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黑龍江遠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性質是什么(歷史中國殖民地的問題)

設立，成為中國的"國中之國"，外國軍隊駐守北京使館區，使得以武力為后盾的各國公使團可以直接地隨時隨地形成對清政府的軍事控制。北京和大沽等地炮臺被拆除，各國駐兵從北京到山海關，使清政府完全處于帝國主義軍事控制之下，外國軍隊可以隨時直接出兵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運動，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和國防安全。此外，清政府的許多重要政治措施，都必須聽從帝國主義的指使，帝國主義可以挾持清政府懲辦官員，可以指使清政府禁止中國人民組織反帝斗爭團體，可以責成清政府禁止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運動，清政府各級官吏便不遺余力的鎮壓人民的反帝運動，他們完全變成帝國主義的幫兇和走狗，帝國主義儼然成為凌駕于清王朝頭上的太上皇。

再次，這時的清政府已經徹底投降帝國主義，在此之前，清王朝統治者與帝國主義之間既勾結又有矛盾，經常處于又和又打的狀態。義和團運動爆發后，帝國主義列強震驚于中國人民不可估量的"民族精神"，認識到"瓜分一事，實為下策"，決定仍實行"以華制華"的政策，繼續把清政府當作它侵略中國的工具。正是由于這一點，各帝國主義國家在提出《辛丑條約》的條文時，盡管勒索極為苛刻，但對清王朝統治者還是極為寬容，繼續讓慈禧維持這個"懦弱的政府"，以致于慈禧向侵略者感恩戴德，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中外反動勢力的初步結合，到《辛丑條約》簽訂后中外反動派水乳交融的徹底結合，從此，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徹底變成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俄羅斯征服中亞地區后設置了那幾個行省？我只知道在浩罕地區設立了費爾干省。

彼得正式將莫斯科沙皇國改為全俄羅斯帝國，并在1721年同瑞典締結的和約中，接受了皇帝的稱號。彼得沒有突出自己，而是突出了自己政府的職能，并為行政機構的現代體系奠定了基礎。在新的行政機構中，工作成績是任命和提升的主要標準。為了實現這一點，彼得頒布了“官階表”(1722)，它是19世紀下半葉以前所有國家官員(軍職、文職、宮廷)的職務的基本結構。其中畫分成14級；理論上，一個人必須從最低一級(第十四級)開始，升擢則根據功績和資歷。在某種意義上，“官階表”為所有官職開辟了建功立業的道路，并使官員階級平民化；但由于官員職務要由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提任，因此只有少數人，即貴族階層和教士階層有這種資格，此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8世紀后期。

出于對合格人員的需要而制定的“官階表”同樣也決定了彼得對幾個社會階級的政策。各個集團成員傳統上為國家所盡的義務由彼得賦予了現代的合理的形式。這種改革將傳統的社會階級轉變為按功能分成的階級，它們像是一些幾乎無法從中脫離的團體。對于貴族來說，服務是終身的、正規的和永久性的。彼得要求貴族將受教育作為服務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在家中還是在學校，學習便成了貴族的生活方式的特征。

農民的身分雖然是農奴，卻同村社及他所耕種的土地保持傳統的關系；但彼得為防止偷稅漏稅現象發生，制定了一個新的稅收單元——“魂靈”，即每個達到勞動年齡的男性農民，地主擔負著向他自己的每個魂靈征收稅款的責任。這樣一來，農民僅是稅收冊中的一個項目，他可以根據主人的需要或一時的興致被轉移、出賣和交換。農奴實際上同奴隸沒有什么區別。

彼得作為一個具有世俗心態的專制君主，不大看重教會。當牧首于1700年去世后，彼得沒有指定繼承人；最后，他于1721年建立了一個教會官僚機構∶由幾位主教和一位皇帝的世俗代表組成的主教公會。教士階層的成員變成嚴格世襲的；教士集團被改變成一個封閉的政府的宗教仆人階層，不讓他們接觸新引進俄羅斯的世俗文化，取削了他們傳統的道德方面的權力。

那些使彼得統治時期成為俄羅斯歷史上最具發展潛力的變化，不是行政機構的改革和軍事上的征服，盡管這些也意義重大，而是國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至少是在行政部門的貴族階層中的改變。外國的觀察者大肆宣揚彼得下令貴族必須剪掉胡子、穿西裝，參加舞會和晚會，以及學習喝咖啡等。但這些只是更為深刻的種種變化的外在標志，這些變化將在一代人左右的時間內使受教育的俄羅斯貴族成為歐洲上流社會的成員。

或許，最重要的是，彼得一世的統治時期標示著俄羅斯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一個新時期開始。彼得是大規模引導世俗教育并使之成為國家全體公務人員必修課的第一人。

當代的人以及后來若干代人一致認為彼得時期是革命的，它的主要成就是征服波羅的海沿岸及海地區；但更為重要的事實是，在他統治期間，俄羅斯成了歐洲的主要強國，同主要貿易大國建立正常的交往。彼得統治時期是同俄羅斯過去的一次徹底決裂，還是僅僅是17世紀開始的趨勢的頂峰，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有一點十分清楚∶彼得時期是俄羅斯歷史一切爭論的中心。

1725年彼得52歲時意外去世，留下了兩個主要的制度性質的問題未能解決。一個是王位繼承問題，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不僅因為彼得沒有選擇自己的繼承人，而且還因為在該世紀的其余年代，幾乎任何一位有影響的人物或團體都不關心一位統治者的選擇。第二個問題是，缺少對帝國政策進行計畫和控制的穩定的中央管理；與此緊密相關的是誰在制定帝國政策上起決定作用(即“統治集團”的實質及其與專制君主的關系是什么)。由于這兩個問題未能解決，造成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動蕩不定的氣氛，使得從1725年到凱薩琳二世1762年即位這段時期很難說是舉國一致和有意義的。

由于缺少中央管理機關，政府事務常常由皇室的親信或親戚來管理。他們中許多人是日耳曼血統，當地人不喜歡他們，但在彼得死后那段時間，他的行政改革已結出果實。“官階表”成了獻身于國家利益的公職人員階級的基本框架。大體上，進入這個官員階級的門是向一切人敞開的，只要他具備必需的技能和教育，教士和非俄羅斯族地主的子弟也不例外。可是事實上，官階表上的提升只有個人的功績和表現受到統治者的認可，或者更為可能的是，受到接近統治者的高官顯貴的認可，才能實現。這種個人因素在正式的晉升制度上起著重要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決定著政府和軍隊的統治層中最上層的人員結構。這個集團成了一群幾乎是永久的統治精英，他們吸收自己的成員并促進與自己最有直接關系的家族的利益。這個制度的順利推行鞏固了彼得的各項改革，對外政策取得了若干成就，國家的國力和財富有了普遍增長，盡管這個時期統治者們的能力不大，親信們管理不當。

1762年的一次宮廷政變將一位最杰出的彼得繼承人推上王位。凱薩琳是一位德意志窮親王的女兒，15歲時來到俄羅斯，嫁給王位繼承人，即后來的彼得三世。她在一個為爭奪皇位而進行勾心斗角的氛圍中長大成熟。她的丈夫的個人作風在圣彼得堡社會不得人心，他的親普魯士政策引起了普遍不滿。這使凱薩琳毫無困難地獲得參政院成員、高級官員以及皇家衛隊(由她的情夫奧爾洛夫〔Grigory Orlov〕及其兄弟指揮)軍官的支持，從而推翻了他。

凱薩琳統治時期(1762～1796)是俄羅斯帝國大擴張時期。她參與了瓜分波蘭，并為俄國獲得了整個波蘭東部及先前的立陶宛大公國。在南方，她得到了黑海北岸及克里米亞。在烏拉山以東的大草原上以及沿海一帶也進行了擴張。與此同時進行的是在南方實行大規模向外殖民及安置農民，其結果是建立了一批重要的南方城鎮，如敖得薩。農奴制也擴張到這些畫分給俄羅斯貴族的新開發土地上。這種擴展加重了烏克蘭和俄羅斯農民的苦難及對他們的剝削，而農民的苦難則爆發為1773～1774年席卷整個俄羅斯歐洲部分的農民暴動，這次暴動的農民領袖是哥薩克人普加喬夫(Yemelyan Ivanovich Pugachor)。農民暴動雖然取得了若干勝利，但最后還是被政府軍隊所鎮壓。

普加喬夫暴動暴露了地方管理的缺陷，從而對地方一級進行了一系行政改革。帝國被畫分為若干省，每個省設一位省長。雖然這個新的制度促進了當地上層階級中有能力有文化人士的責任感，由他們代行某些行政職能，但是農奴和下層階級發現，沒有任何人出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凱薩琳沒有對中央政府的行政職能進行重大改革，彼得時期制度的主要結構上的缺點依然保留下來，即缺少一個配合政府有關方面解決各種沖突以及設計政策和監督執行的機構。她修訂法典(自1649年以來實行的)，并召集一個除私人農奴外各個階層選出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以討論重大事件。凱薩琳為這些舉措發布的詔令，主要是受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啟發；但是它完全不是為一部自由主義法典提供藍圖，而是強調需要有專制制度及強大的中央機構。1768年，這個委員會被解散。

凱薩琳的社會政策的目的是引導貴族階層參與文化和經濟活動，努力減少他們對擔任國家職務的依賴。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她給予貴族開發和開采他們莊園地面和地下資源以及經營其莊園及農奴所生產產品的專營權。貴族還得到了對所居住莊園的所有權的壟斷，這事實上是將對農奴的所有權限定給了貴族階層。

在凱薩琳統治時期，世俗教育也有了改進，因為這是職務晉升的先決條件。宗教教育也很重要，不僅因為它培養未來的教區人員，而且還要靠它充實政府的中級與高級官吏，以及產生第一批俄羅斯本土的院士、學者及科學家。智力發展的趨勢同時在受教育的俄羅斯人中喚起了民族自豪感以及一種認為俄羅斯有辦法使自己上升到歐洲大國的文化和政治水準的情緒。可是，政府并不總是喜歡這種趨勢。1790年出版的拉季舍夫(Aleksandr Radischev)的《從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買粉絲w)一書描述了農奴們的非人地位以及他們主人的腐化生活，它提出警告，這些現象不僅威脅現存秩序的穩定，而且也威脅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凱薩琳被這該書所激怒，她逮捕了拉季舍夫并將他流放到西伯利亞。他成了俄羅斯精英中第一位政治殉道者；他的書和他的命運預示著知識分子和政府間的對立狀態支配著整個19世紀的俄羅斯歷史。

亞歷山大一世及尼古拉一世時期的俄羅斯是受官僚制度的統治。彼得大帝之后各代統治者為建立一種歐洲型的行政機構的努力，只取得部分成功。該世紀中葉的俄羅斯官僚政治兼有1750年代中歐官僚政治的特點及彼得大帝以前俄羅斯的特點。“服務精神”的基礎，對于絕大多數俄羅斯官員來說，只是對沙皇的卑躬屈節的服從，而非歐洲各國所理解的是為國家服務。俄羅斯官僚們所迷戀的是官階及地位，因為這是政府唯一能激勵他們的手段。

普通官僚是一些平庸的人物，但其人數在穩步增加。他們的薪俸十分微薄。造成政府貧窮的原因，一方面是經濟落后，另一方面是從貴族那里實際上征不到稅，第三個方面是進行戰爭的龐大費用——不僅大的戰爭，而且還包括在高加索進行的長期殖民戰爭。政府官員受教育程度很低。責任的集中意味著決定的遲緩，拖延多年的事屢見不鮮。居民中的大批猶太人和異教徒受到各式各樣的法律限制。貪污腐敗現象大量存在。

這個世紀的上半葉，農奴的地位沒有發生明顯變化。雖然許多人相信，制度迫切需要改革，但似乎沒有容易的解決辦法。如果廢除了農奴制，有的權力機關就得安分守己，而且現存的官僚機構也是十分不適當的。大多數農奴主認為制度應保持下去，任何形式的解放農奴都會使許多人遭到經濟損失，因此這個制度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到該世紀中期，在總數約為7,000萬的人口中，農奴的人數大概為4,7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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