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1. 海外利益的內涵是什么()材料一中提到的“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的具體內容是什么？)

3．古典帝國主義混雜著兩種積累邏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古典帝國主義時期，帝國主義的擴張實際上有兩種方式，既存在領土兼并和維持殖民地封建剝削制度的超經濟強制，又存在資本輸出和不平等貿易等的經濟強制，并且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對這兩種積累方式的采用有所側重。正如我們已經了解的，英國帝國主義是兩種方式并存，它在殖民地非洲和印度主要采用超經濟強制，而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自治領地則采用經濟強制。這是因為當時在英國國內，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雖然已經基本占主導，但在上層統治結構中，專制權力還未完全被消除；而在外部，其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并未建立，從而經濟剝削的資本積累邏輯對其無法起有效作用，所以，英國對外擴張帶有較強的前資本主義的專制權力積累邏輯色彩。葡萄牙、意大利、德國以及俄羅斯同樣是老牌的殖民帝國，但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當時還未占主導，政治統治制度帶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因而對外主要采取的是領土擴張的超經濟強制方式。由于美國沒有經過封建主義，且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在國內完全處于主導地位，所以對外雖然也有搶占菲律賓等少數殖民地的超經濟強制的一面，但主要還是通過自由主義式的經濟剝削來實現資本的積累。

盡管資本積累與專制權力的積累存在一定的內在沖突——資本積累本質上趨向于自由流動、同一，而專制權力的積累趨向于分隔和割據，但在當時的現實積累過程中，資本與專制權力卻相互結合起來，并彼此利用：在首先分割式的占領中，資本借助著專制權力的暴力機器來為它的市場開辟道路，從而不斷擴大積累領域；另一方面，資本又為專制權力鞏固對內統治和對外擴張提供有力的物質工具。但是，既然專制權力的暴力征服 （超經濟強制）還作為一種獨立的積累方式存在，既然資本積累還不得不與專制權力的積累相結合，也就證明：在那一歷史時期，世界資本主義還未達到它的高度發展。相反，這是一個在世界范圍內，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時期——只有英美等少數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已取得統治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還在爭取統治權，而在廣大的外圍地區，前資本主義制度或逐漸處于瓦解中或穩固未動。阿倫特恰如其分地指出，19世紀末帝國主義的興起， “是資產階級取得政治統治權的第一個階段，而非資本主義的最終階段”。二戰后才進入了真正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這一時期，由于美國無論在全球經濟秩序還是軍事實力方面都居于主導地位，并且是戰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首要維護者，因而，美國霸權通常被看作是新帝國主義的典型 （但不應是唯一的）范本，或某種程度上的同義語。正是在該歷史階段，兩種積累邏輯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資本的權力 （經濟強制）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世界擴張主導的積累邏輯，暴力征服則隨著專制權力在其內部的消亡，不再作為一種獨立的積累方式，而是退到了單純的上層建筑領域，超經濟強制也就不再表現為一種積累邏輯了，這也是為什么二戰后的當代帝國主義并不以對領土的兼并和人身的直接統治為目標。在此意義上，暴力的實施者——國家變成了 “完全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國家權力的發揮，包括國家戰略的確立、軍事力量的運用，盡管也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但從根本上來說，最終是為資本積累服務，服從于國家資本積累的內在要求的。另一方面，在資本權力的邏輯主導下，資本的積累仍然離不開包括軍事征服在內的超經濟強制，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需要在內部和外部都形成有利于資本積累的階級關系，這就要求在國家和國際層面都提供軍事和政治力量保障：在國內，國家必須強行剝奪勞動者的生產資料，并鎮壓威脅到資本積累秩序的階級反抗；在國際，大國必須對落后國家實行地緣政治的控制，并對競爭者建立一種軍事威懾力，以開辟和維護大國資本的海外利益。這樣，超經濟強制就與經濟強制一起，共同構成了二戰后霸權國家的資本主義實現全球統治的兩種并列手段，經濟強制是其中的主要手段，超經濟強制是輔助手段，因此后者的運用并不總是頻繁和直接的。冷戰結束后，美國霸權的擴張尤為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

經濟強制與超經濟強制的關系、戰爭等軍事暴力行為在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地位和性質的改變，正是體現新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所在。也正是在資本邏輯主導的意義上，與徹底批判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觀點不同，筆者認為，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對經濟根本性的強調，以及列寧關于壟斷資本主義的論述，在所謂的 “新帝國主義”時代仍然具有繼承與發展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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