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和德國之間的貿易緊密程度一直都不高是否正確(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征是什么中國是否存在金融危機)

開放市場。封閉供求意味著企業削弱或者完全取消市場上的競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誰封閉市場，就是犯法，應對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再如，契約自由是開展競爭的重要前提條件。因為，只有當家庭和企業可以自行決定何時何地買賣何物的情況下，競爭才能正常運行起來。

（三）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

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相當接近。資產階級國家同時履行階級職能和社會經濟職能，這是由來已久的事情。二戰后的新現象在于，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都大大增強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在考慮政府的社會經濟職能時的基本目標，和在制訂社會經濟政策時所提出的目標都大大提高了。

戰后，美國、日本、德國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生活的思路主要是：首先，國家的任務主要是為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轉創造框架條件，而不是自己直接從事經濟生產活動；其次，針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自發的市場競爭所必然帶來的三大弊病（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經濟結構的不協調以及社會的極大不公），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種種矛盾沖突，力爭加以緩和。據此，它們提出了三個層次的社會經濟政策目標，第一層次是社會政策目標，即所謂個人自由和社會和諧，這一目標可以稱之為最高目標。第二層次是經濟政策的一級目標，包括經濟自由、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第三層次是經濟政策的二級目標，這里指通貨幣值穩定、充分就業、經濟適度增長、國際收支平衡和公平分配等。

為了遵循上述基本思路和達到上述社會經濟政策目標，戰后美國、日本、德國都發展或完善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工具，包括競爭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等。所謂國家的社會經濟職能大大增強，主要就是通過這些具體的政策得到體現的。可以說，它特別集中地反映在一項指標上，即國家財政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戰后比戰前都數倍地提高了。1937年，美國的這一指示為8.5%，日本為11.6%，1952年聯邦德國為15%；1988年，美國上升到36.3%，日本為32.9%，德國則為46.6%。[6]當然，在運用這些政策工具時，各國在“配方”和“劑量”方面還是有不少差別的。

（四）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

在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趨勢和前途方面，總的說來是在日益相互接近、彼此靠擾。

我認為，對于美國、日本、德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共同發展前途，可以作另一種描述。是否可以說，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階段（或者說自由競爭階段）；以私有大企業為主的階段（或者說私人壟斷階段）；大企業＋大政府的階段，即由大企業和大政府一起主導社會經濟生活。這里的“大政府”，不僅是指政府機構和人員的規模數量比過去擴大，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權力和職能的強化和擴大。然而，在第三個發展階段中的“大政府”，往往是官僚主義的、效率欠缺的；“大企業”則是過分追求利潤，既忽視社會責任感，又缺乏民主精神。現在正在進入第四個發展階段。它將依然是“大企業”＋“大政府”，然而這里的“大企業”和“大政府”都將逐步比過去有所改善。西方市場經濟雖然有種種弊病，但從大方向看，它們在繼續進步。

我國是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近20年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注入了新的動力，開辟了新的市場。中國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三個方面：

—— 吸引大量外資，為我國工業化進程注入了巨大動力。7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世界范圍產生了強大的沖擊，中國的發展對世界來說是最大的商機，20多年來我國不僅成為第三世界國家中最大的外資直接投資國，在全世界也僅次于美國。從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間，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已經達到3076 .31億美元，批準建立的外資達到34萬家，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超過了20%。外資的大量進入彌補了我國現代化建設資金短缺，改善了我國投資結構。在引進外資的同時還引進了國外一些先進的管理經驗，對我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 對外開放，擴大了我國的對外貿易。經過近20年的改革實踐，對外經濟貿易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增長點。2000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到4743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45%。對外經濟貿易迅速發展成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近年來我國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長速度大約為7至8%，其中靠對外貿易拉動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百分比大約是兩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我國每年1/4左右的經濟增長是靠對外貿易來實現的。

—— 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由于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和發展，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進程。我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人口多國，在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巨大的農村人口和剩余勞動力始終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個巨大的難題。在改革開放前的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國在如何克服這一難題上沒有找到好的解決辦法。巨大的非工業與非城市人口是阻礙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絆腳石。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資本的國際循環，外資、外貿的大發展給我國轉移農村勞動力提供了歷史契機，使我國在這一領域出現了實質性的進展。到目前為止，在我國的外資企業直接吸收勞動力近2000萬人，而遍及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巨大的對外貿易加工帶，更是吸納了近兩億農村勞動力。這一巨大的變化意味著我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出現了歷史性的突破。

事物歷來具有兩面性，在我們看到經濟全球化及我們的對外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不能忘記全球化具有的負面作用，全球化對我國現代化提出的挑戰。從目前可以觀察到情況看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也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首先，大量的外資進入易于造成國內產業內部的“二元化”結構矛盾。大量外資的進入使我國的輕紡、制鞋等行業獲得迅速發展。但是，由于外資企業大多“兩頭在外”，因此由外資帶動的個別產業的發展，甚至是很大的發展，并不能帶動受資國產業的整體發展，或者說，無助于受資國國內產業鏈的自然延伸。在這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借鑒。如韓國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有若干個大企業進入了“世界五百強”，使韓國的以外向型為主的若干行業實現了“現代化”，甚至躋身于世界前列。但韓國大量的以內需為主的行業和大量企業還是相當落后的所謂“半現代化”的。國民經濟內部的結構失衡，外向型產業或行業過度膨脹，而內需產業或行業發展不足，一旦國際市場有個風吹草動，即會造成結構性的過剩危機。應該說，1997年以來的東南亞經濟危機已經充分證明了，過分依賴和引進外資會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產生不良的影響，會導致其結構失衡。

其次，開放經濟易于造成國內區域間的經濟、社會分化。外資進入一般集中于一個國家某些特殊地區，如在我國原來經濟相對發達且進出方便的東南沿海地區，加之我們的特區政策的引導，使改革開放以來進入我國的外資及外資企業大部分集中于東南沿海地區，進入90年代以來還有進一步集中于上海的浦東等地的趨勢。應當說，從表面上看我國吸引了大量的外資，而實際上只是我國的少數地區吸引了大量外資。以1996年引進外資的地區分布情況為例，這一年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為417.25億美元。但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中，廣東、福建、江蘇、上海等九省和直轄市引進的外資是其他22個內地省份、直轄市和自治區的4.76倍，差距相當之大。而外資進入和外資企業的過分集中則是造成中國地區間經濟差距不斷擴大，原來集中于內地的大批國有經濟衰落，內地鄉鎮企業發展乏力甚至也出現了衰退，大量內地農民涌向沿海大城市造成過度城市化等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國的開放屬于外資主導型的開放經濟，這種開放形式不利于受資國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不利于國家產業的技術升級。與外貿主導型的開放不同，外資主導型的開放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國公司主導的開放經濟。跨國公司投資于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而在投資和建廠時都非常注意對自己技術的保護。這樣在由外資進入引發的國際經濟的交換，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看，只是其勞動力參與了國際資本循環，而沒有或很少有先進技術的沉淀。在技術方面，發展中國家至多搞一些配套與維護，用中國的話說就是：給別人“打工”，而長此以往我國的企業的技術開發，特別是自主開發的能力就會大大降低。

面對經濟全球化，人們最關心的是：全球化對于我們到底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其實，固定的答案是沒有的。全球化是把“雙刃劍”，利弊得失主要取決于我們的應對。應對得當即可化弊為利，而應對不當則會落入陷阱。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不能回避矛盾，我們要在堅持對外開放的前提下，趨利避害，探索更好的發展途徑。

我國貿易保護理論發展的現狀

論我國貿易保護網的構建

摘 要：貿易保護是各國貿易政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加入WTO后，中國以高關稅和嚴格的數量限制等構成的傳統貿易保護體系逐漸崩潰。本文基于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實踐闡釋了中國構建貿易保護網的必然性，并指出符合我國國情和WTO規則、完善且強大的貿易保護網框架應由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和延伸保護組成。

關鍵詞：國際貿易；貿易保護；自由貿易；貿易壁壘

一、中國構建貿易保護網的必然性

（一）基于國際貿易理論角度的必然性

國際貿易理論發展基本上分為兩大主線，即貿易保護理論和自由貿易理論。事實上，“盡管經濟學理論中長期存在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之爭，但自由貿易理論哪怕在觀念上也沒走向絕對自由，并不排斥必要的保護”[1]。

1．貿易保護理論與自由貿易理論存在一致性。縱觀整個貿易保護理論體系，無一不提倡積極主動地參與對外貿易，在這一點上，貿易保護理論與自由貿易理論是一致的。例如，重商主義是貿易保護理論的早期學說，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馬斯·孟在《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寫道：“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 [2] 他主張積極主動地追求外貿順差。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著名的“保護幼稚產業論”中提出，本國的弱小產業應當得到保護，一旦這種弱小產業在政策保護下成長到具有國際競爭能力時，國家應立即放棄保護政策，擴大對外貿易開放程度，以利于國內資源的有效配制和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總之，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理論都提倡積極主動的參與對外貿易，這也為通過進行適當的貿易保護政策促進本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論上和邏輯上的支持。

2．貿易保護理論的現實性及指導性。通過比較分析，我們認為貿易保護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自由貿易理論的不現實假定，更切合現今的國際貿易實踐，尤其為我國實行必要的貿易保護提供了理論依據。

（1）李斯特的保護幼稚產業論認為各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應該采取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在工業化的初中期階段，實施貿易保護可以迅速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但在民族工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時，必須果斷地放棄保護。這實際上是對自由貿易理論實施條件的補充。我國有許多工業正處于新興或起步階段，對這些工業實施適當的保護是必須也是必要的。

（2）阿根廷經濟學家拉烏爾·普雷維什曾從發展中國家立場出發，提出“中心外圍論”。該理論把世界經濟體系分為：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工業國中心地帶以及由不發達國家組成的初級產品外圍地帶，外圍地帶始終圍繞中心地帶的意志發展。由于技術進步的利益不能在所有國家平均分配，以及制成品市場被中心地帶國家所壟斷，外圍地帶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外圍國保護工業的后果不過是矯正其初級產品與工業品收入需求的彈性差異，不會阻礙國際貿易進步；外圍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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