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東亞朝貢貿易體系解體時間(韓國近代以來的悲情民族主義形成，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進程？)

致工業的發展，而是導致鄉村對城市的統治。”［7］（P509）

反過來，工業革命進一步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和封建生產關系的消亡，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上看，西歐工業革命的邏輯結果首先是西歐封建主義制度的徹底瓦解、作為制度的資本主義在世界歷史范圍內的最終確立；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因素和作為制度的資本主義的一定程度的發展又是工業革命由以產生的‘世界歷史條件’系統中的主導條件，也是貫穿其中的主線。”［6］（P308－309）

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資本主義

歷史時代的來臨加速了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資本主義不僅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而且在空間上開創了世界歷史。

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過程中，東方和西方的交往程度也迅速提升，超過了此前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馬克思在兩篇重要論著中描述了這一現象。

與掙脫封建藩籬后躍躍欲升的西方相比，中國這個曾孕育了中華文明的東方大國，在西歐各國相繼向資本主義挺進時，放慢了前行的步伐，落在了時代的后面。對于這一問題，只有借助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才能得到科學的說明。遵循這一理論和方法，所有制因素應納入分析的框架之中。

任何發展都不可能脫離一定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的條件直接決定了發展的性質和水平。“如果把社會發展或現代化作為一種功能體現的話，那么，這種功能的發揮必須有賴于能夠產生這種功能的結構的確立。所謂發展的差異，不過是不同社會結構的具體表征或功能體現”［8］（P224）。

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特·托馬斯也認為，社會發展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其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為突出。一個客觀的事實是，無論是封建莊園制度的興起和衰落，還是近代產業革命的發生，都與私人財產地位的變革有直接關系。私有權不確定，私人經營的產業及其收入沒有合法保障，對個人經營的刺激沒有制度上的保障，近代工業和近代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

這里所講的財產關系和所有權關系，其基礎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6］（P313－314）

生產關系變革的相對落后，是導致中國在同一時期相對落后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所以在西方和中國獲得了不同的歷史命運，主要是因為，繁育這一生產關系的社會土壤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與西歐城市的特殊功能所不同的是，在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時期，中國的城市始終保持著作為官僚政治中心———軍事堡壘的基本屬性，在經濟上始終依賴于農村。這樣，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關系不像西歐是相對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結的，城市從來未曾脫離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體系，沒有演化成一種體制外的存在，而始終是一種體制內的力量。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手工業和商業雖然也有一定的發展，但這種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不僅沒有成長為變革傳統社會結構的破壞性力量，反而成為自給自足經濟的自然經濟的有益的補充，從而進一步穩固了封建的生產關系。沒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傳統的社會結構就能夠始終保持再生的能力，近代工業文明就不可能產生和發展起來。

正如侯外廬在分析這一歷史現象時所指出的：“從16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沒有如歐洲那樣走向資本主義社會，關鍵在于舊的生產方式以及舊的思想影響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清王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權。

為了維持固有的統治秩序，清朝統治階級采取了一系列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的政策，在政治上，以天朝上國自居，將其他國家視為“朝貢”國，以“朝貢”儀式處理國與國的關系；在經濟上，將對外貿易的時間、地點和次數都做嚴格規定，力求將對外貿易納入“朝貢”的框架之中。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中國與西方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一系列政策措施扼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因此，雖然18世紀中國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隨之資本主義萌芽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它仍是難產的”。［9］這就是在西方與東方碰撞之前中國相對落后的根本原因。

三、鴉片戰爭的特殊解讀

東方和西方在近代歷史上第一次碰撞就構成了對立的存在。近代中國史是以鴉片戰爭的爆發為起點轉自:買粉絲://買粉絲.21ks.買粉絲的，這是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共識。正如費正清所言，“無論在19世紀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思想中，還是在那場侵略的最后階段出現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國近代史都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2］（P58）對于近代中國而言，鴉片戰爭的意義被賦予了特殊的解讀，并構成理解近代中國史的一個重要線索。

盧森堡曾用戰爭對19世紀中國的近代史做了一個完整的勾勒。她指出：“中國近代歷史，就是一個與不發達社會進行所謂‘溫和的’，‘愛好和平的’商品交換的典型例子。中國近代史，從四十年代早期開始，在整個十九世紀內，是以戰爭來分段落的，而這些戰爭的目的就是用野蠻的武力來開辟通商關系。傳教士激起了對基督教徒的迫害，歐洲人挑撥了暴動，而在周期戰爭引起的血腥屠殺中，毫無準備的和平農民，被迫和歐洲列強最新式的戰爭技術相周旋。沉重的軍費造成了國債，中國于是接受歐洲借款，結果歐洲人控制了中國的財政，占領了中國的要塞；自由港口被強制開放，修筑鐵路權被破讓渡給歐洲資本家們。通過這一切，商品交換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起到中國革命爆發為止，在中國得到了發展。”［10］（P307）在盧森堡看來，鴉片戰爭之所以作為中國歷史劃界的標尺，是因為它是一個關涉政治、經濟、文化的整體，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勝利本質上是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對中國封建主義社會形態的勝利。因此，這場真正的結果必然摧毀中國封建的自然經濟，迫使中國接受西方的商品經濟和現代政治、文化。鴉片戰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稱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11］可見，鴉片戰爭并不構成中國近代史劃界的內在根據，只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標尺。這是因為，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正是鴉片戰爭使中國社會的封建制度第一次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強有力的沖擊，并以此為起點，逐漸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的社會形態。①

鴉片戰爭的標志性意義在于：一方面，以此為起點，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入侵伴隨著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過程，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這些同時影響著中國的財政、社會風尚、工業和政治結構的破壞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國大炮的轟擊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5］（P692）

另一方面，近代中國也由此喪失了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性，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發生了重大轉變。胡繩認為，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內部已經醞釀著新的變化，即在經濟上已經出現了以手工業工場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在政治上也出現了對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的懷疑和抗議。

“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然而，恰恰也是這個因素造成了中國難以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并喪失了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性。“以炮艦政策為前驅的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到來，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社會變化的方向。”［12］（P41）由此，兩者的碰撞反映為毛澤東所概括描述的矛盾狀況：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①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近代中國是被動地卷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球的擴張，終于導致了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的爆發，把中國卷入了該體系之中，確定了中國在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弱小和不發達地位。”［13］

中國之所以沒有成長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問題主要出在西方資本主義身上。它們侵略了中國，在不平等條約下取得了特殊權利，剝削了中國的市場和資源，壓制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其實已經清楚地表明，不是內因而是外因構成影響近代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關鍵因素。這一結論，是在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和方法指導下得出的。

鴉片戰爭是資本主義本性的顯現，是資本全球擴張的必然產物。西方和東方的第一次遭遇，并不是西方以友好地傳送資本主義文明的成果為根本目的的，而是以西方試圖變東方為西方的殖民地以便構成“中心和外圍”的版圖為其根本目的的。殖民化與資本主義化“兩者相較，無疑殖民化居于主要地位，而資本主義化居于次要地位。”［14］

由資本主義的固有本性所決定，不可能所有民族都成為具有獨立主權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存在，都必須以某些非資本主義落后民族的存在作為自己的國際生存條件，否則，資本主義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正是某些國家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堵死了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通向資本主義的道路。”［15］

四、“內因說”辨析然而，對于這一結論，爭論曠日持久，延續至今。在構成影響近代中國社會形態變化的因素中，研究者們都承認西方侵略的外部因素和清王朝改革的內部因素的客觀存在，根本的分歧并不在于此。根本的分歧在于這兩個方面究竟哪一個因素為主要方面，哪一個因素為次要方面。

與外因說相對立的是“問題主要出在國內”的內因說。持內因說的學者認為，雖然外部因素發揮了作用，但問題主要出在了內部。在費正清看來，外因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的說法會逐漸失去憑借，但是沒有人能否認它在許多重要方面的說服力。”［2］（P130）費正清認為，1860年開始的40年里，中國耽誤了時機，進步遲緩，最終變成了“一只在更大的外國侵略面前坐以待斃的鴨子”。在他看來，日本在終止了它的閉關鎖國政策，巧妙地開始西化，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向一個世界強國努力的時候，中國并沒有這樣做。有的學者認為，中國耽誤的時機不僅僅指費正清認為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的40年，兩次鴉片戰爭之間有近20年的時間，這20年是中國學習外國、改革圖強的一個機會，但清朝統治者沒有抓住這個機遇，不思進取、無所作為，沒有進行任何改革，白白浪費了20年時間。［16］美國學者M·B·詹森（Jansen）雖然指出“西方的侵擾構成了19世紀中國歷史的最重要成分”［17］（P30），并也注意到了這種相互矛盾的狀況：19世紀的國際環境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挑戰、刺激和榜樣，但也帶來了劣勢和屈辱。國際秩序為中國展示了諸種手段，卻又阻止中國使用這些手段；它對中國提出了挑戰，卻又限制并破壞中國起來應對這種挑戰。但是，他堅持認為，中國的國際體系和世界觀就其本身的強度和耐力來說是無與倫比的，但其內部并不存在能使中國應付得了現代世紀挑戰的重大力量源泉。問題的核心還在中國國內。［17］（P40）

在一些學者看來，無論對于現代化的先行者還是對于后來者而言，現代化過程實質上都是一種國內轉變。在此過程中，殖民統治的影響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總的來說，它既有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方面。認為“后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的觀點是內因說的正宗版本。對上述觀點需要具體分析。費正清認為，“在中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沒有興起，本來是早在鴉片戰爭和帝國主義時代以前很久的事了。”［2］（P60）

在他看來，一個原因是巨大的人力供應，使機器成為不必要；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幾乎沒有資本積累和信貸辦法為投資之用。其言外之意在于，中國資本主義沒有興起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事情。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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