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近代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特點(近代中國茶葉產銷變化趨勢 洋貨出現中國市場反映中國處于世界怎樣地位)

為了英國在遠東的重要商業基地和軍事要塞，并吸引了其他西方國家在那里設立領事館和商行。香港還成為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信息交流中心和文化傳播中心。

貿易格局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廣州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處于全國性的貿易中心地位。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廣州港的壟斷地位受到沖擊。上海港由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龐大的經濟腹地，迅速取代廣州港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港口。東北地區由于被列強劃分為勢力范圍，也開始發展對外貿易 。

例如，根據《天津條約》規定，清政府開放了天津、漢口、九江等十個新的通商口岸，并允許外國人在這些地方居住和購置房地產。這就使得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貿易網絡得到了擴展，但也使得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受到了更大的侵犯。上海港由于其地處長江入海口，與長江流域的經濟聯系密切，而且受到西方列強的保護，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東北地區由于其豐富的礦產資源和戰略位置，被列強視為爭奪的目標。俄國通過《中俄密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獲得了東北地區的鐵路和礦業特權，并在旅順、大連等地建立了租借地。日本通過《辛丑條約》和《日俄戰爭》，取代了俄國在東北地區的勢力，并在旅順、大連、威海衛等地建立了租借地和鐵路特權。

鴉片戰爭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外國商品大量涌入中國市場，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農業。許多手工業者和農民失去了生計，被迫成為廉價的雇傭勞動者或賣身為奴。中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遭到瓦解，中國經濟逐漸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 。

例如，英國傾銷的機器紡織品使得中國傳統的棉紡織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據統計，1840年至1894年間，中國棉紡織業從占全國手工業總產值的50%下降到10%以下。許多棉紡織工人失去了生活來源，有些淪為乞丐或流氓，有些則被迫從事其他行業或出賣勞動力。同時，英國從中國大量進口原棉作為其工業原料，導致中國棉花種植面積急劇擴大，占用了糧食種植土地，影響了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

加劇了中國的貧困和不平等

鴉片戰爭后，中國不斷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領土，賠款賠銀，開放租界，喪失關稅自主權和司法主權。外國列強和買辦勢力榨取了中國的巨額利潤，使中國經濟衰落，財政困難。中國人民遭受了極端的剝削和壓迫，社會矛盾加深，貧富差距擴大 。例如，《南京條約》規定清政賠款賠銀，開放租界，喪失關稅自主權和司法主權。外國列強和買辦勢力榨取了中國的巨額利潤，使中國經濟衰落，財政困難。中國人民遭受了極端的剝削和壓迫，社會矛盾加深，貧富差距擴大 。

例如，《南京條約》規定清政府向英國賠款2100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此后，清政府又被迫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向各國賠款賠銀達數億兩白銀。這些賠款不僅加重了清政府的財政負擔，也導致了白銀外流和銀本位制的崩潰，引發了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同時，外國列強在中國設立了租界和領事裁判權，使得中國喪失了部分領土和主權。在租界內，外國人可以自由經商、傳教、建設，并享有治安、稅收、司法等方面的特權。在這些地方，外國人和買辦勢力操縱了中國的貿易和金融，并剝削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人民在租界內受到了種種歧視和侮辱，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語。

催生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

鴉片戰爭后，一部分有遠見的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技和思想，倡導變法維新和洋務運動。一些新式企業和銀行在西方技術和資金的幫助下出現了，如輪船招商局、匯豐銀行、中央銀行等。這些企業代表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萌芽，為中國近代工業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

例如，《洋務運動》是指鴉片戰爭后至甲午戰爭前期（1840年至1895年）清政府和一些洋務派官員推行的一系列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包括興辦新式軍事工業、建立海陸軍、開設近代學堂、派遣留學生等。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批以輪船招商局為代表的新式企業，它們采用西方技術和管理方式，在輪船、造船、煤礦、鋼鐵等領域開展生產經營活動。這些企業雖然受到清政府和外國列強的限制和干涉，但也展現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此外，在金融領域，也出現了一些以匯豐銀行、中央銀行為代表的新式銀行，它們提供了現代化的金融服務，并促進了中國貨幣制度的改革。

以上就是我對鴉片戰爭對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原有經濟模式影響的介紹，希望您能對中國近代史有更深的了解。如果您還有其他問題，歡迎繼續提問。😊

近代中國茶葉產銷變化趨勢 洋貨出現中國市場反映中國處于世界怎樣地位

近代中國茶葉出口漸少，是因為英國殖民印度，印度出產茶葉，不必依賴中國的茶葉

洋貨的出現并且漸漸增加反映中國處于入超地位，即出口額少于進口額

從政治歷史方面說，也是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反映

近代中國茶葉國際貿易的衰減

茶葉是中國19世紀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曾經占中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可是到19世紀末，中國出口茶葉急遽下滑，并迅速被印度、錫蘭超過，至20世紀初，中國出口茶葉已不到世界出口茶葉總量的10％。中國近代茶葉貿易由盛轉衰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茶葉生產方式落后，在競爭中處于絕對劣勢；茶葉品質難以保證，缺乏市場競爭力；雜稅繁多，層層盤剝，中國茶農和茶商生存環境惡劣；多年戰亂影響了茶葉生產和貿易路線，造成市場蕭條；貿易的主動權在外商手中，中國茶商承擔風險的能力低，在與外國茶商的競爭中，中國茶商很難取勝。中國茶葉出口由盛轉衰折射了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實情，是19世紀危機的一個突出表現。

19世紀后半葉，長期在國際茶葉貿易中處于壟斷地位的中國遭遇印度、錫蘭和日本等新對手，在最重要的英國茶葉市場上，印度茶葉早在1875年已經取得對華茶的競爭優勢。相對于印度茶葉，華茶出口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英國資本對國際茶葉市場的操縱、中印茶葉生產方式的差異以及國際茶葉市場結構的變化。華茶國際貿易的衰減對中國茶農、茶商和政府都造成損害，帶來中國外貿出口結構、政府財政和茶區經濟、社會的一系列變化。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其原因？

中國在貿易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為基礎的貿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階段。當其時，中國豐富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對推動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買粉絲．Da．Gama)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為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為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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