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和德國之間的貿易緊密程度高嗎(中亞五國誰最親華（探尋中亞國家與中國關系的緊密程度）)

Alba)率軍強行兼并海權國葡萄牙并親自兼任其國王以來，除了西班牙帝國兼具了海陸霸權特征以外――西班牙帝國在歷史上的曇花一現正是由于其被來自兩大地緣戰略空間的拉力所撕碎――國際體系中再未出現過能夠同時獲得兩棲地緣戰略優勢的權力單元。

相比于西班牙帝國在全球的兩棲霸權，“簡配版”的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并舉戰略都可能面臨著海陸聯盟制衡的風險。這其中存在著兩大重要原因：第一，區域海權戰略本質上是對全球海權戰略的部分侵蝕與分割。一旦崛起國在特定區域內建立起海權優勢，就等于否定了國際社會存在全球海權的基本事實。其次，區域海權戰略是走向全球海權戰略的必由之路，歷任海權霸主無不是從區域海權中成長起來的。同時，由于國家戰略的不可知性、欺騙性、階段性與動態性，全球海權霸主對其聯盟體系外一切追求區域海權的國家均會產生本能的防范意識。

全球化使當今國際體系成員間的交往力度與安全互動日益頻密。在此背景下，每一個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都可能面臨來自海上和陸上的雙重戰略壓力。從國家追求絕對安全的角度講，只有同時獲得海陸兩線的戰略優勢才能夠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與影響力。但問題在于，所有因奉行絕對安全哲學而進行的努力不僅會被體系內其他大國間構筑的海陸“聯姻”所抵消，同時也會導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猶如一戰前德意志第二帝國所面臨的“威廉困境”之中。如果說“修昔底德陷阱”是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因權力轉移或認知敵意螺旋等造成的某種結果，那么從崛起國角度講，“威廉困境”就是導致“修昔底德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對于正在崛起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來講，奉行什么樣的安全戰略更有可能激活一個包含霸權國在內的遏制性軍事同盟？什么樣的安全戰略選擇能夠使其在崛起進程中面臨更小的體系結構性壓力？

縱觀冷戰后的國際社會，并沒有出現以多極化為趨勢的群體性崛起，而是呈現出中國孤軍突起的一國崛起態勢。雖然習慣上將新興的金磚國家作為國際體系變遷的重要力量，但是不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從經濟增速看，中國都遠超其他金磚國家。例如，2015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名，美國為179689.6億美元，位居全球之首，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4.44%；中國為113856.6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5.49%。而其他三個金磚國家的GDP及其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分別為：印度21832.8億美元，占2.97%；巴西18008.7億美元，占2.45%；俄羅斯12360.2億美元，占1.68%。此外，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速同其他體系強國之間的距離仍處于擴大趨勢。冷戰末期，美國、日本和德國的GDP分別約為6萬億、4萬億和3萬億美元，而目前日本的GDP從美國的2/3下降到1/3弱，德國則從1/2降到了1/4。可見，日德等發達國家與中美兩國的差距在拉大，而中美兩國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21世紀的中國是體系中唯一最有可能接近并超越美國的新興大國。

當今處于崛起進程中的中國正在力圖通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來避免同體系霸主美國及其全球聯盟體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戰略作為一種雙向的互構過程，在其運行中所反復生成的“施動―反饋”會直接影響到國家間對于敵友身份的認知和安全態勢的研判。作為一個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中國自近代被卷入全球化以來，就一直存在著“海防”與“塞防”之辯。進入21

世紀，隨著中國完成同俄羅斯領土邊界的劃定，國內學術界主張中國在穩定陸權的基礎上拓展海權的呼聲日隆，并在“海洋強國”與“大國崛起”之間建立起了某種因果聯系；同時，還在“藍水海軍”“海上生命線”同“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等意象之間建立起了帶有必然性的觀念映射。

歷史中的“威廉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為什么俾斯麥執政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崛起進程中沒有面臨巨大的周邊安全壓力，而威廉二世執政后德國的地緣安全環境卻出現了急劇的緊張態勢？“威廉困境”看似為海陸復合型崛起大國因其地緣結構而面臨的雙重壓力，實則與崛起國的戰略選擇有著更大的關系。“威廉困境”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崛起國追求海陸并舉的兩線戰略目標，這一目標設定可能導致崛起國同海權霸主陷入海權之爭，以及同周邊陸權國之間陷入陸權之爭。在這一直接原因的背后存在四個重要的深層原因。

正是這些深層原因的疊加效應，導致一戰前的德國陷入“威廉困境”的戰略泥沼。

首先，當崛起國自我認可的身份與國際社會給定的身份出現不一致時，就會產生“身份位差”

1902年1月30日，第一次英日同盟條約在倫敦簽訂

其次，缺乏一個有能力協調并統合國內不同利益集團訴求的決策中樞

1880年俾斯麥治下的德國由于專守歐洲陸權優勢，其海軍軍費開支不到英國的四分之一或法國的三分之一。隨著德國逐漸開啟與英國的海軍軍備競賽，到一戰前的1910年，德國的海軍軍費雖有大幅提高并成為全球第二，但也僅僅為海權霸主英國的一半（參見表1）。而早先一直占有優勢的陸軍開支雖也大幅提升，但其增幅卻被協約國的相應增長所抵消。德國海軍挑戰英國海上霸權的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海軍軍費的增長威脅到了其原本享有的歐洲陸權優勢。1901～1903年，德國海軍耗費了國防開支的20%；1907～1909年，這一比重上升為25%；而到了1911年，德國海軍預算占到了陸軍預算的54.8%。1908年，德國推行了10年的海陸并舉戰略使德國的周邊環境出現了不可逆轉的惡化。時任德意志帝國宰相的伯恩哈德馮比洛（Bernhard

von

Bulow）在寫給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信中說：“德國已經在這場看不到盡頭的競賽中精疲力盡。如果在德國實現財政改革后我仍是宰相的話，我就要主動給海軍軍備競賽降溫。德國的發展已經不能再允許這種伊卡洛斯式的飛翔了。”

在被“克魯格電報”激怒之前，處于“光輝孤立”政策下的英國與法俄之間的共同戰略利益甚少。英國在同法俄爭奪非洲、近東、中東和遠東問題上都存在著戰略矛盾。但是，正是威廉德國同時追求歐陸霸權與世界海權的戰略建構起了英法俄三國基于共同威脅的安全利益。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認為，倘若德國放棄了挑戰英國海上權威的“龐大海軍計劃”而集中力量加強陸軍建設，他們就有可能使英國保持中立，同時必然會在歐洲大陸的戰爭中贏得勝利。如果德國人把1914年以來直到戰敗仍停泊在軍港中的無畏艦的制造經費和鋼鐵用來制造重炮和運輸機械，那么他們在陸戰中將一直保持優勢。

第三，不滿足于單一的區域陸權優勢，全民性癡迷于“海軍民族主義”，并傾向于認為國家建立強大海軍是確保外向型經濟運輸生命線、保衛國家海外利益、保衛國家領土安全和提升全球戰略影響力的重要基礎。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國對海權霸主最大的挑戰不在于陸權優勢，而在于它對全球海權的分割與侵蝕。對于獨占一塊地緣政治板塊且擁有充分安全剩余的區域陸權國德國來講，其真正的安全威脅不可能來自于單純的海上封鎖或登陸進攻，而只能來自于陸上鄰國的軍事進攻。對于這一點，即便是當時德國的戰略決策者也是深信不疑的。因為在一戰前，德國人的戰略設想始終是謀求英國人中立以便對法俄開戰，而不是謀求法俄中立以便對英國開戰。英國著名海軍戰略家朱利安科比特（Julian

Corbert）對海權與陸權的關系進行分析后認為：“由于人們生活在陸地而非海面上，因此交戰國間的重大問題總是取決于要么你的陸軍能控制敵人多少領土和有生力量，要么艦隊協助陸軍所產生的威力使對方感到恐懼。”同時，享有陸權優勢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也無需擔心沒有海軍的保衛海權國會對其展開登陸進攻。正如1911年威廉二世同一位英國到訪者談話時所說：“恕我直言，你們在這一區域投入的微不足道的幾個師并不起什么作用。”

實際上，單純的海上力量除了協助陸軍打消耗戰外，對贏得整個戰爭不具備太大的作用。1853～1855年間，英法之所以贏得了對陸權霸主俄羅斯的克里米亞戰爭，

第四，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是否會因區域海權戰略而陷入“威廉困境”，取決于實行這一戰略的體系結構與時機把握。首先，如果在某一地區除了霸權國以外還存在兩個以上的次強國，那么霸權國的優先制衡對象就是首先選擇區域海權戰略的次強國。從這一角度講，崛起國實施區域海權戰略存在著“先動劣勢”，即在同等條件下，率先實施區域海權戰略的崛起國會遭到霸權國的戰略圍堵。其次，如果某一地區內出現了二元結構，即霸權國與崛起國的實力都遠超其他國家，那么崛起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就很難找到有效的推責對象。最后，在同一時期內，在與霸權國安全聯系更緊密的地區推行區域海權戰略的國家更容易遭到霸權國的圍堵。在這一圍堵過程中，霸權國甚至會鼓勵區域次強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以便對更具威脅的前者加以制衡。

美國的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理論上將全球海權同大國崛起之間建立起了因果聯系，但率先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的則是來自德國的“歐洲馬漢”提爾皮茨。1890年是德意志第二帝國地緣安全戰略的轉折點――逐漸從俾斯麥主張的區域陸權戰略轉向了威廉二世主導下的區域陸權與全球海權并舉戰略。德國在國際體系中率先追求全球海權的戰略選擇直接導致了其在體系中角色身份與地緣安全環境的變革。為什么在19世紀末威廉德國、法國和美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實施海權戰略，威廉德國遭到了英國的遏制，而法國和美國卻得到了英國的鼓勵與綏靖呢？答案就在于“威廉困境”內蘊的“先動劣勢”，即相對于同一時期法國在地中海的區域海權戰略來講，德國的全球海權戰略涉及的范圍太大了；相對于美國后來推行的全球海權戰略來講，德國推行全球海權戰略又太早了。因此，對于英國來講，來自追求全球海權的威廉德國率先構筑的威脅要遠遠超出僅在地中海構筑區域海權的法國和英德兩敗俱傷后不慌不忙崛起的美國。

海權論的鼻祖，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9月27日-1914年12月1日）

德國的“先動劣勢”導致了英國對體系內其他崛起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實行鼓勵或綏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當拿破侖戰爭后取得歐陸霸權的沙皇俄國想獲得黑海區域海權以及達達尼爾海峽控制權時，海權霸主英國將其視為最大挑戰者。一方面，英國默許海陸復合型國家法國增加地中海區域的海上軍備；另一方面，聯合法國并不惜同俄國打一場需要登陸作戰的克里米亞戰爭。同時，也能夠解釋為什么一戰前英國為了同德國爭奪海權，一改往日的防范法國加強直布羅陀與地中海海軍實力的政策，轉而鼓勵法國在地中海掌握海權優勢，并默許沙皇俄國積極發展黑海艦隊控制達達尼爾海峽。

“威廉困境”的政治化解：俾斯麥德國與地中海法國崛起的戰略啟示

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在崛起進程中必然會伴隨來自海陸兩大空間的戰略壓力嗎？這一問題的答案與其說是權力結構分布造成的必然，不如說與崛起國奉行的安全戰略有著更大的關系。俾斯麥德國是典型的追求區域陸權優勢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而地中海法國則是典型的奉行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并舉戰略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通過對實施區域陸權戰略的俾斯麥德國、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并舉戰略的法國和區域陸權與全球海權并舉戰略的威廉德國比較發現：首先，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選擇區域陸權戰略面臨的安全壓力最低。其次，對于實施區域海權戰略的國家來說，僅當國際體系中存在推責對象――在同等重要的區域率先追求區域海權者或同一時間內在更重要地區追求區域海權者――的時候，海上霸主才會對區域次強國進行戰略綏靖并鼓勵其追求區域海權。再次，當一個海陸復合型崛起國選擇區域陸權與全球海權并舉戰略時，其必然因面臨來自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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