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魏晉到唐宋的對外貿易發展狀況(魏晉南北朝的經濟和文化，是否為唐宋奠定了基礎？)

模、貿易商人、航海技術等諸多方面的變化都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而且中國對外貿易的這些變化具有深刻的國際影響,為貿易沿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動力,推動了南海貿易體系的形成和發展。立足于唐宋對外貿易的考察,上溯可以看到西北陸路貿易與東南海路貿易并行發展和興替變換的過程,下瞰可以認識直到19世紀前后依然運行的南海貿易體系或亞洲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一對外貿易重心的轉移：西北陸路貿易到東南海上貿易1.漢唐絲路貿易的發展不論是陸上,還是海上,中國史籍有明確記載的對外貿易都是從時代開始的。漢書·西域傳稱西域以孝武時始通,不僅西漢政府與西域的交往自出使后才開始,內地與西域的貿易也自此才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在此以前,中國的商品已經傳到身毒和大夏,張騫在大夏見到邛竹杖和蜀布,被告知是大夏的商人前往身毒國買得。那是通過蜀地與印度之間的商路販運的。西域各國直通長安的商路尚未建立。但是西域諸國聽聞漢朝大富饒,貴漢財物,希望與漢朝的交往。漢武帝決定利用他們對漢朝財物的需求,以賂遺設利朝,建立與西域的關系,使自己的威德遍于四海。漢武帝的政治需求為內地與西域的貿易打開了大門

張騫之后,西漢開始頻繁派遣前往西域諸國的使節。西漢使節自新置的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發使抵安息、奄蔡、牦軒、條支、身毒國,使者相望于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余人,一歲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西域諸國也有不少使節跟隨漢使出使漢朝,外國使更來更去。漢朝給予優待,在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并向他們展示大漢的富盛。漢武帝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這更激起了西域諸國與漢朝交往的愿望。使節的往來也伴隨著貿易的發生,漢朝派出的使節與張騫當年一樣,攜帶大量中國物品,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時。對西域國家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同時也求奇物,獲取各國的寶貨

商業的貿易也同時興盛起來。各國通過商業貿易獲得漢朝的商品。當漢武帝派遣使節,帶著黃金交換大宛的戰馬時,昔日貴漢財物,苦不能通的大宛已經饒漢物。顏師古注曰：饒漢物就是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使節和商旅頻繁往來,在內地與西域間形成了南、北兩條穩定的交通線。漢書·西域傳記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這條道路上需求最大的中國內地的商品是絲綢。當時漢朝是唯一可以生產絲綢的國度,周邊民族與漢朝交往中絲綢是最受歡迎的物品,如匈奴好漢繒絮食物,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商路開通后,刺激了西域諸國,乃至西亞、歐洲等地對中國絲綢的需求。這兩條通道也成了中國內地通向西域和印度、西亞和歐洲的商路

在漢武帝經營西域以前,地中海、伊朗和印度間已經存在一個經濟交流圈,漢朝與西域間商路的開通,將中國內地與這個經濟交流圈聯系了起來。從而也把漢朝和當時西方最強盛的羅馬帝國聯系起來。羅馬需要的中國商品至少百分之九十是絲綢,此外還有毛皮、鐵、肉桂和大黃。希臘、羅馬人首先通過絲綢認識中國,將中國稱為賽里斯。希臘人拖雷美地理書將中國稱為賽里斯和秦尼,言其處于世界極東,書中有賽里斯記和秦尼國記。白里內博物志記載：賽里斯人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羅馬雖然于公元1世紀末,通過海路到達中國的交趾,但陸路仍舊是與中國的主要貿易渠道,海路始終未起決定性的作用。漢朝與羅馬的貿易主要通過中亞和西亞諸國商人中轉,兩者之間貿易的發展反映了漢朝絲路貿易的狀況

兩個基本的因素決定兩漢直至隋唐時期,西北絲路在中國對外貿易路線占據主導地位：一是中國經濟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處于關中洛陽地區,南方沿海地區的經濟尚不發達,對外貿易的商品供給在北方,在以奇珍異寶為主的進口品的消費市場也在北方,其中京城是最大的市場；二是當時與中國貿易的主要國家是西域、中亞和西亞諸國,也是他們擔負了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中間商。兩漢之時,大夏、大宛、康居、安息等是漢朝的主要貿易國。這些國家貴漢財物,重視商業,積極開展與漢朝的貿易。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后漢書·西域傳稱大夏善賈市,都城中有市販賈諸物,康居遣質子至漢,目的并非政治臣服,而欲賈市為好。安息國商賈舟車行旁國,高附國善賈販。西域和中亞西亞重視商業,善于經商的民族是當時中國與西方貿易的主要貿易力量。東漢所派的甘英欲往大秦時,安息人以計阻止了他的行動,原因是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安息想繼續牟取漢朝和羅馬中轉貿易的利益

時期,西北絲路的交通和貿易繼續發展。曹魏和西晉是漢武帝和東漢班超經營西域后絲路貿易又一個較大發展的時期。曹魏恢復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加強了與西域的聯系,西晉時聯系進一步得到鞏固,使西域人入貢,財貨流動。志卷30魏書稱：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西域諸國與中原的交往仍然很頻繁。而且此時,內地通往西域的道路進一步擴展,由漢代的南北兩道發展為三道：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羌輔西,越蔥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三道往西接天竺、大夏、條支、大秦等。即使在東晉最紛亂的時期絲路貿易也未中斷,不僅北方的政權與西域保持著經濟文化交流,西域直達南方的商路也是暢通的。而且遠達羅馬的中國絲綢有增無減：公元380年前后,羅馬服用絲綢,從前只限于貴族,現在已推廣到各階級,不分貴賤,甚至于最低層。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漸少,絲路貿易再次繁榮。洛陽伽藍記卷3形容道：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因樂中國風土而定居于洛陽的萬有余家,洛陽城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

隋唐統一以后,西北絲路進入鼎盛時期。隋書卷67載裴矩西域圖記序稱當時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即分別從伊吾、高昌、鄯善達于西海的三條商道。裴矩為隋煬帝籌辦了在張掖接見西域二十七國首領的大朝會,和在洛陽市中大宴外國商人和使節的龍須宴,與會者數千人。這當然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也推動了絲路貿易的發展。絲路貿易更盛于往古。從陸路來到長安的西域胡人數以萬計。向達先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文已有敘述,下至街頭賣胡餅的小販,上至資產以億萬計的大商,通過絲路來華的商人們長期定居于長安。紀宗安先生論述了唐代絲路貿易的發展和路線的變化。她指出,由于西突厥興起后積極介入絲綢貿易,控制了善于貿易的粟特人,并聯合拜占庭打擊波斯,與拜占庭展開直接貿易,貿易路線逐步北移到西突厥控制的中亞北部。貿易規模繼續發展。西突厥本身是絲綢的巨大消費者,汗王和身邊的人都服用絲綢,其帳篷也用絲綢裝飾。西突厥還將大量絲綢遠銷西亞、南歐和北非,將絲綢貿易推向了高峰。阿拉伯建立的大食帝國在8世紀初征服中亞,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成為最重要的貿易對象。在西域地區,8世紀中葉,回鶻的絹馬將絲路貿易再一次推想高潮。而絹馬貿易所代表的已是絲路貿易最后的輝煌,8世紀后期,海上貿易不斷發展,已顯示了后來居上的勢頭

2.漢唐五代海上貿易的發展漢書·地理志第一次明確記載了中國到東南亞和印度的航線：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出發,經都元國、邑盧沒國、諶離國、夫甘都盧國到黃支國,由黃支船行可到皮宗、已程不國。這條航線從雷州半島出發,沿著東南亞中南半島,抵達印度東海岸,回程時則取道錫蘭和蘇門答臘。據漢書記載,這條航線自漢武帝到時期一直暢通,從而通過海路將中國與西方的貿易圈聯系起來。上文已論及,在這一時期,羅馬商人也通過海路到達漢朝的交趾,后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這條航線已展現出雙向的交流。但是,這條航線充滿了艱辛,首先,往還時間漫長,從徐聞到黃支,不計中途的耽誤,單程需要12個月,不者數年來還,從其漫長可見航行主要是循岸而行、依靠地表目標和牽星術導航；其次,航程中充滿蠻夷剽殺人、風波溺死等危險；第三,需要不斷更換向導和船只,即蠻夷賈船,轉送致之。這條航線上流動的商品主要是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與黃金雜繒的交換,是以奢侈品為主的貿易。海路的貿易同樣面臨著陸路的旅程漫長、充滿危險等等艱難,貿易的規模和效率與陸路相比未見任何優勢,反而在僻處一隅、遠離經濟和政治中心的徐聞和交趾展開,貿易自然無法與長安、洛陽的貿易相提并論

魏晉南北朝時期,海上交通成為南方政權對外交往的主要渠道,海上貿易有了較大發展。顯著的變化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貿易的港口從徐聞、合浦轉移到經濟條件更好的交州和廣州,貿易條件得到改善,來華貿易的外國商人明顯增長。孫吳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而且稱大秦國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南北朝時期交、廣的貿易有更大發展：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積王府。當時的交州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為比。廣州也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可見貿易之繁盛

二是出現了新的航線。漢書·地理志所載航線還是自海南島以西循岸而行,航線曲折遙遠,往還時間也很漫長。至遲在東晉時期已經出現從東南亞經過海南島以東直達廣州的航線。東晉法顯佛國記記載：法顯自蘇門答臘乘商船回國,目的地是廣州,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故出發時每人赍五十日糧。從時間而言,已不是如漢代那樣循岸而行,而是從深海直達廣州。商人對航程的描述和所作準備說明這已是一條成熟的航線。常駿出使赤土出發時大約也是走這一航線,從廣州出發,通過林邑以東的深海,大約五十余日達到赤土國國都。法顯是四月從東南亞北上,常駿是十月自廣州南下,都是利用季風航行

魏晉南北朝至唐宋人員流動的表現

魏晉南北朝至唐宋人員流動的表現為人口遷徙的方向是由北向南、北方和西方的少數民族遷往中原，中原人口遷往江南。

統治階級內亂和少數民族的攻伐導致了北方頻遭戰亂，嚴重破壞了農業生產，使社會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戰爭導致中原人口三次南遷。

兩晉之際，由于內亂和少數民族內遷，中原人口向南遷徙，黃河流域的農業生態環境迅速惡化，這是中原人口南遷的第一次高潮。安史之亂以后中原人口發生第二次南遷高潮，兩宋之際，金滅北宋的靖康之變是第三次南遷高潮。

為加強邊防，歷代政府組織大規模的居民向邊境地區遷移。經濟重心南移，人口也相應向南流動。自然災害的影響：古代黃河多次決口泛多次改道，導致該地區人口向災害較少的地區遷移。

人員流動的影響：

西晉末年以后，上百萬北方人口的南遷，充實了江南地區的勞動力，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南方少數民族于漢族融合，加速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南方政權的一些統治者推行勸課農桑、獎勵耕織、安撫流民、興修水利等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政策。

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胡漢雜居的局面，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決條件。這些民族在與漢族的長期雜居相處與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系。與漢族在經濟、文化、語言、服飾、姓氏、習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異逐漸縮小，與漢族逐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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