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東北國際醫院買粉絲修改信息修改不了呢(第三屆 地球小博士 全國地理科技大賽初中組論文范例)

現行的1949年8月12日四項日內瓦公約，正式承認三種戰地救護識別標志，即紅十字、紅新月、紅獅與太陽。1982年，紅獅與太陽標準被取消。武裝部隊醫療部門，在戰地服務過程中，使用這類標志標明所屬的醫療器材、人員、車輛、船只、飛行器、房舍等，都受到日內瓦公約的保護，不得隨意受攻擊。現將有關情況分述如下：

一、紅十字標志的由來和類別

紅十字作為救護團體(即紅十字會)識別標志，始于1863年10月，采用“白底紅十字的臂章體為傷兵救護團體志愿人員的識別標志”。隨后的日內瓦公約更以具體化，明文指出紅十字標志系掉轉瑞士國旗的顏色而成。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對瑞士表示敬意，因為瑞士的日內瓦是紅十字會的發祥地。由此可見，紅十字標志與宗教迷信沒有任何聯系。

紅十字標志通常是由五個大小相等的紅色正方形拼合成。國際紅十字的規章，對紅十字標志本身的大小、比例并沒有嚴格的規定，只說明兩條紅色長方條成垂直相交，中心至各端的長短相等就行了。我們常見的紅十字標志，因人地而異，規格不盡統一，原因就在于此。當然，最好還是前述五個正方形投合的方式制作，比較合乎大家都贊同的標準。

1876年，正在同沙俄交戰的土耳其政府通知瑞士聯邦委會說，“紅十字標志冒犯了該國土兵的宗教信仰，”該國陸軍已采用紅新月標志代替紅十字標志標明他們所使用的救護車。土耳其的體法，隨后為一些阿拉伯和伊斯蘭教占優勢的國家歷仿效，它們也相繼采用了紅新月標志。

為什么紅十字標志冒犯了土耳其士兵的宗教信仰呢？要解釋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得簡略地回顧一小段世界史。在11世紀至13世紀之間，西歐信奉基督教，各國的王公、貴族、傳教士企圖從回教徒手中奪回圣城耶路撒冷和基督圣地，曾多次糾集教徒，前仆后繼，進行十字軍東征(最著名的有8次之多)，當時他仍所使用的旗幟就是以耶酥基督受刑的十字架作為標志。十字軍東征雖以失敗而告終，但自此以后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即視十字架為禁物，忌諱使用。這種思想情緒，自然而然地就反映在紅十字標志的使用上來了。可是，象黎巴嫩、印度尼西亞、孟加拉這樣一些伊斯蘭教影響較強的國家，卻沒有采用紅新月標志，仍沿用多數國家所使用的紅十字標志。

紅新月標志，有向左和向右彎曲兩種形式，國際紅十字一般采用向右彎曲的紅新月。至于標志的大小規格，跟紅十字標志一樣，迄今尚沒有統一的標準模式可以遵循。

伊朗從1923年起采用紅獅與太陽作為該國紅十字組織的標志。但伊朗革命后，于1980年7月4日正式通告國際紅十字會，放棄使用紅獅與太陽標志，改用紅新月標志。因此，到1980年7月，1949年四項日內瓦公約所承認的三種紅十字標志，實際上只存在紅十字與紅新月兩種了。在報刊文章里，有時我們還見到“紅十字組織使用三種不同標志”的說法，顯然由于信息閉塞，已與事實不符了。

目前，在各國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標聯合會協會的144個成員中，使用紅十字標志的有119個，使用紅新月標志的有24個，余下前蘇聯是同時使用兩種標志的唯一紅十字組織。

二、紅十字標志的使用

按照1949年8月12日第一項日內瓦公約第44條的規定，紅十字標志(紅新月標志同樣適用)具有保護和說明兩種截然不同的性質。前者指使用標志的人員、器材、車輛、機構等，是受到公約有關條款的保護；后者只是說明或表明使用標志的人員或某種東西，只是與紅十字會有關系，或從屬于紅十字會，并不受公約的保護。紅十字標志的使用，首先是軍事當局的權限，特別是武裝部隊醫療部門的權限。據此，紅十字標志的使用，一般應由有關軍事當局授權，不得使用于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活動。在戰時，這種受權特別給予從事救護傷病員的軍隊醫療隊，即它的人員在戰地救護過程中可以佩戴紅十字臂章；它的救護車、醫院船、醫療飛機、醫院等可以懸掛紅十字旗幟；它的醫療器材可以貼上紅十字標志；等等。交戰雙方應按公約給予保護，不得有違。但是，這些人員、器材、設施、機構等，一旦不再為戰地傷病員服務，就不再受公約的保護；醫院、救護車等如用于掩護或運送作戰部隊，那就構成違犯公約的行為了。

日內瓦公約參加國，根據公約的要求制定了嚴格的國內立法，明確規定了紅十字標志的使用方法。一般講來，紅十字會無權使用保護性質的標志，但在和平時期它可以根據國內立法的規定，使用紅十字標志，當然這種使用不含有任何保護意義。國際紅十字規定，各國紅十字會會員、青少年會員、紅十字會訓練的急救員、衛生員等，均可佩戴紅十字證章、肩章、領章、胸章、帽徽、別針等，最好在這類證章等的紅十字標志周圍鑲飾些花紋，或鑄刻上佩戴人員類別字樣。標忠尤應盡量小些，不宜過大。紅十字會全部占用的房舍，也可涂有紅十字標志，或懸掛紅十字旗幟；一部分占用的，只在占用部分的辦公室懸掛紅十字標志；如屬紅十字會所有而未占用的房舍，只能懸掛不帶標志的會牌。其他如救護車、急救站等，如系紅十字會所有并由紅十字會在使用，也可涂上有或懸掛紅十字標志。紅十字會的出版物，或募捐時出售的物品，也可印上紅十字標志。向災民免費散發的救濟品，也可印上紅十字標志。運往國外的救濟物資，貼上紅十字標志，還可以得到減免運輸費的優惠待遇，特別是緊急救濟物資還能優先搶運。非紅十字組織使用標志，事先須得到有關當局和紅十字會的同意，不得自行其是。

梅濤（生物入侵者）的資料

第一批外來入侵物種名單

1. 紫莖澤蘭 2. 薇甘菊

3. 空心蓮子草 4. 豚草

5. 毒麥 6. 互花米草

7. 飛機草 8. 鳳眼蓮

9. 假高梁 10. 蔗扁蛾

11. 濕地松粉蚧 12. 強大小蠹

13. 美國白蛾 14. 非洲大蝸牛

15. 福壽螺 16. 牛蛙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中國外來生物入侵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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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 閻彩娥/文

千萬年來，海洋、山脈、河流和沙漠為物種和生態系統的演變提供了天然的隔離屏障。然而近幾百年間，隨著全球一體化的進程，這些屏障漸漸失去它們應有的作用，外來物種們借助人類的幫助，遠涉重洋到達新的生境和棲息地，繁衍擴散，它們到底是朋友還是敵人？

2003年初，一個冬日的午后，我們走進北京海洋館，參觀經過處理的食人鯧。不久前食人鯧曾是人們爭相參觀的熱寵，它們撕扯活魚的景象不知讓多少人心驚膽戰，號稱“水中狼族“。但此刻，它們卻只有一動不動地躺在冰柜中，睜著無望的雙眼。關于食人鯧的報道隨著它們的沉寂漸漸低落。然而，制造轟動的始作俑者雖已沉寂，關于外來入侵種的思考卻不會隨之停止。人們為什么對它們如此敬畏，甚至都不容它們生活在小小的水族箱內，難道僅僅是因為它們生性殘暴嗎？

“因為在中國本土并沒有這種魚”，海洋館的負責人介紹道，“食人鯧原產于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在我國的自然界中沒有天敵。體質強壯、對水質要求不嚴格的食人鯧，在我國南方廣大地區很容易找到適宜繁殖生長的水體，一旦流入自然水域，必將打破現有的生物鏈，威脅土著魚類的生存，就如同侵略者入侵一樣，對生態的破壞不堪設想。”

我曾看過一些關于外來物種入侵的報道，但總覺得微甘菊、紫莖澤蘭、空心蓮子草、麥穗魚這些略顯柔弱的名字如何能與“入侵“聯系起來呢？食人鯧尖牙利齒倒也罷了，太湖銀魚長不盈指，又如何能“造成生態系統毀滅性打擊“呢？外來入侵物種離我們到底有多遠？

小龍蝦就是入侵物種

“外來種實際上已經來到我們生活之中，只是我們還不知道罷了。”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吳岷博士是我國貝類研究的專家，談起貝類入侵種如數家珍。“比如說，北京人非常愛吃的小龍蝦，學名叫克氏原螯蝦，原產于墨西哥，后向北美擴散，給美國五大湖泊的漁業生產和堤壩造成了極大威脅。上世紀20至30年代經日本進入我國南京地區，隨后在江浙一帶迅速繁衍，對當地的魚類、甲殼類、水生植物極具威脅。它們會在水稻田堤壩上挖洞筑穴，現在小龍蝦已經在洞庭湖大量繁殖，威脅到堤壩設施。“吳岷博士還指出，曾經活躍在人們餐桌上的福壽螺、白玉蝸牛在初期都是作為高蛋白食物引入并在我國大力推廣的，然而由于市場原因，被大量遺棄或逃逸，現在已經侵入到農田和自然系統，成為農作物、蔬菜和生態系統的有害生物。

原來外來入侵種已經到了我們的嘴巴前面。接下來的采訪越來越令人心驚。除農業、林業、漁業中已被作為病蟲害治理的美洲斑潛蠅、松材線蟲、美國白蛾等等之外，即使在我國許多繁華都市的小區、路旁、溝邊、荒地、園圃、操場、草坪等容易被人們忽略的地方，也早已成為入侵雜草的天堂。婆婆納、苘麻、蔓陀羅、反枝莧，甚至還包括令美國人聞風色變的三裂葉豚草都隨處可見。

國家環保總局的楊朝飛先生向我們提供了部分數字：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外來雜草共有107種，外來動物40余種，從脊椎動物(哺乳類、鳥類、兩棲類、爬行類、魚類)到無脊椎動物(昆蟲、甲殼類、軟體動物等)，以及細菌、微生物、病毒中都能找到例證。國內最早開展入侵生物研究的中科院動物研究所謝焱博士告訴我們：“目前我國的34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及特別行政區無一沒有外來種，除了極少數位于青藏高原的保護區外，幾乎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外來雜草。”

關于外來種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我國也有初步的統計報告。列舉數字是枯燥的，但我們還是不得不仔細閱讀以下統計報告：保守的估計，松材線蟲、濕地松粉蚧、松突圓蚧、美國白蛾、松干蚧等森林入侵害蟲嚴重發生與危害的面積在我國每年已達150萬公頃左右。水稻象甲、美洲斑潛蠅、馬鈴薯甲蟲、非洲大蝸牛等農業入侵害蟲近年來每年嚴重發生的面積達到140萬至160萬公頃。每年由外來種造成的農林經濟損失達574億元人民幣，僅對美洲斑潛蠅一項的防治費用，就需4.5億元，每年打撈水葫蘆的費用需要5-10億元以上。

“生物入侵是世界難題”。據統計，美國、印度、南非外來生物入侵造成的損失每年分別高達1500億美元、1300億美元和800億美元。解焱博士認為這些都只是保守的估計，還不足以包括那些無法計算的隱性損失，比如外來生物導致本地生物物種的滅絕、生物多樣性減少以及由于改變環境景觀帶來的美學價值的喪失。

生物入侵導致物種瀕危和滅絕

“‘外來'這個概念不僅是以國界定義的”，國家環保局生物安全辦公室的專家柏承壽提醒我。人們曾經有這樣的疑問，為什么“四大家魚”(青、草、鰱、鳙)也成了外來種，它們不是我國土生土長的物種嗎？原因在于，“四大家魚”在我國很多地區是當地的土著物種，但是如果它們被引入云南、青海、新疆等高海拔地區的水域中，就成了外來種，因為這些地區屬于完全不同的生態系統。太湖銀魚的例子也是一樣。

云南是我國魚類種類最為豐富的省份，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起，人們出于產業經濟的目的，兩次大規模地移殖和引進外地魚類。第一次是在1963-1970年間引進“四大家魚“等經濟性魚類，并帶進麥穗魚和〔xia〕虎魚等非經濟性魚類；第二次較大規模的引進是在1982-1983年，把太湖新銀魚和間下〔zhen〕魚等引進滇池、星云湖等湖泊。現在云南原有的432種土著魚類中，近5年來一直未采集到標本的約有130種，約占總種數的30%；另外約有150種魚類在60年代是常見種，現在已是偶見種，約占總種數的34.7%；余下的152種魚類，其種群數量也均比60年代明顯減少。在過量捕撈、水利工程、圍湖造田、外來魚類，這4個導致云南魚類瀕危的因素中，外來魚類是導致土著魚類種群數量急劇下降的最大因素。滇池蠑螈的滅絕也與滇池引入外來種有密切的關系。

肆虐上海崇明島的可怕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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