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下列屬于海外華人作家的是(海外華文名作家)

。 (常識性問題,梨花是白的)

3、早晨6點鐘，通往機場的大街兩旁已經站滿了數萬名迎送的人群。 (同1)

4、為了防止樹病造成的危害，園林工人逐一對公園、廣場、街道的樹木進行排查。 (公園,街道等就是公共場所,重復)

5、中國男子足球隊的表現，使我們認識到有良好的心態是非常重要的。(介賓短語不做主語)

6、一個熱愛讀書的人，即使不能擁有舒適的房屋、寧靜的夜晚，也會始終保持著一份純潔的讀書感情。 (虛詞使用不當)

7、同學們對學校的教育課程改革廣泛地交換了意見。(沒有廣泛的意見之說)

8、是否努力學習，是我們能否取得優秀成績的保證。(條件復句 ,前后應保持一致)

9、我們在學習上應該樹立不畏艱難的信心。 (動賓搭配不當)

10、中學生理解和閱讀大量文學名著，有利于開闊視野、陶冶情操。 (文學名著要讀了才有用)

澳門文學的簡介？

“澳門文學”，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名詞稱謂，在一般敘述中往往是不存有爭議的。然而，當我們回溯澳門文學的歷史、面向其文學的現實以及考察具體的研究視野，便會發現“澳門文學”一直是一個不斷處于建構和爭議狀態的概念，而澳門獨特的歷史背景，當下的身份意識、形象確立的渴望，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概念歸納過程中的復雜性與多義性。顯然，對于一個特定概念的界定，僅通過一篇文章的闡述是無法完成的。概念本身常常具有發展、變化的特質，往往使其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才能合理有效的展開并成為具體的話題，而本文正是在秉持上述邏輯的前提下，通過回顧“澳門文學”的生成、發展、確認等系列問題，呈現其概念辨析的意義與價值。

                     一、緣起與發端

自1984年3月，港澳詩人韓牧在澳門日報舉辦的“港澳作家座談會”上呼吁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引起澳門文化人士廣泛的共鳴，“澳門文學”的概念便成為建構澳門文學形象、展開澳門文學研究的首要問題。歷史地看，“澳門文學”概念的提出與70年代中葡建交、雙方共同承認澳門為中國領土以及此后開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動的背景緊密相關。面對這樣的時代契機，澳門知識精英渴望把握歷史機遇使澳門文學邁上新臺階、凸顯自我形象，更成為“澳門文學”出場的內在動力。1986年1月1日，《澳門日報》“鏡海”版發表了澳門學者鄭煒明的文章《寫在“澳門文學座談會”之前》。該文在界定澳門文學時曾提出“下列五項標準”：“1.土生或土長，并長期居留澳門的作者的作品。2.土生或土長，但現已移居別地的作者的作品。3.現居澳門的作者的作品。4.非土生土長，但曾經寄居澳門一段時日的作者的作品。5.作者與澳門完全無關的，但若其篇什中，有主題關于澳門的，則該等作品，自應列入澳門文學的范疇內。”上述五項標準由于沒有提及作品的語言使用和起止時限，故籠統而言，尚可接受。但如果一旦涉及澳門的“本土視野”和語言使用等問題，則其第4條值得商榷，第5條更是存有爭議。此后鄭氏又分別于1991、1993年發表文章《澳門文學的定義》、《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①，逐步修正其“澳門文學”的概念。在這種修正中，鄭煒明曾調整闡釋“澳門文學”的角度并綜合“（一）創作作品所用的文字；（二）澳門文學作者的身份；（三）作品的內容；（四）關于出版與發表的問題”四方面，提出界定澳門文學的“兩項標準”：“①澳門人的任何作品：所謂澳門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長并長期居留澳門的作者的作品，或擁有澳門身份證明文件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取得該身份證明文件后所創作的作品為準），更準確地說，是以在澳門生活期間有所感而后寫的作品為準；②任何人所創作的內容與澳門有關或者是以澳門為主題的作品。”②然而，對比鄭氏前后兩次關于“澳門文學”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所謂后來的“修正”其實只是對以前的界定加以了文字的簡化，兩者在本質上并無太大的變化，而“修正”后“澳門文學”的第二項確認標準仍然只以“內容”或“主題”為依據，未免失之準確。由此推究鄭煒明先生在80年代就著手總結的“澳門文學”概念，或許本就為學術研究和史料發掘、整理而來，故此，采取了一種非常寬泛的標準。

香港三聯書店編輯兼作家的張志和在隨即召開的“澳門文學座談會”閉幕會上的發言《澳門文學的百花向我們招手》中回應了“澳門文學”的概念問題。在他看來，“‘澳門文學’的作者必須是澳門人或者是對‘澳門文學’活動有真誠投入和一定的貢獻的人，他可以是長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學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不住在本地，但不懈地支持本地文學創作和活動的人。”[1]顯然，張志和的“澳門文學”概念注重的是與澳門文學實踐的相關性，其強調澳門文學作家應有的身份意識、主體關懷。這一界定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門文學”概念在誕生階段帶有的理想化甚至情感化的特質。但無論如何，上述兩種提法及其延伸都為后來人們更為深入思考“澳門文學”的概念提供了思路。

從80年代“澳門文學”概念的出場，可以明顯感到“澳門文學”的形象建構一直隱含著鮮明的時代性焦慮。如果說1987年4月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已使澳門步入其政治上的過渡期和經濟上的轉型期，那么，如何在文學上面對回歸的趨勢顯然成為“澳門文學”出場的內在動力。從韓牧所言的“所謂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包括兩方面：發掘和發展。發掘、整理澳門文學史料，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為了向前看，鑒往知來，從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門文學應走的路向……”[2]，其實不難看出“澳門文學”在概念層面上長期處于有名無實的狀態。然而，渴望、理想畢竟不能等同于現實，何況對于“澳門文學”來說自其出場之日起就需面對史料發掘、把握現實和面向未來三方面幾乎是同步進行的過程。結合80至90年代，“澳門文學”界定過程中出現的“‘澳門文學’是否等同于‘澳門華文文學’”、“澳門文學是否屬于‘嶺南文學’范疇”之類的話題，人們大致可以看到出于不同角度的考量，澳門文學在確定其內涵和邊界時一直存有爭議性的分歧。應當說，澳門文學歷史的特殊性，構成上漢語、葡語創作共存的復雜性等等，都使澳門文學在具有東西方交融特點的同時，難以在短時期內厘定其內涵。然而，“澳門文學”概念以及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的提出，卻反映了澳門文化界對于時代、身份的吁求，同時，它也充分顯示了澳門人在新形勢下建構自我形象、邊緣發聲的自信心，這一點就長遠看來，自然對澳門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認知及問題

隨著80年代末至90年代澳門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澳門文學”的概念認知也有了新的發展，而一些特定的現象也逐漸進入研究的視野之中并在一定范圍內產生爭議。以（一）湯顯祖等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國作家在澳門的文學活動及其歷史確認；（二）“澳門華文文學”、“土生文學”與“澳門文學”的關系這兩個問題為例：第一，經澳門、內地諸位學者（如澳門學者鄭煒明、施議對；內地學者徐朔方、潘亞暾、劉登翰等）的多方考證，后為《澳門百科全書》“湯顯祖”詞條收錄：1591年，湯顯祖曾在澳門作短暫游歷，此行雖未留下專門的劇作（后只在《牡丹亭》中有所提及），但卻留下一組膾炙人口的詩篇，成為澳門最早的文學記錄。將澳門文學的最早記錄上溯至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自然帶有明顯的正本清源意識。不過，這一符合史實和中國文學“源流”考察邏輯的看法在80、90年代，卻由于部分學者強調澳門文學的“本土性”及接受韓國學者李德超的“澳門之中國文學”說法的影響，而將湯顯祖等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國作家在澳門的文學活動視為“植入”文學，進而力圖重新劃定“澳門文學”的邊界。然而，無論是那種著眼于澳門本土文學視野而將20世紀30年代因抗戰發展起來的澳門本地文學作為澳門文學源流的看法，還是因內地作家的“植入”而使用的“澳門之中國文學”的說法，其實都忽視了可以從“整體和局部”、“古代和現代”認識“澳門文學”的視角。明清兩代和民國時期的中國內地文人如湯顯祖、屈大均、魏源、丘逢甲等，雖以外來“植入”的方式而無法成為澳門的“本土文學”，但從澳門文學歷來是中國文學組成部分的角度來看，澳門文學的“源”與自身的“流”其實都屬于中國文學。何況，在中國文學歷史的各個不同時期，以整體的“源”豐富不同區域的“流”的現象也絕非少見。因此，對于澳門文學源流的探究其實涉及到了澳門文學的發生、發展以及階段劃分的問題：對于古代、近代內地作家以“植入”的方式留下的作品，我們完全可以將其作為澳門的古代、近代文學及其有效的生成方式；而20世紀因戰爭而催生的澳門“本土文學”則在整體上可以命名為澳門新文學或曰澳門現代文學。至于“澳門之中國文學”以及“植入”的說法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商榷，但其在客觀上揭示澳門文學的本源和自身的區域性，卻為人們從更為廣闊的視野去理解澳門文學提供了某種啟示。

第二，關于“澳門華文文學”是“澳門文學”自然毫無爭議，但能否說“澳門文學”就等同于“澳門華文文學”？這一提問顯然涉及到了應當如何認識居住于澳門的土生葡人的文學創作（即“土生文學”）的問題。由于土生作家多用葡語創作，一般讀者難以接受，因此在一段時期內澳門“土生文學”并未引起人們應有的關注。但從諸如汪春的論文《論澳門土生文學及其文化價值》的研究來看，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門出生；（2）是具有葡國血統的混血兒，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兒。在這類之外，也可把其他幾類人按習慣看法納入土生之內并依次排列如下：①澳門出生的純葡裔居民；②在澳門以外出生但遷澳居住并接受當地文化的葡國人；③從小受葡國文化教育、講葡語、融入葡人社會的華人。”[3] “土生人”因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而成為澳門的居住者，在語言、民俗、習慣等方面都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他們可以講地道的粵語，在澳門華洋雜糅的社會中生活，是一個介于葡萄牙人和澳門華人之間的特殊階層。他們的創作從多方面反映澳門復雜的社會文化和現實生活，并不可避免地帶有中西文化相互滲透的藝術特點。不過，由于澳門“土生作家”生活在兩種文化的邊緣及交匯處，很難秉持一種穩定的文化心理，所以，他們的作品常常會不自覺地流露出某種矛盾的狀態與文化、身份的焦慮。從90年代“澳門文學”研究的現狀可知：“土生文學”作為“澳門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基本趨于一致。正如饒芃子在《文學的澳門與澳門的文學》一文中指出的：“由于語言上的障礙，國內對澳門‘土生’文學的研究尚未真正開始，但事實上，撇開‘土生’文學，澳門文學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是，‘土生’文學實為不可多得的‘邊緣族群’的標本，它所包含的歷史積淀與文化意蘊值得高度重視。” [4]饒先生在承認語言差異的前提下，將“土生文學”視為“澳門文學”顯然是依據了生活地域、歷史背景、現實語境、創作實際等堪稱澳門文學實際情況的主客觀因素，這種思路同樣也為我們理解澳門文學及確證其概念提供了建設性的意見。

除以上兩個方面可以證明“澳門文學”概念的厘定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之外，“澳門文學”還包含“離岸文學”的問題。所謂“離岸文學”是指到澳門以外的地區發表作品的現象，而與之相關的“離岸作家”是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與澳門保持密切聯系的作者。“由于數百年來澳葡當局疏于澳門的文化建設，因而

很赞哦!（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