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霸權國家往往支持自由貿易(什么是“結構霸權”)

意由政府進行管制，主張市場能夠以一些手段來自行調節。

自由主義者間并沒有對國際政策的普遍共識，不過仍然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舉例而言，由自由主義政黨聯盟組成的國際自由聯盟所提出的一些意見。社會自由主義者通常認為戰爭應該被廢止，一些人則傾向于國際主義，支持聯合國扮演的角色。相反的經濟自由主義則傾向不干涉主義而非集體安全的概念。自由主義者相信所有個人都應享有必要的人類自由，支持少數民族的自決。這些必要的自由包括了人與人之間交換思想、新聞、產品、和服務的自由，以及在各國間旅行的自由。自由主義者反對檢查制度、貿易壁壘、和匯率的管制。

一些自由主義者也是歐洲聯盟等國際組織的強烈擁護者。在社會自由主義者看來，一個全球性的貿易市場，只有在全世界的公司都遵守了基本的社會和生態標準下才有可能變的公平而自由。另外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便是移民的議題，一國的國民是否有權利限制來自其他人口過多或不穩定國家的移民呢？又或者人是否有著遷徙至任何國家的自由呢？自由主義者對此還沒有一定共識。 中央集權主義者批評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的重視，并相反的強調集體和共同體的概念，在這些概念下個人的權利要不是被大量減縮便是徹底消失了。這種立場被稱為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在左翼和右翼都能見到。在左翼，集體主義強調擴張國家的角色，通常成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形式。在右翼，保守主義和宗教人士則批評在經濟以外的個人自由會導致人與人的的冷漠、自私、和不道德。

在這些清楚的理論差異外，其他自由主義的理論可以說是是相當零碎的，有些自由主義者會接受其中某些理論，但這些理論也可能早就被其他自由主義者拋棄。這也使得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認為“自由主義”一詞根本沒有什么具體的意義。

在國際政策上，自由主義支持普遍的人權概念，但某些自由主義者也堅持不干涉主義，因為進行干涉可能會與國家的主權產生沖突。相較之下，世界聯邦主義者（World federalists）批評自由主義對國家主權的堅持，認為那不能阻止種族滅絕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發生。

左翼的對手則批評經濟自由主義主張的私營機構可以達成集體利益的觀點，指出某些個人在這些競爭中會遭受傷害。他們反對國家對那些非自由主義者施加市場的原則，他們主張自由主義在經濟和社會上的支配地位導致了國家間和國家內不平等的產生。他們主張自由社會普遍有著長期的貧窮現象，以及在階級與種族間的健康、嬰兒必死率和平均壽命的差異。有些人甚至批評自由社會有著比計劃經濟更高的失業率。

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有著許多相同的目標和方法，但也有著許多差異。兩者間最根本的差異便是國家應該在經濟上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通常處在社會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之間。民主社會主義希望達成最低程度的結果平等（equality of out買粉絲e），民主社會主義支持在一些公用事業如瓦斯和發電上實行更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和國有化，以避免私營的壟斷，同時也是為了達成社會正義和提升生活的水平。相較之下，自由主義則對于公營和私營的壟斷都抱持著懷疑態度，主張減少政府的干預，改采類似補貼和管制的方法，而不是徹底的國有化。自由主義強調的是機會的均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這也顯現出自由主義對精英政治的傾向。 有些批評者認為，自由主義支持西方傳統社會觀念，已經成為資本主義推行自我永恒化的意識形態工具。尤其是在70年代以后，其在西方占據了能夠稱之為“話語霸權”的壟斷地位，成為一種被無節制的推廣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從而導致全球范圍內嚴重的社會危機，如2011年的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等。此外，他們也批評自由主義對社會變革的消極態度、所持有的“市場崇拜”、文化保守主義以及在實踐中所造成的消極影響。

在學術界對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中，最為典型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即新左派，以盧卡奇、馬爾庫塞、哈貝馬斯、阿多諾和弗洛姆為代表。他們指出，自由主義所確立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人的異化和對社會變革可能性的壓制的基礎上。以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所確立的工業社會是壓抑文明發展的最高形式，是單向度的（one-dimensionality）社會：它一方面是技術理性對社會和人的全面統治，另一方面是社會和人性的全面異化，它在物質、意識和思想方面的單面性完全排除了否定的力量和否定的思想。如赫伯特·馬爾庫塞所著《單向度的人》、尤爾根·哈貝馬斯所著《工具理性批判》等。

左翼學者和社會批判學者批評自由主義將自由還原為甚至單純視為經濟自由。他們認為，自由事實上代表生活方式的多樣性，以及一種免于異化的否定性向度和能力，而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對此避之不談。他們也指責自由主義往往在特定場合與極權主義相聯系，如對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爭議。

什么是“結構霸權”

霸權穩定論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現實主義者的理論核心,在西方發達國家學術界有著廣泛的影響。霸權穩定論不只是一種學術理論,而且是現今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理論指導。冷戰結束后,兩霸相爭的國際政治格局轉變為一超多強。不少美國人認為世界是美國的單極世界,可以放手推行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霸權。因此,弄清霸權穩定論的來龍去脈對認清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所謂美國單極霸權的本質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霸權穩定論的理論結構

霸權穩定論是由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P.Kindlleberger)首創,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加以系統完善的。羅伯特·基歐漢(RobertKeohane)所提出的“后霸權主義”是對霸權穩定論的修正,但在理論上卻與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有很大差別。霸權穩定論的主要內容是:霸權帶來世界政治經濟的穩定,霸主自我犧牲,霸權必衰,霸權喪失導致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穩定。從理論上作進一步梳理,可以歸納為霸權的戰略目標、霸權的運行機制和霸權的發展過程。1、霸權的戰略目標。吉爾平指出:“只有在霸權存在的情況下,一種特殊類型的國際經濟秩序,即自由經濟秩序才能繁榮和充分發展。”金德爾伯格也強調開放和自由的世界經濟需要一個霸主或主宰的強國。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長期化并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是:“當時英國的霸權正在衰弱,英國已經無力保障國際清算系統,而美國則在到1936年以前一直不愿從英國手中接過這一責任。照他們看來,自由經濟制度是霸權的產物,沒有霸權就沒有自由經濟的繁榮和發展,也就是說霸權是為世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充分發揮作用、順利運轉而存在的。對二者的關系,吉爾平又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自由市場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必須有三個前提———霸權、自由意識形態和共同利益。這三個前提并不是并列的,后二者是從屬和服務于霸權的。具體來說,沒有霸權,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就無法運轉。但是,有了霸主,自由市場經濟也未必能順利運轉,這里有一個霸主國的價值取向問題,即霸主國是否具有自由的意識形態。因此,要使市場機制在國際經濟中充分發揮作用,“霸權國本身必須恪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即“霸主國的社會目標和國內權力分配必須有利于國際自由秩序”。共同利益是相對霸主國及其麾下的主要國家相互關系而言的。一方面,“霸主國家的經濟可以發揮對世界經濟的運轉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利用自己的影響建立國際社會體制”。另一方面,“其它主要國家也必須對市場關系的發展感興趣,霸權國家可以鼓勵,但不可能強迫其它國家遵守開放性世界經濟的規則”。當然,這種共同利益形成的關鍵還是在于霸主國的實力。除了霸主國要提供保證世界自由經濟體制正常運轉所必須的國際公共商品之外,霸主國還要做到:通過自身的成長壯大來顯示市場經濟的益處,以此來推動自由的市場經濟在其它國家的發展;控制自然資源和原料、金融和資本來源、市場以及特殊技術,以便通過經濟相互依存的機制來加強對國際市場經濟的管理與支配;在幾個舉足輕重的經濟強國之間進行斡旋與調停。作為霸權保證自由經濟發展的具體例子,吉爾平認為,在近現代史上只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從拿破侖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時英國把世界經濟引入了自由競爭時代;第二次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主導建立了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主體的國際自由經濟秩序。前者被稱之為“英國主宰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后者被稱之為“美國主宰下的和平”(PaxAmericanna)。在英國和美國霸權主宰之下,國際社會從總體上來說享受到了安全與和平,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貨幣體系基本運轉正常,世界經濟有了極為順利的擴張。

2、霸權的運轉機制。在構建這一理論支柱時,金德爾伯格從經濟學中引進了公共商品概念。他認為,在國際關系領域里,同一國國內開放的市場經濟一樣,也存在公共商品。國際關系領域里的公共商品主要有三大類。一是建立在最惠國待遇、一視同仁原則和無條件互惠原則基礎上的自由開放貿易制度;二是穩定的國際貨幣;三是國際安全的提供。吉爾平認為,霸主國或領導者有責任提供這三類公共商品,并承擔其全部成本。既然是公共商品,必然會存在“白搭車”現象,霸權國必須在意識到此的前提下,毫不猶豫地支付因提供公共商品所需的一切成本。日本學者山本吉宣指出:“霸主國為使自己建立的國際體系擴展到全球去,就不能不以承擔成本費用的形式來作出自我犧牲。這既是霸權國恪守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的體現,也是取得主要大國對其‘正統性’認同形成共同利益所必須的。”

3、霸權的趨勢。吉爾平從三方面論證了霸權必衰。首先,他從市場機制的角度作了分析。霸權是建立在霸主國壓倒一切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之上的,但是衡量一國經濟科技實力的標準,既不在于現有的生產能力大小或對某種技術的壟斷,也不在于資源上的自給自足,而是在于該國經濟自我改造和對全球經濟變化的適應能力。但是這種創新和適應能力是很難長時間保有的。因為盡管市場力量的解放和發展需要一個有利的政治環境,但是市場又是按其本身規律運作的。競爭機制使市場上經濟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斷發生深刻的變化,競爭優勢是流動的,是不斷從一國轉向另一國的。新的競爭強國必然要求政治權力的再分配,老的霸主不斷面臨后起者的挑戰。這種挑戰非常殘酷,最終只能以戰爭形式來決定勝負。世界史上霸主國的每次更替都是以戰爭為先導。自從資本主義問世以來,先是法國通過路易十四戰爭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后是德國再度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卻均未取得成功。但是,后起的美國則通過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英國的霸權,并取而代之。正如吉爾平所言,“市場力量的解放改變了政治格局,破壞了霸權,開創了全世界最終必須適應的新的政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霸權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吉爾平接著又從收益角度論證了霸權國家是在自身經濟活動中加速衰弱的趨勢。為了支付維持霸權的成本(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霸主國家的經濟剩余逐漸減少甚至消耗殆盡。根據經濟學中邊際收益遞減法則,霸權國家在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與從中獲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隨著公共商品的數量增加,每一單位公共商品的邊際成本增加而其邊際收益則減少。用吉爾平的話來說“(霸權國)國內消費(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和為保護這種(自由經濟)體制而付出的防務開支,比國民儲蓄和生產性投資增長更快”,從而使霸主國在經濟上逐漸無力負擔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進而迫不得已放棄霸主地位,讓位于其它新崛起的更有競爭力的新興國家。“白搭車”是吉爾平分析霸權必衰的第三個原因。“由于存在白搭車者,霸主國往往長時間為保證公共商品的充分供應而付出了遠遠超出其應付的成本。因此,霸主國對‘白搭車者’感到不耐煩和失望”。白搭車者一方面從經濟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負擔,削弱了霸權國家的實力,另一方面又從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權國感到沮喪,失去了為國際社會提供自由經濟體制的意欲和動力。吉爾平以歐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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