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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論文

摘 要：地人關系即環境倫理對文學具有深刻的構成性影響。陜西三大代表作家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其人其文在氣質個性、創作理念、敘述主題、人物形象、文本風格等方面所凸顯的種種歧異性，均可從他們所成長的不同微觀文化環境，即自然地理分野與精神氣候差異兩方面找到原因。相反地，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學文本又證明了鄉土文學文化構成的豐富性與多元性，并使它與都市敘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經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關鍵詞：自然地理；精神氣候；生存文化；禮俗文化；多元文化

Abstract：Environmental ethics，namely，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has deep formative effects on literature. Lu Yao，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Shaanxi writers，differ prominently in personality，idea of writing，narrative theme，image of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extual style，which can all be ac買粉絲unted for from the different micro-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grew up，that is，division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climate. Ac買粉絲rdingly，various literary texts of regional features demonstrat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literary culture，which stands out as a striking 買粉絲ntrast against the stereotypical westernized experience of urban narration.

Key Words：physical geography；spiritual climate；culture of existence；customary culture；diverse culture

19世紀法國文學批評家泰納在其《藝術哲學》一書中認為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從根本上決定于作家所屬的種族、環境和時代三種力量，這就是在文學批評史上產生過深遠影響的“三元素”說。其中，“時代”特征，被用來從宏觀的角度解釋一些文學現象的“整體變化”是頗為有效的，但生活于不同微觀文化環境中的人們，其文化心理結構和行為規范帶有明顯的歧異性，這種差別性給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及其文本打上了鮮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我國也有不少評論家提倡文學創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學批評的地域文化視角。比如“五四”時期，周作人便最早注意到文學的地域特征：“風土與住民有密切的關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國文學各有特色，就是一國之中也可以因地域顯出一種不同的風格，譬如法國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與北法蘭西便有不同。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土當然更是如此。”[1]

在當代，也有不少學者致力于從地域文化的視野對文學現象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闡釋，特別是由嚴家炎任主編，王富仁、錢理群、凌宇任副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研究專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以集束炸彈的形式，呈現了當代學人從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學所達到的較高學術水準。這樣的研究方法，有人稱為文學地理說，有人稱為文學地緣說，還有人稱為作家地理說的，但不管名號如何變化，其實質都是一樣的，即關注地人關系即環境倫理對文學的構成性影響。凡此種種，均為筆者提供了理論資源和批評實踐方面的借鑒。在這個前提下，用種族、環境的不同來解釋一些整體文學格局中明顯帶有地域色彩和獨特文化內涵的文學現象及其成因，應該說是比較可靠和科學的方法。

陜西境內從北向南由橫貫東西的兩大山脈喬山和秦嶺分為三大地理板塊，這三大地理板塊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形成的人文倫理，分別孕育了三位在全國范圍內具有重大影響的作家：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從而也使陜西的文學地理呈現出清晰的三大板塊結構。三作家中，路遙和賈平凹分別來自陜北黃土高原和陜南山區，陳忠實則是關中人。自然地理分野不僅給他們提供了迥異的山川風物、四時景致，也先天地給他們帶來了不同的生理和遺傳因素。但原生質的第一自然元素，給人們的精神影響只是淺表層次的，而生發于這種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中的“第二自然”(文化景觀)如風俗習尚、心理定勢、思維習慣以及道德標準、審美趨向等這些意識評價性元素，才是更為根本、潛隱的制約因素。“第二自然”也被稱為某一地域的“精神氣質”，泰納在《藝術哲學》中稱之為“精神氣候”，認為精神氣候由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共同構成(社會環境包含“時代”因素)，也即環境和氣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兩個層面，筆者對此深表贊同，而這正是本文所有分析論證的出發點。

從自然地理環境來看，陜北黃土高原位于黃河中游，西部是隴東、寧夏，東部為黃河、晉西大峽谷，北接毛烏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處于黃土高原向蒙古草原過渡地帶，再加上年降水量極少，屬中溫帶半干旱氣候類型，因此，人們選擇了適宜生存的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處于這種過渡地帶，使陜北“既是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爭奪的‘前沿陣地’，又成為華族(漢代以后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融合與交流的‘繩結區域’。”[2]歷史上，由于戰爭的作用，陜北曾出現過幾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經考證，“對塑造陜北群體人格影響較大的民族應有三支：商周時的戎狄，秦漢、魏晉時的匈奴，唐宋時的黨項羌”[3]。這種多民族的雜居和交融，使陜北文化在其構成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豐富性。

陜北在歷史上一段相當漫長的時期如周、秦、漢、唐時代，一直作為都城的屏障和軍事要地而被統治者經略，但在戰爭結束失去邊關作用后，統治者便無心治理與經營了。宋明以后，大規模的砍伐森林使這里的土地水土流失嚴重，日益荒漠化，形成了黃土高原山荒嶺禿，溝壑縱橫的地表特征，這種地表特征使得陜北道路崎嶇，交通不便，成為封閉的塊狀結構，很難與外界及時溝通信息，因此“圣人布道此處偏遺漏”，儒家文化在這里的禁錮相對松弛。農耕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的沖突、碰撞與重組，儒家文化滲透力的相對輕淺，使這里的原初文化具有古老性、浪漫精神和詩性氣質。我們從陜北剪紙和年畫的用色(強烈、飽和、艷麗、明快)、安塞腰鼓的驚天動地、信天游的悠遠抒情中均不難感受到這點。

這種過渡地帶的精神氣候使陜北的民性具有一種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既充滿了自由、勇毅、野性、剽悍等外向型特點，又有由地緣位置所導致的保守、內向、封閉等質素。這種性格中的矛盾在路遙的個性中有突出的表現：路遙的性格中，既有理性、保守的一面，也有浪漫、奔放的特質，因此，評論界公認路遙是個主觀性很強的客觀型作家。從總體上講，路遙能夠對敘事進行理性運思，但那種熱烈的感情還是會時時按捺不住地脹破理性框架，流溢出來，極大地影響著路遙在文本中對愛情關系的處理和情節的設計。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讓省委副書記兼省會所在地的市委書記的女兒、省報記者田曉霞以及醫學院大學生金秀先后愛上了煤礦工人孫少平；讓金波長久地癡心等待一個只有短暫的精神關聯的藏族姑娘。這些對愛情故事的設計，很難使我們輕易信服，因為它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實邏輯，經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天真的夢幻和一廂情愿，但是卻充滿了浪漫氣息和詩性氣質。再就是，路遙能隨著時代的變遷，對以柳青為代表的革命現實主義進行一定的突破，但總體上在創作手法、創作理念和道德觀念、價值觀念方面的保守性，是很明顯的。

草原文化中張揚、率性的一面，使路遙的潛意識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結，外化為文本中一系列堅強、陽剛、百折不撓的“硬漢”形象。這種冒險主義精神和英雄主義品格，在路遙作為一個作家，為自己樹立高遠的文學理想，甚至以身殉夢的人生歷程中也可看出。同時草原文化不像儒家文化那樣歧視和壓迫女性，女人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很高，也影響到路遙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生》中的劉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潤葉，都帶有“母親”這一情感和形象原型，使路遙的愛情描寫包含著母性愛的文化心理內涵。追溯原因，當與游牧文化對女性的尊重與推崇有關。當然，對這一現象進行原因探尋，有很多不同的見解，比如，有人認為這種現象與儒家文化心理積淀有關：“在長期封建意識因襲之下，中國廣大婦女處于重重壓抑之下，尤其在愛情心理上缺乏舒展的自由，……而文學終究要受到民族文化傳統的制約，我國舊小說、戲曲中很少對女性性愛心理的坦率描摹，卻常常以仁義道德為思想背景，表現母性的所思所愛，即為證明”[4]；也有人認為這與陜北生存文化和路遙由童年不幸經歷導致的特殊心理需求有關：“陜北農村貧窮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陜北農民的婚姻觀念中，女性應該是一個忍辱負重的角色，在田間地頭是一個好幫手，在家中要承擔撫養孩子、做飯、縫衣服等家務活。而且由于丈夫在體力勞動中承擔著更為重要的任務，所以妻子們總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樣疼愛……在路遙深層意識世界中，也多少受到這種文化心理的影響，進而影響了他筆下愛情描寫的整體面貌。除此之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家庭出身、生活遭際對路遙心理的影響。路遙是一個天生情感極其豐富的人，但他心靈深處強烈的感情要求和現實的感情虧欠又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在他七歲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貧窮，孩子太多，父母無奈把他過繼給延川的伯父，沒能充分享受母愛、兄妹愛。……他所描寫的那些充滿母愛色彩的美好溫馨的愛情，或許就是為了求得心靈的慰藉。”[5]也許這些觀點都有其合理性，因為一種現象的產生，原因往往是非常復雜的，在此聊備一說。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隨季節遷徙的自由、隨意的生活方式對陜北人的生活觀念也產生了深層的影響。陜北人不像關中人那樣安土戀家，而是對土地有一種叛離的心理傾向(這與陜北自魏晉以降戰火連綿、災害頻仍，自然環境格外嚴酷，當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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