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東亞朝貢貿易體系解體勞動方式變革(大多數國家把中英鴉片戰爭也叫做通商戰爭嗎？)

這一切，商品交換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起到中國革命爆發為止，在中國得到了發展。”［10］（P307）在盧森堡看來，鴉片戰爭之所以作為中國歷史劃界的標尺，是因為它是一個關涉政治、經濟、文化的整體，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勝利本質上是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對中國封建主義社會形態的勝利。因此，這場真正的結果必然摧毀中國封建的自然經濟，迫使中國接受西方的商品經濟和現代政治、文化。鴉片戰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稱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11］可見，鴉片戰爭并不構成中國近代史劃界的內在根據，只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標尺。這是因為，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正是鴉片戰爭使中國社會的封建制度第一次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強有力的沖擊，并以此為起點，逐漸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的社會形態。①

鴉片戰爭的標志性意義在于：一方面，以此為起點，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入侵伴隨著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過程，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這些同時影響著中國的財政、社會風尚、工業和政治結構的破壞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國大炮的轟擊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5］（P692）

另一方面，近代中國也由此喪失了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性，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發生了重大轉變。胡繩認為，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內部已經醞釀著新的變化，即在經濟上已經出現了以手工業工場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在政治上也出現了對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的懷疑和抗議。

“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然而，恰恰也是這個因素造成了中國難以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并喪失了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性。“以炮艦政策為前驅的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到來，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社會變化的方向。”［12］（P41）由此，兩者的碰撞反映為毛澤東所概括描述的矛盾狀況：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①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近代中國是被動地卷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球的擴張，終于導致了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的爆發，把中國卷入了該體系之中，確定了中國在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弱小和不發達地位。”［13］

中國之所以沒有成長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問題主要出在西方資本主義身上。它們侵略了中國，在不平等條約下取得了特殊權利，剝削了中國的市場和資源，壓制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其實已經清楚地表明，不是內因而是外因構成影響近代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關鍵因素。這一結論，是在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和方法指導下得出的。

鴉片戰爭是資本主義本性的顯現，是資本全球擴張的必然產物。西方和東方的第一次遭遇，并不是西方以友好地傳送資本主義文明的成果為根本目的的，而是以西方試圖變東方為西方的殖民地以便構成“中心和外圍”的版圖為其根本目的的。殖民化與資本主義化“兩者相較，無疑殖民化居于主要地位，而資本主義化居于次要地位。”［14］

由資本主義的固有本性所決定，不可能所有民族都成為具有獨立主權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存在，都必須以某些非資本主義落后民族的存在作為自己的國際生存條件，否則，資本主義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正是某些國家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堵死了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通向資本主義的道路。”［15］

四、“內因說”辨析然而，對于這一結論，爭論曠日持久，延續至今。在構成影響近代中國社會形態變化的因素中，研究者們都承認西方侵略的外部因素和清王朝改革的內部因素的客觀存在，根本的分歧并不在于此。根本的分歧在于這兩個方面究竟哪一個因素為主要方面，哪一個因素為次要方面。

與外因說相對立的是“問題主要出在國內”的內因說。持內因說的學者認為，雖然外部因素發揮了作用，但問題主要出在了內部。在費正清看來，外因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的說法會逐漸失去憑借，但是沒有人能否認它在許多重要方面的說服力。”［2］（P130）費正清認為，1860年開始的40年里，中國耽誤了時機，進步遲緩，最終變成了“一只在更大的外國侵略面前坐以待斃的鴨子”。在他看來，日本在終止了它的閉關鎖國政策，巧妙地開始西化，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向一個世界強國努力的時候，中國并沒有這樣做。有的學者認為，中國耽誤的時機不僅僅指費正清認為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的40年，兩次鴉片戰爭之間有近20年的時間，這20年是中國學習外國、改革圖強的一個機會，但清朝統治者沒有抓住這個機遇，不思進取、無所作為，沒有進行任何改革，白白浪費了20年時間。［16］美國學者M·B·詹森（Jansen）雖然指出“西方的侵擾構成了19世紀中國歷史的最重要成分”［17］（P30），并也注意到了這種相互矛盾的狀況：19世紀的國際環境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挑戰、刺激和榜樣，但也帶來了劣勢和屈辱。國際秩序為中國展示了諸種手段，卻又阻止中國使用這些手段；它對中國提出了挑戰，卻又限制并破壞中國起來應對這種挑戰。但是，他堅持認為，中國的國際體系和世界觀就其本身的強度和耐力來說是無與倫比的，但其內部并不存在能使中國應付得了現代世紀挑戰的重大力量源泉。問題的核心還在中國國內。［17］（P40）

在一些學者看來，無論對于現代化的先行者還是對于后來者而言，現代化過程實質上都是一種國內轉變。在此過程中，殖民統治的影響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總的來說，它既有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方面。認為“后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的觀點是內因說的正宗版本。對上述觀點需要具體分析。費正清認為，“在中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沒有興起，本來是早在鴉片戰爭和帝國主義時代以前很久的事了。”［2］（P60）

在他看來，一個原因是巨大的人力供應，使機器成為不必要；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幾乎沒有資本積累和信貸辦法為投資之用。其言外之意在于，中國資本主義沒有興起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事情。這是一個首先需要加以辯駁的觀點。中國確實有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資本主義也確實沒有興起，這已經是中國史學界基本認可的兩個客觀事實。費正清的這一論斷雖然承認了后一個客觀事實，但通過否定前一個事實作為論證后一個事實的根據，顯然就有失公允了。問題出在內部的一個重要根據來源于中日之間的比較。

其實，將中國和日本放在一起加以比較，以兩國不同的歷史命運論證內因說的正確性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判斷。

這主要是因為，在西方殖民者看來，中國和日本的意義是不同的。M·B·詹森認識到，中日兩國各自承受的外來影響之意向和強度有所區別。“

西方在日本的冀望和意圖始終是有限的，不像在中國。日本只是一個順手牽羊的問題。對歐洲列強來說，日本地處中國的那邊，是次要對象；對美國來說，日本也只是處在通向中國的道路上。沒有人指望通過開放日本來取得什么了不起的金融或貿易利益。在那里能撈到的油水決不可以與中國通過鴉片交換茶葉或白銀所形成的商業利潤相比。”進一步而言，“對西方列強來說，它們在向中國進擊時如能有一個東亞同謀者，那將是很有用處的，而對日本人來說，‘加入’西方行列則是十分可取的。”［17］（P36）可見，日本和中國各自所承受的西方殖民的壓力和強度不可相提并論，僅僅強調日本主動變革的有效反應并不能作為支撐內因說的有力依據。

據統計，中國近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為4．9％，1936年為10．8％，1949年為17％。這個數字充分表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艱難的、緩慢的。［20］

當然，將外因視為中國資本主義難以興起的關鍵因素，并不意味著為清朝統治者開脫責任。毫無疑問，清王朝的改革作為內因確實是一種影響中國社會形態變化的重要因素。中國的資本主義命運坎坷，清朝的專制統治難辭其咎。在對待資本主義的態度上，日本政府與清王朝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洲所創造的奇跡，日本政府的高層領導人表示“令我等吃驚”，為了能在最短的時間里實現“富國強兵”的戰略目標，日本對西方制度幾乎是采取了全面學習和借鑒的政策。

洋務運動雖然可以視為清王朝自強的一次努力，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宗旨表明封建統治階級仍然缺乏徹底的革新意識和精神。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而不是清王朝的所為構成中國屈辱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的主要原因，這一認識是否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呢？

這一重要論述，為分析影響近代中國社會形態變化的關鍵因素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在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條件下，內部狀況的變化已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條件的影響，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之間的聯系增強。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如果說，在近代以前中國與世界基本隔絕的情況下，中國以外的世界歷史環境對于中國來說基本上是一種典型外因的話，那么，自資本主義開創世界歷史以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就不僅僅是一種游離關系，而是一種滲透關系”［22］（P417）。

在這種條件下，如果簡單地搬用唯物辯證法的內外因關系原理，那么最終只能與真理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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