？1998年5月，四川省閬中市水觀鎮個體經營戶李茂潤受到一精神病患者的嚴重威脅時，多次向水觀派出所求助，但派出所未予理睬。某日，李茂潤為了求生，被迫從二樓跳下致重傷，遂起訴派出所。這叫“行政不作為”。這種行為是否應該承擔賠償責任？法律上沒有規定，這屬于法律漏洞。法院如何判決呢？經過5年的折騰，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確定本案中存在不作為的行政行為所導致的損害，政府也應當賠償。因為按照權利本位思維，哪怕法律上暫時沒有結論，但只要案件中的公民利益涉及某種權利或至少意味著一項自由，公權力就應當予以尊重。

在市場領域，法治也同樣要求法律把禁止公民、法人做的事項列出來。這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法律實踐中叫“負面清單”。沒有被列入“負面清單”的事項，公民和法人都可以做。這就是所謂“法無禁止即自由”，體現的正是法治思維中的權利本位思維。

權力控制思維

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都會膨脹甚至腐敗。因此，法治要求權力受到控制，這也就是所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公權力總是有各種正當的理由和目的，來觸碰公民權利。比如民警搜查黃碟案中，可以看到警察會因治安的理由而觸碰到公民權利，并且很有可能侵犯到公民自由或權利。治安的理由是正當的，可以說政府在多數情況下，行使權力的理由都會是正當的，但是你不能認為自己的理由是正當的，就可以亂來。從社會整體而言，權力不受限制的后果就是：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

正如全國人民支持反腐敗，但也都意識到“制度防腐”勝于“人力反腐”。如果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只“制度籠子”該有哪些柱子呢？至少應有五方面：一是權利，比如公民和法人，可對政府提出復議申請，也可起訴。二是法

很赞哦!（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