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陶瓷出口貿易現狀及對策(中國與歐盟雙邊貿易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制經濟型，經濟的復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政府的行為。目前又對我國出口的部分農產品啟動了進口數量限制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力圖影響國內政治格局。

歐盟的經濟發展較為平穩，自1998年以來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都在2％以上，2002年仍然有望保持在2％左右的水平上。與美國、日本經濟狀況相比，提高了在我國出口市場中的潛力地位。歐盟市場的特殊性還在于，它是一個區域性的經濟集團，集團內部已經實現了商品、人員、資本、服務的自由流通，進入一國市場就等于獲得了進入其他成員國市場的通行證。

正確認識歐盟市場在我國出口貿易發展中的地位是開拓歐盟市場戰略的關鍵。有一種說法，我國的出口市場戰略比較注重對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歐盟只是一個打開或制約美日貿易發展的籌碼。不論這種說法是否符合我國國際政治經濟的總體戰略，這種思路都是不足取的。歐盟是一個極具潛力的市場，正在逐漸擴大，已經形成了一個擁有與美國經濟實力大體相當的經濟體，沒有一種長期發展的戰略眼光，給予歐盟以相應的地位，建立長期的戰略伙伴關系，保持穩定的雙邊貿易關系，就會落在其他國家后面。“十五”期間，要保持我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沒有歐盟市場的支撐是無法想像的，要在戰略高度上重視歐盟市場的開拓，確認歐盟市場對我國出口市場的戰略性支撐地位。為此，必須調整我國對歐盟的貿易政策導向，提高歐盟市場在我國發展對外貿易中的戰略地位，把它放在與美國和日本市場并列的水平上。從市場開發的角度來講，尤其是在“十五”期間，應該放在高于美國、日本市場的地位上。

第二，充分依托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提供的制度框架。我國已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對于發展我國向歐盟的出口貿易是有利的。在歐盟對我國出口商品所采取的不公正待遇中，數量限制是一種直接違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貿易保護措施。這一措施在雙邊貿易關系中是不受約束的。加入WTO后我國在名義上不會再受到歐盟以及來自其他成員可能采取的這種歧視性待遇，即使發生這種情況也可以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框架進行協調。

此外，從階段性的發展來看，歐盟在1998年宣布不再把我國列入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這對于解決我國與歐盟之間貿易摩擦的一個主要問題有所幫助。歐盟早在1979年就開始對我國產品實施了反傾銷調查，其后愈演愈烈，發展成為雙邊貿易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反傾銷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較為流行的一種保護貿易手段。在我國對外貿易關系上，處理反傾銷問題最早的癥結可能是在國內企業對待應訴的態度上，由于體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放棄了應訴的機會而自動敗訴的事例很多。近些年來，我國政府大力呼吁國內企業積極應訴，越來越多的企業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進行有組織的應訴，同時，勝訴的消息鼓舞了越來越多的企業直面國外的反傾銷調查。但是，歐盟在上述宣布中并未確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從而在確定我國出口歐盟的產品價格時，模糊了今后是否繼續按照替代國價格與結構價格標準來判斷的歧視性做法。

在處理貿易摩擦問題時，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提供了一個全球化的制度環境，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可以啟動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我國的貿易利益。但是，另一方面

碳關稅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及政策建議|貿易公司怎么找客戶

貿易與氣候變化問題掛鉤已成為全球的焦點問題。歐、美等經濟體為補充其國內已經或即將實施的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及措施，提出了實施單邊邊界碳調節貿易措施，意圖通過該措施彌補減排政策對其國內產業競爭力造成的潛在不利影響，避免產生“碳泄漏”的風險。2003年，英國學者首次提出采取邊界碳調節貿易措施，以使國內企業競爭力免受實施減排政策帶來的損失。美國國會眾議院于2009年通過的《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規定，美國有權對不實施碳減排限額國家的進口產品實施邊界碳調節。可以肯定，這一措施一旦實施，將對國際貿易格局及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產生重大影響。

一、我國外貿進出口現狀

2010年全球主要三大貿易國——美國、中國、德國的貿易額已占全球貿易總額的28%，其中中國為出口第一大國，年出口額15778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總額的10.4%，其次為美國12782億美元，德國12690億美元及日本7700億美元。相應地，美國為第一大進口國，進口額19692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12.8%，而中國以13951億美元位居第二，隨后依次為德國、日本和法國。

2001—2010年間，我國進出口總額與全球貿易總額趨勢類似，總體快速增長，出口年均增長率21.9%，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之多。從貿易伙伴來看，我國近一半的出口商品出口至亞洲其他國家，其次的主要出口地為歐洲和北美洲，分別占出口總額的23%、19%。

從產品分類來看，我國出口貨物以工業制成品為主，占出口總額的94.8%，其余為初級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主要是機械及運輸設備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50%；其次為輕紡織、橡膠制品、礦冶產品及其制品。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紡織品出口國，占全球紡織品出口總額的37%。同時，2010年，中國超過歐盟成為全球電信設備的第一大出口國（WTO《2011國際貿易統計》）。在我國進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占進口總額的31.1%，工業制成品占68.9%。具體來看，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總額最大，占總量的39.3%，其次為食品及供食用的活動物、非食用原料、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化學品及有關產品等。

二、我國外貿出口的內涵排放

模型測算結果顯示，2007年、2008年我國出口內涵排放分別為16.4億噸和19.2億噸二氧化碳，扣除進口產品內涵排放，承擔轉移排放分別為8.9億噸和11.1億噸二氧化碳，占當年排放總量的14.8％、17.6％。2008年，出口至歐盟、美國的商品占出口總額的38%，而出口到歐美產品的內涵排放約占整個產品內涵排放的比重為33％。

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出口帶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國際產業分工導致發展中國家以出口技術含量低、能耗污染高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為主，從而承擔較高的轉移排放。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使得出口產品的排放強度更高于發達國家。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額為進口額的1.2倍，而出口內涵排放則為進口內涵排放的2.6倍。

國際產業分工、貿易地位和能源結構決定了我國在今后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仍將承擔較高的轉移排放，轉變發展模式和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提高能源效率和優化能源結構，轉變出口產品結構，向價值鏈高端發展，提升我國產業結構向高端發展還需要一定時期的努力過程。

三、碳關稅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在35$/t CO2、50$/t CO2、60$/t CO2三種稅率假設情景下，測算歐美實施邊界碳調節措施對我國出口產品的總體影響結果如表1所示。總體上，高、中、低三種稅率情景對于我國的出口均會產生較大影響，而且隨著稅率的增加，影響隨之增大。其中基于產品內涵排放量計算，導致我國出口產品的關稅水平將提高3.4—6.6%，如按產品直接排放計算則提高0.8—1.3%。在三種情景下，2007年基于產品內涵排放征收的碳稅總額約為163—362億美元，是基于產品直接排放征收碳稅總額的5倍。

歐美為我國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國，如果僅僅考慮對于歐美的出口產品征稅，則我國出口關稅水平提高0.98—1.67％（按內涵排放測算），0.22—0.38%（按直接排放測算）。

傳統的高耗能產業影響較大，如煉焦業、黑色金屬礦、有色金屬、陶瓷制品等部門，均會導致其產品關稅水平上升2—5%。

四、碳關稅對于歐盟的經濟影響

按照美國卡內基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結果顯示，一些發達國家如果考慮其每年由于進口產品帶來內涵排放的話，其整體排放總量均會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的甚至增加60—70％。以美國為例，2004年美國加上其進口產品內涵排放，再扣除其出口產品的內涵排放，整體排放總量大約高出7億噸CO2，占其總量的12％。

除了對產品的出口國產生一定的影響以外，還會對產品的進口國產生一定的影響。經過測算，以2007年為例，一旦我國出口到歐盟和美國的產品征收20US$/tCO2，則對于歐盟和美國產品的進口產品關稅水平將提高0.09%和0.22%（見表2）。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首先，邊境碳調節是依據目的地原則調解國際產品關稅的一種機制，它并不著眼于影響國外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使得它更不容易被認為是貿易保護措施。當前，承擔量化減排義務的國家，對于其工業品進口及競爭力的擔憂比較強烈，使得遏制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舉步艱難，迫切需要采取一定的調解措施來解決該問題，當前熱烈討論的邊境碳調節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的措施之一。

其次，目前承擔量化減排義務的國家特別是歐盟，對于其工業品進口及競爭力的擔憂比較強烈，而且經濟強國和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卻沒有承擔量化的減排義務，導致新的投資會偏向美國，削弱歐盟企業的競爭力，使得遏制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舉步艱難，迫切需要采取一定的調解措施來解決該問題，而當前熱烈討論的邊境碳調節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的措施之一。尤其是金融危機發生以后，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回潮，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其實施單邊貿易保護措施的借口，歐美作為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在碳關稅問題上均有所動作，我國需要高度關注此問題。

第三，基于內涵排放實施邊界碳調節措施在總體上會使我國出口產品的關稅水平提高3.4—6.6％，將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較大影響，我國應高度重視出口產品的內涵能源及內涵排放問題。一旦我國出口到歐盟和美國的產品征收20US$/tCO2，則對于歐盟和美國產品的進口產品關稅水平將提高0.09%和0.22%。

第四，我國的貿易政策需循序調整，應加強對能源密集型行業的調控，對于石油及核燃料加工業、煉焦業、建材行業、基礎化學原料制造業等出口遠大于進口的能源密集型行業加強節能控制，對于煉焦業等嚴重污染環境的行業應嚴格限制出口，而機械、電子信息和紡織等出口額較大的行業，不應對其總量上的發展進行過多的干預和限制，應鼓勵其進行產業升級及提高產品附加值。既要全面配合產業政策調整，又要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相一致，實現貿易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推動貿易政策優先向競爭力導向轉變，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低碳競爭力。

〔本文系國家科技部973課題“發達國家‘碳關稅’及其影響和對策研究”（課題編號：2010CB955501）和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碳稅與碳關稅對北京市經濟發展的影響與對策—基于動態CGE模型”（課題編號：9112008）的階段性成果〕

（顧阿倫，1973年生，遼寧人，博士，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領域：能源系統分析、氣候變化政策。周玲玲，1984年生，遼寧人，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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