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其原因(為什么中國近代的對外貿易并沒有多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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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特點是平等嗎

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是不平等的。

近代中國外交的基本特征是：不平等、不獨立、屈辱、無自主權。在對外態度上，既蔑視西方列強又深深恐懼之，在對外交涉的過程中，大多未能擺脫始爭終讓的結局：在對外交涉時，很難擺脫內外雙重困境，外部強敵入侵與內部不同政治派別相互傾軋。

為什么中國近代的對外貿易并沒有多大發展

中國近代的對外貿易沒有多大發展的原因主要有：

1. 政治制度落后：清朝滅亡后，中國處于軍閥割據和表面上的資本主義共和制，這種不穩定的政治環境不利于對外貿易的發展。而同期西歐實行君主立憲制或資本主義共和制，政治制度更加穩定。

2. 經濟基礎薄弱：自然經濟解體后，中國的小農經濟仍占主導地位，資本主義工商業受到西方國家的排擠，發展緩慢，導致對外貿易發展緩慢。而西歐國家則通過對殖民地的商品傾銷和資源掠奪，快速促進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為對外貿易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3. 思想觀念封閉：中國長期被儒家思想所統治，儒家思想重農抑商，導致中國缺乏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和探索，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的機遇。而西歐則通過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鼓勵探索和開放，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

4. 科技水平落后：近代中國的科學技術長期落后于西歐國家，無論是生產效率還是產品質量都遠不如西歐，導致中國對外貿易的核心競爭力不足。而西歐則通過兩次工業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增強了其對外貿易的競爭力。

5. 社會不穩定：近代中國長期處于戰爭狀態，社會動蕩不安，不利于對外貿易的發展。而西歐社會相對穩定，對外貿易條件較好。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的對外貿易沒有多大發展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制度、經濟基礎、思想觀念、科技水平和社會穩定性等方面的落后。

近代中國的雙重特點是什么？

正像中國自古以來就走著一條與西方迥然不同的道路一樣，當中國告別古代邁步進入近代的時候，也走上了別具一格的獨特路徑。為了把握中國近代的社會結構及其特征，必須客觀而冷靜地把握近代中國的歷史起點。

一、近代中國的歷史起點

與在自身單一矛盾的運動中完成近代突破的西方情形不同，中國在與古代揖別之時，面臨著雙重危機：內部危機和外部危機。中國正是在這雙重危機（亦即雙重矛盾）的交叉作用中開始邁向近代的。因而，理解近代中國歷史的起點，要比理解西方復雜和困難得多。

我們先來討論封建中國末世的內部危機。

封建時代的地主階級處在對立統一的矛盾斗爭之中，形成和激化這一矛盾的最本質的經濟根源乃是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地主階級利用手中權力不斷大搞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即是貧富的兩極分化，加深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階級矛盾，從而導致廣大農民以革命戰爭的方式迫使封建統治進行新的調整。明清以降，各地起義此起彼伏不斷發生，正是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每次起義都直接地打擊封建統治，極大地沖擊了封建土地制度，促進了封建社會的發展。

與農民起義間接相呼應的，明清以來，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了封建自然經濟的分解，并對封建專制制度造成了嚴重的危機。

但是，這種分解與封建經濟乃至封建統治的根本利益不相容，必然會遭受到封建統治的抑制和壓迫。所謂禁榷制度、土貢制度和官工業制度，正是中國歷代行之有效的抑商政策的三大支柱（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下）：《抑商政策的產生根源，貫徹抑商政策的三項制度及其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它嚴重地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萌芽長久地停留在僅僅是萌芽因素的階段上，而不能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點得到茁壯成長，走向高級的經濟形態。

總之，一方面，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兼并與廣大農民階級失去生產資料，導致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更加尖銳；另一方面，代表封建經濟基礎的小農經濟與日益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又互相抵觸和沖突。而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筑——封建專制主義，又運用多種多樣的手段和方式，包括行政的強制或文化的意識形態的，殘酷地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阻止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以使中國社會永久地停滯在封建主義范疇之內。很明顯，不打碎封建專制主義這個桎梏，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可能的。

從歷史哲學角度看問題，我們可以把上述種種危機（例如土地危機、自然經濟分解危機等）概括為中國社會如何擺脫進入封建社會以來長期停滯狀態而獲得的新的發展這么一個問題，這個停滯與發展的矛盾如此尖銳地沖突著：一方面，中國封建社會以其固有的調節機制，發揮著它的自控能力，使其周而復始地停留在封建主義的歷史之內；另方面，這種歷史的循環往復卻并不能從長遠意義上解決土地危機進而解決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固有矛盾，同時又不能使符合歷史方向的商品經濟獲得迅速成長，從而中國社會通過各種危機并且是這些危機的不斷加深，表示著一種必須實現歷史突破的力量。以停滯為其總體表征的矛盾沖突使中國封建社會末世處在異常深刻的危機之中。

當中國社會正在尋求依靠自身的力量來擺脫內部危機、推翻封建王朝腐朽統治的時候，中國又遭受外國列強的侵略，外部危機日益嚴重，中華民族處于危亡之中。

鴉片戰爭前后，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淫威和侵略面前，中國政府站在主權國家的立場上對之進行武力抵抗是無可非議的。為了保障國家主權，清朝當局相應采取和制定的一系列對外國商人活動的限制政策，無疑也是正當的。因為一個主權國家完全有權利在對外貿易中采取什么樣的具體政策和辦法。但是，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雖然在抵御外強的斗爭中從下層到上層，都曾發揮過一些積極的作用，作為封建落后生產關系總代表的中國封建王朝，不可能將抵抗外侮的自衛方針貫徹到底，更不可能把反對侵略與發展本國經濟進而克服自身的遲滯狀態的歷史任務結合起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反對外來侵略者的全部目的，卻在于維護和捍衛歷經千年的封建剝削的生產關系。從本質上說中國封建王朝對西方殖民者也并不是從根本上加以反對，這從受賄將澳門作其居留地、與西班牙人共剿中國海盜，同荷蘭人共同對付鄭成功的軍隊等已略窺一斑。所以，與其說清王朝曾經抵御過外侮侵略，倒不如說這個王朝在竭盡全力對封建經濟、政治乃至整個封建秩序的自保。而一旦當在這一根本點上與西方侵略者有可溝通之處時，它的所謂抵御政策便立即會轉變為投降和出賣的方針。例如當清政府要鎮壓人民時，便立即與外強勾結起來。他們雖然也屢次訂過一系列海禁政策和其它限制外商政策，但一當他們獲得賄賂，便即刻自行破壞之。而當他們在抵制鴉片走私的斗爭中失敗時，便又屈辱地與外強簽訂了《南京條約》、《黃埔條約》和《望廈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出買主權，盡投降之能事。所有這一切，都清楚地說明了，清王朝在本質上是靠不住的，他們為自保而反外強，為自保而媚外強。在這里，自保是目的，對外強究竟是“反”還是“媚”，要圍繞自保這個軸心而變換。

但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國的目的，卻并不是為了封建帝國恒之長久，而是要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使“東方服從于西方”。然而，西方殖民者從侵略的教訓中也得到啟發，僅用硬的一套辦法行不通的。于是，他們采取了又打又拉的辦法，“打”是為了讓清政府屈從，“拉”是為了讓其就范，總歸在一起，仍然是要把千年帝國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西方殖民者的意向與清王朝的利益尖銳地矛盾著、沖突著。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從侵華的實踐中，感到控制中國使其屈從并非易事，需要依靠清政府的力量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于是當請政府為了鎮壓人民反抗，平息內亂，需要他們助一臂之力時，這些外強也就很快地與之握手言歡了。但是，策略和手段畢竟與本質不是一回事。從根本上說，西方殖民者并不是站在清朝封建社會的立場上，恰恰相反，它是站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立場堅決地否定封建主義中國的，它的目的，是要變中國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外強與滿清在本質上便不相一致，兩者這種既相矛盾又相聯系的狀況在對待人民大眾的問題上卻獲得了一致：外強要征服中國，實質上即是對中國人民的征服，這使西方殖民者與中國人民對立了起來：清王朝為了轉嫁危機也必須將矛頭集中在他們歷來鎮壓的對象——人民身上。于是，西方侵略者的東來與中國政府的抵抗便表現為侵略者的占有與封建王朝的自保，進而結成反動聯盟。從而，人民大眾與西方殖民者和清王朝的矛盾同時激化起來。它的發展所導致的結果是：外部危機——由于外強入侵面臨民族危亡，作用于內部危機（階級矛盾激化），使內部危機——由土地占有對立及商品經濟發展等所展示的停滯與發展歷史危機——大大地加深了，看來，封建王朝自保的可能將被否定了；與此同時，由于外部危機的參加，從而使內部危機中滲入了由外部危機所導致的內容和成分——人們反清不僅是因為它壓迫和剝削人民，還因為它取媚于外強，將導致新的全民族的災難。于是雙重危機相互作用，織成更為復雜而深重的歷史局面：外部危機加深了內部危機，內部危機的嚴重化使得外部危機更加尖銳而突出起來。

上述內部危機與外部危機互為因果的結合在一起，使中國這個古老帝國面臨著總崩潰的極點——這是一個歷史轉變的契機：一方面是內部危機日趨嚴重的中國王朝，它必須發展，沖破封建主義的桎梏，去實現歷史性的突破：另方面是要亡掉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它要把中國納入他們的體系之中。災難深重沉寂千年的中華帝國終于在這雙重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同時又在不能違抗的歷史指向中走上了近代的歷史道路。

二、過渡性社會形態畸形結構及其特征

中國在內外雙重危機下步入近代的事實中，個不容忽視的是，僅僅依靠內部危機是不能完成走向近代歷史突破的。在中國傳統封建主義范圍之內，這種危機只能導致封建主義的改朝換代，而不會增添什么新時代的內容。所以，外部危機就成為中國走向近代的更為直接的原因。很明顯，中國是在世界資產階級的干涉下，在西方資產階級的脅迫下步入近代的。這種狀況是中國近代社會的首要的基本的歷史條件。這一條件的基本內容是：中國社會沒有能夠從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中產生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西方資產階級的干涉在本質上不過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落后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挑戰，而這個挑戰，致使中國國家主權喪失，領土被分割，利益受侵犯，人格蒙恥辱。因此這一浸泡在血泊之中的文明影響，受到落后國家的抗議和抵制是合理的。歷史的情況是，一方面，中國與列強對抗中必然要失敗，并從原來落后的生產方式逐漸接受當時先進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中國又不可能在外因的作用下很快地脫離傳統的生產方式，盡管封建主義已經無法對抗新潮流，要讓位于新的社會形態了，但完全的殖民社會性質決不會在中國確立。歷史在復雜的糾纏中進行著，使中國近代社會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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