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近三年我國遭遇貿易壁壘案例(引起金融危機的原因有那些？)

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

(4)“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

a.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

b. 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

b. 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后，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三、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

1.進一步堅定信心。經過長期發展，世界經濟形成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我們具備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客觀條件。各國宏觀調控工具明顯增多，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大為增強，我們具備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政策手段。

2.進一步加強合作。我們應該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導向總體上的一致性、時效性、前瞻性。作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二十國集團，是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重要有效平臺。我們應該大力開展各項實質性合作，加快結構調整，穩定市場，促進增長，增加就業，改善民生，千方百計減輕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和影響。

3.進一步推進改革。加強金融監管既是防范和化解國際金融危機的關鍵環節，也是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和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

4.進一步反對保護主義。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應借刺激經濟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我們應該共同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反對以各種借口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和各種以鄰為壑的投資保護主義行為，共同反對濫用貿易救濟措施。

5.進一步支持發展中國家。國際社會應該高度關注和盡量減少國際金融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造成的損害；切實保持和增加對發展中國家援助，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維護金融穩定、促進經濟增長，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克服困難，不斷改善這些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

擴展資料：

論文：匯率變動對浙江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其對策

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經濟的深遠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長期趨勢，總的對浙江經濟是有利的。央行7月21日宣布人民幣升值，標志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市場化改革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很可能意味著發展和改革的一個新時期的到來。

一、人民幣升值的宏觀背景

1、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生產力增強的必然趨勢

改革開放至今，人民幣匯率經歷了由貶值到緩慢升值的倒U字型變化過程（見圖1）。從1994年開始，人民幣進入了長期緩慢升值階段。也就是在這一年前后，中國經濟出現了由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重大變化。從宏觀指標看，全社會物價指數開始下降；而從體制上看，非國有企業開始全面替代國有企業。人民幣由貶轉升表明，一方面是在長期貶值后，人民幣回歸到真實匯率，而在另一方面，則是生產力水平的持續上升支持了人民幣的持續升值。

生產力增強必然導致本幣走強。在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雙重推動下，我國經濟迅猛發展。1978年至2004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4%，以人民幣為單位的名義GDP累計增長了21倍。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明顯快于美國。1990—2001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6.75倍，扣除價格因素則提高了3.58倍；美國提高了1.52倍，扣除價格因素則僅提高1.29倍。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成本下降，再加上中國企業積極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商品競爭力明顯增強，吸引了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對于中國商品的極大需求，而這又引發了中國外匯順差的持續上升。

1994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金融資本項目順差一直呈增長態勢（見圖2），形成了一種雙順差狀況。2004年，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累計高達6368億美元。匯率是貨幣的價格，由外匯市場上本幣和外幣的供求關系來確定。如果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超過人民幣的供給，人民幣就會面臨升值壓力，反之則面臨貶值壓力。我國經濟十多年持續增長、累積額高達6000多億美元的國際收支順差，在外匯市場上形成了對人民幣的巨大需求。正是在這種需求的拉動下，人民幣升值成為一個必然選擇。

與此同時，持續十多年的國際收支雙順差致使我國的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截至今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額高達7110億美元，這雖然有國際炒家的因素，但誘因卻是國力增強所引發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巨額外匯儲備遠遠超過了基于正常需要的安全儲備，并由此而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持有過量的外匯儲備會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同時也會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特別是持有美國國債的收益率遠遠低于外商來華投資的收益率（差額約為10%），大量利潤被外國人賺走。在這樣的背景下，提高人民幣幣值有利于克服資源配置的扭曲。

2、人民幣升值不會重蹈日本覆轍

一些人士喜歡引用日本的案例，來說明本幣升值的不良后果。更有人把此政治化，說壓本幣升值是美國人搞垮一國經濟的陰謀，其實這些都是缺乏說服力的。

應該說，日元升值并不是當前日本經濟頹勢的元兇。日元升值始于1971年8月26日，日本由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轉為浮動匯率制。當年12月8日，按照斯密森協定，日元從360日元兌換1美元，升值到308日元兌換1美元。在此之前，日本已經歷了自1955年至1970年，長達1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然而這以后，即1970年至1990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仍高達9.2%。從下圖可以直觀地看到，1970年以后，日元持續升值，而日本的年度GDP增長，卻相對穩定地保持8%左右，最高年份為21.8%，最低年份為4.1%。1990年以后，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低，這是一個很復雜的經濟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拿日本經濟來類比中國經濟，其實還忽略了中日經濟的兩個巨大差別。一是內需差別。中國是一個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看中的也是中國巨大的市場資源。因此人民幣升值后，即使出口受到一定影響，也可以通過開發國內市場來彌補總需求不足。日本是小國，內需有限，特別是日本政府長期采取保護國內農業、中小企業主利益的政策，進一步導致總體經濟缺乏較強競爭力。二是要素成本差別。日本是典型的資源小國，經濟快速增長導致其國內要素價格急劇上升，最典型的如職工平均現金收入快速增長。1970年，日本職工的月平均收入為7.6萬日元，1990年上升到37.0萬日元，上升了4.9倍，如果以美元計算，則上升了13.0倍[1]，成本上升削弱了日本商品競爭力。雖然中國的自然礦產資源并不豐富，但勞動力價格將長期具有較強競爭優勢。

3、人民幣升值為何如此艱難

2002年底以來，人民幣就已經面臨升值的顯性壓力，尤其是2004年10月央行加息后，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大。其實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人民幣面臨的也主要是升值壓力。從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到開始升值，歷時三年多，正反映了人民幣升值一個艱難的政策抉擇，這里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升值結果很難判斷。經濟運行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復雜過程，對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只能給出一個大致的預期，很難做出具體的量化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幣升值必將“牽一發而動全局”，萬一出現不可控局面，就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因此人民幣匯率調整必須全面考慮，統籌協調，慎之又慎。尤其是現階段，國際游資大量入境豪賭人民幣升值，而國內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不成熟，金融機構抵御抗風險能力較弱。在這樣背景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幅度、方式等，更需謹慎選擇，稍有差錯，可能就會造成經濟的巨大波動。

其次是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所導致的路徑依賴。人民幣被低估，使得出口部門具有價格優勢，形成了出口企業低匯率的路徑依賴。很多出口企業依靠低價格獲取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靠“跑量”贏得大量外匯，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人民幣升值幾乎可以肯定會給依靠低價競爭的出口企業帶來較大壓力，從而將打破利益分配格局，這就必然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因此，人民幣升值必須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處理好多方面關系。

二、人民幣升值利大于弊

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有利有弊。從宏觀和長遠來看，如果宏觀經濟政策處理較好，人民幣升值利大于弊。就當前而言，人民幣升值所帶的不利影響，大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不會影響到經濟發展的全局。

1、出口額不會大幅度銳減。

首先，匯率調整的國際經驗證明“匯率升值必定打擊出口”的觀點沒有經驗依據。日本和德國都經歷過貨幣大幅度升值，但這兩個國家的出口不降反升（見圖4、圖5）。1971年“尼克松沖擊”后，日元對美元匯率從360:1上升到308:1。之后日元逐漸升值，到1984年上升到231日元兌1美元，而與此同時，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則呈上升態勢。以日元計算，1985年日本對美國出口總額為42.9萬億日元，比1970年增長6倍，平均每年增長12.7%。70年代是德國馬克升值最快的時期，雙邊匯率從1970年的3.68馬克兌換1美元，升值到1979年的1.73馬克兌換1美元，累計升值1.13倍，而在這期間德國外貿出口額則增長了1.5倍，且一直保持較大順差。

其次，浙江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出口結構決定了人民幣升值不會造成出口的急劇銳減。出口商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初級產品，另一類是工業制成品。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初級產品趨同率較高，國際市場競爭激烈。人民幣升值后，初級產品出口有可能受此影響而減少。但從浙江情況看，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逐年降低，2003僅占出口總額的5.1%，因此對貿易出口的整體影響不大。工業制成品的生產具有國際化特征，需要大量進口原材料以及機器設備等，人民幣升值后，企業進口原材料、機器設備成本將會降低，給企業提供了一定的降價空間，緩解了人民升值所帶來的價格壓力。更重要的是，工業制成品的產品差異較大，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產品競爭力的影響，主要是看與相關國家產品的比價關系。從我國產品近幾年大幅壓價競爭的情況看，我國低層次工業制成品與其它國家相比具有巨大的價格優勢，即使因人民幣升值而小幅提價，也不一定會高于別的國家和地區，從而不至于較大程度地影響我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再次，低廉的勞動成本使得出口企業可以承受一定的升值壓力。浙江是中國勞動密集產品生產的一個典范，由低工資所支撐的國際競爭力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低廉的勞動成本成為浙江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明顯價格優勢的主要支撐。根據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美國工資是中國工資的50倍。勞動力成本的低廉并不會被出口價格的上漲而完全抵消。人民幣升值后，如果幅度不是非常大，勞動力成本依然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得出口企業可以采取降價策略來緩解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壓力，出口不會因人民幣升值而大幅減少。

最后，匯率不是影響出口的主要因素，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是導致出口迅速增長的關鍵。從歷史上看，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實際匯率一直處于升值趨勢，但中國出口卻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勢頭。1994—2002年，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歐元（2001年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的名義匯率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實際匯率升值幅度分別為18.5%，39.4%和62.9%，而此期間中國對美德日的年出口增長率分別為17.3%，11.5%和14.1%；浙江對美德日的年出口增長率分別為23.9%，20.7%和14.7%。這說明匯率不是左右出口的關鍵，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是核心因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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