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心外科第一把刀是誰(一個醫生的故事)

。在抗戰勝利前夕，他率部大舉對日寇反擊，殲滅五萬余，收復縣城五十九座。

解放戰爭時期，劉伯承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他組織了上黨戰役，殲敵十三個師。隨后又打了平漢戰役，殲敵二個軍，接著戰隴海，下定陶，揮師南下，按毛澤東的部署，千里躍進大別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楔子。劉伯承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組織了淮海戰役，一舉殲敵五十五萬多；奠定了全國勝利的基礎。隨后渡過長江，打下南京城，揮師向南，解放了華東和西南地區。

全國解放之后，劉伯承辭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之職，創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為軍隊的正規化和現代化積極努力。劉伯承在軍事學院任院長七年多，他常常親自審定教材，參加演習，使軍事學院的建制和課程設置逐步趨于完善。然而，正當劉帥嘔心瀝血地為軍事教育而工作時，不公正地打擊降臨到他的頭上。1958年夏天，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斗到了這位六十六歲的老元帥頭上。七月的一天，高燒三十九度的劉帥被召回京，在懷仁堂千人大會上作檢討。此后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里，老元帥失去了戰爭勝利帶來的愉快，經常緘默不語。但他仍然關心著軍隊和國家的建設，他受的不白之冤歷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他的功績和貢獻已被永遠載入史冊。劉帥的坎坷經歷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濃的傳奇色彩。

2． 精謀巧計勝孫吳

劉伯承出身行伍，戎馬一生。他帶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謀。在川軍之中他就有了名將之美稱。加入革命隊伍之后，他善于學習，勤于動腦，使他的指揮藝術逐步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紅軍長征的路上，智取遵義城、巧過大涼山、強渡大渡河、飛奪滬定橋等一系列戰爭奇跡都是劉伯承指揮先遣隊創下的。

在抗日戰爭中，劉伯承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深入山西抗日前線，他利用日寇的輕敵麻痹派出一個營夜襲陽明堡機場，取得炸毀敵機數十架的戰績。為了有效地消滅日軍，他利用圍城打援之術，在神頭嶺巧設伏兵，打潞城誘敵出援，一舉殲敵千余名，這在抗戰初期算得上是輝煌的戰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亙村邊疆兩次設伏，使日軍白白多送上百余條性命。在抗日戰爭中敵我力量對比相去甚遠，我軍采用的多為游擊戰術。劉伯承把游擊戰的指揮藝術發揮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說：“游擊戰爭的‘游’就是機動，‘擊’就是殲滅敵人；‘游’以掩護自己的弱點，尋找敵人的弱點，‘擊’以發揚自己的特長，撇開敵人的特長”。他為游擊戰總結出一系列簡練有效的戰術方法，諸如“攻擊一點，吸其來援，啃其一邊，各個擊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戰術”、“麻雀戰術”、“黃蜂戰術”；還有“拖刀計”、“殺回馬槍計”、“吸打援敵計”等等。

在解放戰爭中，劉伯承的指揮藝術達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戰上黨，殲敵十三個師三萬余人，給了到解放區搶地盤的國民黨軍隊當頭一棒；再戰邯鄲，殲滅敵人兩個軍，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的重慶談判。隨后他奉中央指示，揮師向東橫掃，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戰滑縣，直殺得國民黨軍隊摸不著頭腦，連續五戰五捷，殲敵十個半旅，計七萬余人。

千里躍進大別山應該說是劉伯承軍事指揮藝術的杰作，這場戰爭，與其說是斗勇不如說是斗智。當時解放軍尚處劣勢，第二野戰軍離開根據地挺進魯豫已經處在虎狼夾擊之中。為了掩蓋真實的用兵企圖，劉伯承指揮軍隊作出許多“示假”舉動，把敵人引入迷途。劉伯承首先指揮軍隊打了魯西南戰役，使敵人誤以為我軍要奪隴海，于是調兵防守；隨后，命令部隊在黃河渡口佯攻，造成北進回歸根據地之勢，蔣介石立即調三十個旅分五路開進鄆城、巨野。然而，劉鄧大軍的行動方向卻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進，完全打無后方戰役，到此時蔣介石還以為劉鄧大軍是在不能渡的情況下被迫南竄。只有到了劉鄧大軍渡過渦河、沙河、黃泛區之時，蔣軍才明白了我軍的意圖，但為時已晚。我軍挺進大別山后，如同在敵人的腹部楔進了一支鋼釘，使蔣軍隨時都深感不安。這一舉措牽制了蔣軍南線兵力的一百六十個旅中的九十個旅。為解放戰爭的勝利設下伏筆。

3．勤思善學成儒將

劉伯承一生刻苦勤奮孜孜以求，使他不僅走完了從士兵到元帥的進步道路，而且成為無產階級軍事家，被譽為“儒將”。

在我軍將領之中，劉伯承學習刻苦是出了名的。他從小就崇尚古人“頭懸梁”、“錐刺股”的刻苦精神。讀私塾時常常最先到校，最后離校，他不僅把課文背熟，而且連注釋也背下來。到了中學和軍校，他更是勤奮刻苦，以致各科成績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學習。

大革命失敗之后，黨派劉伯承到蘇聯學習，進蘇聯紅軍高級步校時他已經三十六歲了。到了這個年紀再學外文是相當困難的。但他從字母和發音開始，用了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攻克了外語關，并獲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績優秀的佳績。畢業時他已經能夠準備地翻譯俄國的軍事理論著作。

回國之后，成為我軍第一位翻譯科長。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統研究了羅馬戰史、拿破侖戰史、日俄戰爭史等，開闊了軍事視野。還系統研究了蘇軍的條例、條令、作戰理論，增長了正規化軍隊和打現代戰爭的知識。

在革命戰爭年代，劉伯承的大部分時間在前線度過，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細扣兵書，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絕于耳的槍炮之聲時常成為他研讀兵書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軍總部送來一部《合同戰術》的譯稿請劉伯承校訂。一年后這部譯著校訂好并復印，劉伯承在評序中寫道：“這本書在校正中經過三次反掃蕩的作戰”。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最殘酷的階段，幾乎天天在打仗，左權同志就是在這期間犧牲的。即使如此，劉伯承也不忘校訂工作，他把這項工作看作是學習任務。此后《合同戰術》下部的譯稿又送到劉伯承的手中，校訂完成并復印時，劉伯承作序寫道：“我在上愛國自衛戰爭前線時，帶上這本《合同戰術》及其譯稿，才真正開始校正與補譯。幸好在敵人飛機大炮坦克的督促與我參謀同志幫助繪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報》報道說：“劉伯承將軍在戎馬倥傯之中完成《合同戰術》一書下半部之校譯，計十萬字。此為一百天來劉將軍殲滅蔣軍十一個旅之外又一重大貢獻。……一百天來，劉將軍馳騁于冀魯豫大平原上，五戰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戰一次。”“劉將軍在極度繁忙的自衛戰爭中，稍有空隙立即開始校譯。”

劉伯承的勤奮好學還在于他對戰爭經驗的總結和思考。他從不放過任何一次有影響的戰爭或戰役，認為那里面有鮮血和生命鑄成的經驗與教育。從南昌起義的失敗，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重大戰役和戰斗，劉伯承常常都有系統的思考與總結。他強調“用兵從實際出發，使主觀符合客觀。”

劉伯承刻苦學習古今中外的軍事理論，認真總結實踐經驗，使他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軍事理論。他提出了生動形象的“五行術”，在“五行術”中把我軍看成戰爭主體，把任務當作中心，把敵情看作前提，把時間和地形看作物質條件。他常說：“五行不定，輸得干干凈凈。”他集畢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統的軍事理論。

對劉伯承的刻苦勤奮，朱德稱贊道：“刻苦學習，學而不厭。”陳毅元帥則稱贊說：“苦學入夢寐，勞生歷艱難”。就連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也感慨地稱：“劉伯承廉潔虛心，不斷求知，與國民黨將領比較，誠不諦鶴立雞群。”

4．嘔心瀝血辦教育

“治軍必先治校”是劉伯承的名言，他也身體力行。為此奮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蘇區，他就擔任過紅軍學校的校長兼政委。長征途中，他是中央紅軍的總參謀長，先后擔任了紅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的紅大校長。到陜北后，在繁忙的戰爭指揮中，兼任中央紅軍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率領大軍轉戰南北，在擔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的同時兼任二野軍政大學校長兼政委，指揮戰爭之余，還親自任教，以一個教官的身份出現在學員面前。

全國解放以后，劉伯承初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他接受了辦學任務，辭去了軍政職務，創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他擔任第一任院長，后任院長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廢待舉，萬事待興的艱難環境下，他強支病體，和教員、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辦好高級軍事指揮院校的道路。他千辛萬苦地選拔教員，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確定辦學方針，逐項科目審定教材。在和平環境下我軍形成的辦學方針，高級軍事學院的課程設置和內容選定都凝結著劉伯承元帥的心血。建國后劉伯承主持軍事學院的工作達七年多的時間，為軍事教育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在辦學過程中，劉伯承倡導良好的學風和校風。校風是育人的重要環境，學風是成長的重要條件。為了使剛剛辦起的學校盡快形成良好的風氣，他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學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規化規章制度，僅通過嚴格管理保證了這些制度的貫徹執行。

為了適應現代化正規化的需要，劉伯承親自審定教學內容和教學方針。他提出了“戰術為經，技術為緯，經緯交織，縱橫聯系，編織起來”形成整體的訓練指導原則。他強調把訓練和培養善于組織指揮現代化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指揮員作為高級軍事指揮院校的培養目標。

辦學離不開師資，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辦”等方法提高教員的專業水平，提倡“尊師重教”以促使教員對教學工作的熱愛。劉伯承十分關心教材問題，他主張教材要少而精，內容要準備無誤。他要求提法妥當，用語準備科學，標點符號無錯誤。他還常常在百忙之中親自抓教材的編寫、翻譯、校對、出版等工作。

為了形成良好的辦學風氣和領導作風，他提倡“人人當院長”，“執事者各執其事”各負其責。倡導“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鉆研業務；統一集中領導，單刀直入基層；集中領導，分工負責”的工作方法和領導作風。

劉伯承辦教育其成績是顯著的，毛澤東在《給軍事學院訓詞》中肯定了劉伯承的成績，他說：“軍事學院的創辦及其一年多以來的教育，對于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是有重要貢獻的。”

綜上所述，用“我軍院校的開拓者”和“我軍院校之父”等詞來描述劉伯承對軍事教育的貢獻是不過分的。劉伯承飽讀古今中外軍事著作，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鉆研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對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獨到的論述。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藝術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貢獻。他的主要軍事著作已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他還翻譯了蘇聯的許多軍事著作。

劉伯承年表

劉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于四川開縣趙家場。

宣統三年(1911年)在萬縣參加響應辛亥革 命的學生軍。

1912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

次年參加四川討袁(世凱)軍。

1914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護國、護法戰爭中， 歷任連長、團長。

1916年 3月率四川護國軍攻占豐都時，頭部中彈， 右眼致殘。

1923年在討伐吳佩孚時，任東路討賊軍第一路前敵指揮官，屢打勝仗，被譽為川中名將。 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12月與楊暗公、朱德等發動滬州、 順慶(今四川南充)起義，任總指揮，率部同四川軍閥作戰，策應北伐戰爭。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轉往南昌，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失敗后經香港轉赴上海。

1928年留學蘇聯。

1930年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 12月回國，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協助朱德、 周恩來指揮第四次反“圍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用俄語當面怒斥從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而被撤職，調任第五軍團參謀長。

1934年底復任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指揮先遣部隊強渡烏江，智取遵義。

1935年 1月，參加了遵義會議，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后，協助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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