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鴉片戰爭后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和原因(結合材料一，談談鴉片戰爭后中國在對外貿易方面面臨著什么問題)

—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8](p115,109)

龍思泰于1798年(在嘉慶朝)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云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里做著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15]

明清政府為了發展集中于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粵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18]，以至后來發展成為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況、不懂漢語以及不了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的制度的情況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為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外貿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于1830年(道光十年)對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

外國商人對于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于對華貿易的極為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P51)。

這么一來。16世紀中葉至工9世紀初葉，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絡繹不絕前來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為商品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呈現出對外貿易一片繁盛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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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外貿易主權的喪失

面對列強入侵都以簽訂不平等條約而告終，使中國的對外貿易被資本列強所控制，喪失了獨立自主的主權地位，起不到保護民族工商業和協調發展社會經濟的作用。這是鴉片戰爭后清朝對外貿易的主要特點，也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對外貿易開始的最主要的標志。

1．開辟通商口岸和租界制度

開辟通商口岸是當時資本列強對中國外貿保護政策的強烈沖擊。中國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已有34處之多，對外貿易出現喧賓奪主的局面。

2．“協定關稅”與海關行政權

關稅自主本是保護和發展民族經濟的重要主權。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奪得了“協定關稅”的特權，極大地方便了外國商人在中國牟取暴利；控制了中國海關，使中國喪失了對外貿易的行政權。

3．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

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都是涉及外貿主權，不允許外人染指。但列強獲得這兩項特權后以擴大其商品侵略。

4．領事裁判權

領事裁判權是破壞中國司法權的無理規定。這樣，走私、販毒、拐賣人口、賄賂官府等一系列明目張膽違背一般國際貿易準則的海盜行徑不能受到審判與懲戒。

5．片面的“最惠國待遇”

這危害中國主權的最主要的特權，它使中國變成了列強共同宰割的對象。被列強歪曲運用后，只從中國獲利，卻從不給中國優待。并從經濟領域擴大到政治領域，變成了“利益均沾”和“門戶開放”政策的理論依據。

上述歐美各國在中國奪得的種種特權表明：對外貿易完全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不平等條約已經給它打上了半殖民地烙印。

半殖民地對外貿易的形成

鴉片戰爭后，資本列強憑借不平等條約奪得的特權，以通商口岸、租界為據點，以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權為護符，通過沿海貿易和內河航行這兩個渠道，深入內地，傾銷商品，掠奪原料，進而走私販毒，掠賣人口，改變了舊中國對外貿易獨立自主的地位，形成半殖民地對外貿易的格局，其主要表現特征有以下一些：

1．買辦階級的產生：即在通商口岸出現的為外國商行推銷商品和收購土貨的買辦商人，受雇于外國商人，而是外國資產階級代理人，對外貿易中損國利洋、居間肥私的投機者。

2．洋行操縱進出口貿易經營權：即通商口岸的商業洋行是在華推銷商品和掠奪原料的經營機構。洋行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特權地位壟斷和控制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具體業務，與買辦勢力相結合，控制了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實際經營權。這表明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化的對外貿易關系已經形成。

3．外資在華勢力的消長決定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地理方向：即列強對中國外貿的控制隨列強在華勢力的消長而變化。

4．外國資本的需要決定中國進出口商品的具體內容：因列強控制中國對外貿易就是要變中國為它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這就使得中國進出口商品由外國資本的需要來決定，反映在具體內容上，進口以消費品為主，出口以農副礦產品為主。

5．沉重的負擔：長期巨額入超：對外貿易的急劇增長是資本列強加緊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資源的結果，進口的大超出口，這沉重的經濟負擔，加以其他需求，迫使晚清政府和民國政府不斷舉借外債。

（資料來源：《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2期）

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什么影響？

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貿易結構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茶葉和絲綢，進口的主要商品是毛紡織品、金屬制品、香料等。鴉片戰爭后，中國出口的商品種類增多，但茶葉和絲綢的優勢減弱，而棉花、豆餅等農礦產品的出口量增加。進口方面，由于列強對華的經濟侵略，消費資料和工業原料的進口量大幅上升，如原棉、棉紗、煤油、煙草等。這些進口商品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小農經濟 。

例如，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可以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設立領事館，并在這些地方享有最惠國待遇。這就使得英國等西方國家可以在這些地方自由進出貨物，不受中國關稅和法律的限制。英國還利用《天津條約》中規定的內河通商權，在長江流域大量傾銷廉價的機器紡織品，摧毀了中國本土的紡織業。同時，英國還從中國大量購買原棉、茶葉等農產品，作為其工業原料或轉口貿易。

鴉片戰爭形勢圖

貿易對象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是英國，英國在中國貿易中占據了壟斷地位。鴉片戰爭后，其他列強如美國、德國、日本、法國等也加入了對華貿易的競爭，英國在中國貿易中的份額逐漸下降。同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在華南地區與廣州形成了內港與外港的貿易分工，香港成為了中國貨物出口和洋貨輸入的集散地和國際市場 。

例如，根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獲得了香港島作為其永久屬地，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和法律體系。香港成為了英國在遠東的重要商業基地和軍事要塞，并吸引了其他西方國家在那里設立領事館和商行。香港還成為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信息交流中心和文化傳播中心。

貿易格局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廣州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處于全國性的貿易中心地位。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廣州港的壟斷地位受到沖擊。上海港由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龐大的經濟腹地，迅速取代廣州港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港口。東北地區由于被列強劃分為勢力范圍，也開始發展對外貿易 。

例如，根據《天津條約》規定，清政府開放了天津、漢口、九江等十個新的通商口岸，并允許外國人在這些地方居住和購置房地產。這就使得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貿易網絡得到了擴展，但也使得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受到了更大的侵犯。上海港由于其地處長江入海口，與長江流域的經濟聯系密切，而且受到西方列強的保護，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東北地區由于其豐富的礦產資源和戰略位置，被列強視為爭奪的目標。俄國通過《中俄密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獲得了東北地區的鐵路和礦業特權，并在旅順、大連等地建立了租借地。日本通過《辛丑條約》和《日俄戰爭》，取代了俄國在東北地區的勢力，并在旅順、大連、威海衛等地建立了租借地和鐵路特權。

鴉片戰爭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外國商品大量涌入中國市場，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農業。許多手工業者和農民失去了生計，被迫成為廉價的雇傭勞動者或賣身為奴。中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遭到瓦解，中國經濟逐漸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 。

例如，英國傾銷的機器紡織品使得中國傳統的棉紡織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據統計，1840年至1894年間，中國棉紡織業從占全國手工業總產值的50%下降到10%以下。許多棉紡織工人失去了生活來源，有些淪為乞丐或流氓，有些則被迫從事其他行業或出賣勞動力。同時，英國從中國大量進口原棉作為其工業原料，導致中國棉花種植面積急劇擴大，占用了糧食種植土地，影響了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

加劇了中國的貧困和不平等

鴉片戰爭后，中國不斷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領土，賠款賠銀，開放租界，喪失關稅自主權和司法主權。外國列強和買辦勢力榨取了中國的巨額利潤，使中國經濟衰落，財政困難。中國人民遭受了極端的剝削和壓迫，社會矛盾加深，貧富差距擴大 。例如，《南京條約》規定清政賠款賠銀，開放租界，喪失關稅自主權和司法主權。外國列強和買辦勢力榨取了中國的巨額利潤，使中國經濟衰落，財政困難。中國人民遭受了極端的剝削和壓迫，社會矛盾加深，貧富差距擴大 。

例如，《南京條約》規定清政府向英國賠款2100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此后，清政府又被迫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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