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俄糧食貿易存在的問題(中俄貿易對東北的影響)

失尼布楚，那么非但寸土不得，貿易基地還沒了，必定氣急敗壞不肯干休，于是選擇做小幅讓步，退到額爾古納一線，也算有理有利有節。

因此，索額圖初見戈洛文時便獅子大開口，提出以勒拿河為界，其實也有點外交訛詐的意思。

索額圖最初的劃界方案

康熙索額圖們不知道的是，沙俄方面，屁股坐的其實更不安穩，就在清朝和準噶爾劍拔弩張的時候，俄軍正遠征克里米亞，和奧斯曼土耳其打作一團，絕不愿再和清朝翻臉，兩線作戰；就在戈洛文和索額圖唇槍舌劍之際，17歲的彼得一世，也正率領他的“少年軍”，鎮壓了異母姐姐索菲亞策動的射擊軍叛亂，后把索菲亞關進修道院，彼得才得以親政，攘外必先安內，他哪顧得上萬里之遙的東方大國？

于是乎，雙方是麻桿打狼——兩頭怕，各有退讓也各有所得，匆匆忙忙間，便簽訂了現在存世的《尼布楚條約》。

尼布楚會場情景模擬

對比三十多年后，中俄劃定中段邊界的《恰克圖條約》，這《尼布楚條約》簡直粗疏簡陋得令人發指。條約的文本有三種：拉丁文本、滿文本和俄文本，因滿清與沙俄都不通曉對方的語言，因此實際有雙方代表簽字蓋章確認的，僅為拉丁文本，其他兩種文本只作為文書交換所用。而滿文、俄文和拉丁文本，分別譯成漢語后比對，措辭上又有不少出入之處。

尼布楚條約的拉丁文本

再如，《恰克圖條約》的劃界，更像是經過了精密測繪的近代勘界合約，引入了人工標志物，在邊境線上詳細標明了清朝的63個鄂博（又譯作敖包，也就是作路標或界碑之用的石堆）和對應的卡倫（哨所），還對貿易往來、邊界交往、出入境管理等等具體事務，作了明確規定。

對比《尼布楚條約》那邊，還是粗放的以山脈、河流等自然標志物為分界線，條文也很粗放簡短。

當然，這并非是雍正比他爸康熙更細心，而是當年雙方都著急簽約，整個尼布楚談判只進行了一輪，為期16天，經過了3次全體會議，就達成了協議。

那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這條約究竟便宜了誰呢？

恰克圖條約的邊關互市

中俄兩國貿易源遠流長。早在17世紀，中俄兩國就已經建立了經常性的貿易聯系。頻繁來華的俄國商隊是那時中俄商品交流的主要媒介。1728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后，中俄貿易形成了商隊貿易和邊境貿易兩種形式并存的格局。從1756年起，俄國那里不再派商隊來北京。到1762年在北京的商隊貿易完全停止。邊境貿易則成了中俄貿易的主要形式。“恰克圖互市”則是根據《恰克留條約》的規定設立的。恰克圖貿易經久不衰，持續了近兩個世紀。特別是19世紀中葉前，中俄貿易幾乎全部集中于此，小小的荒漠之丘，竟一時名聲大作，成了中俄貿易的“咽喉”要道。清人何秋濤稱其是“百貨云集，市肆暄”的“朔漠之間一都會”（何秋濤：《切方備乘》卷三十七）；俄文史料稱其為“西伯利亞漢堡”；有的西方歷史文獻甚至稱其為“沙漠威尼斯”。

此約簽訂后，恰克圖貿易漸盛，但因俄人不時違約，清高宗弘歷時曾三次關閉恰克圖市場。 18世紀20年代，中俄“京師互市”的中斷，是17世紀以來中俄關系中各種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兩國關系并沒有繼續惡化下去。由于兩國都面臨許多棘手的事務，各自的處境逼迫他們做出讓步，以修整業已存在的各種關系。

18世紀20年代，清正值康末雍初，政局已漸趨穩定，農業生產迅速復興，同時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為對外貿易的擴大提供了條件。與此同時，西北邊疆又生動亂，準噶爾叛亂成為清朝的心頭之患。由于俄插手清朝內政，支持準噶爾叛亂，致使中俄關系緊張。為盡快平叛準噶爾，清決定在貿易上做出讓步，以換取邊疆平靜。

此時的俄國，正值彼得改革后期，新秩序尚未得到鞏固，經濟上雖有發展，但落后于西歐。對外戰爭也使俄國庫枯竭，急需開展對華貿易。同時，俄國還面臨向東北亞和北太平洋擴張的嚴重問題，因此也需要緩和同中國的關系，重開邊界貿易談判。

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曰（公歷1727年8月31日），中俄簽訂了《布連斯奇界約》，同年九月七曰（俄歷10月21曰，公歷11月2曰），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漢文稱為中俄《喀爾喀會議通商定約》，共十一款。主要內容包括邊界、貿易、宗教、越境人犯處理等四個方面。其中貿易方面規定“除兩國通商外，兩國邊境地區之零星貿易，應于尼布楚、色楞格兩處，選擇妥地，建蓋房屋，以準自愿前往貿易者貿易……。 恰克圖位于色楞格河東岸，南距庫倫800華里，屬喀爾喀蒙古土謝曰汗轄境。《恰克圖條約》簽訂后，因舊市街歸入俄境，中方在境內另外建設新市街，仍稱“恰克圖”。從俄國內地到恰克圖交通十分方便，而且恰克曰離西伯利亞各城市也很近，因此俄商愿意去恰克圖進行貿易。

恰克圖市場于1728年9月5曰首次開市。從此開始了綿延兩個世紀之久的中俄恰克圖貿易。清代中俄恰克圖互市主要經歷了如下四個發展階段：

緩慢發展的初期階段（1728——1762）

恰克圖互市的早期發展不很順利，尤其是最初的30年。俄國“禁止俄國商人販賣糧食和毛皮，使交易無法進行。最初，甚至不允許販賣牲畜。在這樣的規定下，貿易自然不能開展。”此外，清朝對赴恰漢商的嚴格管制和缺少暢銷商品，也使中國商人寥寥無幾。所以，恰克圖互市一開始就遭遇到重重困難。1729—1730年間銷售國家毛皮，給恰克圖貿易帶來一定的興旺景象，當時賣給中國人的皮貨價值達23829盧布。進入40年代，恰克圖互市有了新起色，并出現了逐漸上升的勢頭。這主要是因為俄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1743年批準向恰克圖移民；1745年準許其他地方商人移居恰克圖，準許商人用支票繳納關稅；1762年，取消國家對毛皮的壟斷并不派商隊赴京，從而使恰克圖貿易自由化。恰克圖互市如釋重負，貿易開始迅速擴大。

大起大落的前期階段（1762一1792）

然而，恰克圖互市發展并非一帆風順，由于未能妥善處理雙方貿易中的矛盾和糾紛，結果導致了三次較長時間的貿易中斷：第一次（1762一1768）中斷六年；第二次（1778—1780）中斷兩年；第三次（1785—1792）中斷七年。這就是清代史籍所稱“恰克圖三次閉關”。三次閉關貿易中斷總計15年，對中俄雙方經濟發展及兩國人民正常貿易往來顯然不利，而且雙方商人也蒙受巨大損失。這個時期的恰克圖互市交易額，明顯出現了大起大落的現象。例如，據俄國海關統計，1762年交易額達到108萬盧布，而1766年則降到了4．4萬盧布，1776年達到304萬盧布，1778年又降到了146萬盧布，而1781年則又劇升至757萬盧布。

鼎盛的中期階段（1792—1858）

1792年2月 19曰，《恰克圖市約》的簽訂，結束了18世紀下半葉恰克圖互市時斷時續的歷史。恰克圖貿易從此進入了一個比較穩定的時期。

19世紀上半葉，中俄邊境局勢相對穩定，為兩國貿易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恰克圖互市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中方買賣城成為漠北商業“都會”，市政管理和社會生活都井然有序。19世紀30年代，正處拿破侖戰爭期間，從歐洲到中國的海路受阻，許多歐洲商人只好通過俄國商人在恰克圖同中國做生意。因此，到19世紀中葉，俄方恰克圖不僅是西伯利亞的商業重鎮，而且也馳名歐洲。

隨著兩國市圈的飛速發展，恰克圖市場更加誘人。另外，恰克圖互市自身特點也是其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因素之一。首先，它的交易方式采取的是易貨貿易；其次，交易辦法是約定俗成的；再次，在交易過程中，雙方直接見面，不用中介，也不用翻譯。交易是整年進行的，但冬季最為繁忙，大宗交易一般都在冬季進行。

曰趨衰落的后期階段（1851—1903）

恰克圖互市進入繁榮期后，一直到50年代初，貿易額仍保持上升勢頭。每年交易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占中國進出口總值的15%－20%，俄國僅次于英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1851年《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簽訂后頭二年，貿易額仍很可觀。從1853年開始，特別是1858年中俄《天津條約》簽訂后，交易額急劇下降，80年代較50年代少了3/4。恰克圖互市開始走上了一條下坡路。

20世紀初，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全線通車徹底摧毀了恰克圖互市。恰克圖互市的衰落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的簽訂，使俄國大批商人將注意力轉向西部。俄商深入中國內地，直接采購、制造、販運茶葉，這是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后，俄國與西方勢力一起作為一種殖民勢力深入中國內地的結果。由于海上交通恢復，一些歐洲國家直接從海路同中國貿易，對恰克圖市場造成很大影響。中東鐵路的修建使中俄貿易的重心轉移到黑龍江，則對恰克圖互市產生了致命的影響。 恰克圖互市是中俄關系發展史上的重要一頁，它同兩國人民大眾的生活需求和邊疆開發結合在一起，主要貨物是大眾日常用品。正因如此，它才能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清代中俄恰克圖邊關互市在中俄關系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首先，恰克圖互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俄兩國、特別是兩國邊境地區的經濟發展。例如，恰克圖開市以后，俄國在東西伯利亞興建了制革廠、羊毛加工廠和呢絨廠；1747年和1755年，在伊爾庫茨克建立了兩個絲綢廠，其產品行銷于恰克圖；1763年，俄國開辟由葉卡捷琳堡經昆古爾到莫斯科的道路，1792年建貝加爾湖環行道路，沿大道設驛站、建村莊，組織向邊區移民；此外，恰克圖一買賣城的貿易，增加了俄國國庫的收入。

其次，中俄恰克圖互市為中俄兩國人民的接觸提供了場所和條件，增加了中俄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兩國市圈的許多商人成了老相識甚至多年的朋友。每逢中俄重大節日，雙方商人還在一起歡慶佳節。同時也為兩國商人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創造了便利的條件。中俄兩國人民在恰克圖市場上的友好交往，在中俄關系史上留下了值得回顧的一頁。

此外，恰克圖互市也有助于保持中俄邊境局勢的“相對”穩定。俄國在執行其擴張政策時，不得不顧及它在對華貿易上所取得的巨大利益。至鴉片戰爭以前，俄國在中俄邊界未輕舉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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