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農產品十年出口貿易數據圖(中美貿易逆差產生原因)

字比例變動幅度不大。但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則從10%攀升到41%。

過去20年來，中國的出口產品項目從玩具、紡織品、成衣等逐漸轉移至電子產品。

在1995年至2000年之間，中國在歐盟電子產品進口市場的占有率自5%上升至9.5%；而在2001年至2003年之間甚至倍數成長至20%。歐盟出口至中國的電子產品在1990年代初期自1%成長至4%之后，即一直停滯不前。

歐盟電子產品進口結構之改變，顯示中國出口產品正經歷快速的技術改進。1988年，消費性電子產品占歐盟自中國進口之電子產品的80%，但在2003年時此一比例降至20%。同時期，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則從8%增加至54%。雖然中國在重要的技術零件上仍須仰賴進口(注：2003年中國僅產制國內所需半導體的12%)，但在出口電子零件的技術程度仍節節升高，亦即逐漸以主動組件替代被動組件。同樣的，電訊設備的出口也從終端機(terminal)到電訊傳送設備(transmission)；消費性電子則從音訊產品升級到視訊產品。

FDI促使電子產品生產轉移到中國，而犧牲了其它亞洲國家。許多亞洲國家的電子廠商將其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大陸，增加了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卻同時減少了其它亞洲國家的市場占有率。在1995-2002年之間，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占歐盟電子產品進口的比例一直在28%左右。但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亞洲國家的市場占有率則自26%下降至21%。

中國出口產品多樣化后，使得出口至歐盟的傳統出口產品如紡織品與成衣等的比例下滑。1995年至2003年之間從18%下降到13%。雖然如此，由于歐盟自中國進口的紡織品與成衣的成長速度(每年平均約12.5%)，仍遠高于自其它非歐盟國家之進口速度(每年平均約4.5%)，故中國占歐盟紡織品與成衣進口市場的比例仍然持續增加。

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已取代其它國家的出口。2002年歐盟取消部分紡織品配額。但是此一自由化的措施并未使得整體進口價值增加，而僅是造成進口來源結構的改變。在2001至2003年之間，歐盟紡織品進口總值滑落3%，但自中國進口的金融則暴增18%。中國出口的成長取代了來自其它國家的出口，尤其是亞洲地區。來自東協國家和香港地區的紡織品衰減20%。更明顯的是，原先面臨配額管制的紡織品項目中，2002年來自中國大陸的進口值成長46%，而由于平均價格下跌近50%，數量則突增190%。就同樣產品項目來看，來自其它國家的進口值下滑13%，數量則減少11%。

2004年底到期的紡織品配額取消后，可能會造成另一波中國紡織品與成衣涌入歐盟。目前的多邊纖維協議對于將近一半的中國紡織品和成衣在進入歐盟時仍設有配額限制。這些配額中將近60%的利用率已高達90%，顯示取消后可能會進一步增加中國的出口。

中國與歐盟貿易關系的戰略研究

歐盟是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區域經濟集團，同時又構成了我國出口貿易三個主要的區域市場之一歐洲市場的主體。世紀之交，美國經濟的減緩，日本經濟的下滑，使得與歐盟貿易成為關系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本課題研究試圖從戰略高度對中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關系做一探討，以把握其長期發展的脈絡。

一、中國與歐盟的雙邊貿易政策

(一)中國與歐盟貿易的總量分析。

第一，中國對歐盟貿易的發展。中國與作為一個區域性經濟集團的歐共體及歐盟的貿易關系，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雙邊貿易有了長足的發展，見表1。

21年中，我國對歐盟的進出口總額增長了13倍，出口增長了15倍，進口增長了12倍，凈出口從逆差2億多美元到順差近50億美元。可以說，這段時間對歐盟貿易的發展使歐盟成了我國對外貿易三大市場之一。

第二，中國對歐盟貿易的階段性發展。我國對歐盟的貿易在過去的21年中顯示出明顯的階段性發展。

從總量上看，我國與歐盟的貿易發展形成三個階段，1985年以前進出口總額在百億美元以下徘徊，1986～1992年在百億美元階段逐步走高，向上發展，1993年以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短短九年間，在高水平上實現了翻番。此外，如果與歐盟在這一期間擴張的進程結合起來，1986年和1995年的數字分別與上一年相比，增長率分別達到39％和28％，可以主要看做是歐盟吸納了新的成員所產生的影響。

從進出口的對比關系上看，以1997年為界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之前我國對歐盟的貿易表現為逆差，其間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84年以前，雙邊貿易基本持平，逆差不大；1984年以后，貿易的增長伴隨著逆差的擴大，1989年達到峰值，入超接近43億美元；其后的七年中有五年維持在20億-30億美元之間。自1997年開始，我國對歐盟貿易長期的入超現象得以改變，這一現象在1996年已經顯現征兆，該年逆差接近為零，并在1997年迅速轉變為數十億美元的順差。

第三，中國與歐盟的雙邊貿易地位。在我國對外貿易中，歐盟與美國和日本并列為三大市場。

在出口方面，我國的三大主要出口市場依次是美國、日本和歐盟，1999年分別占我國出口額的比重為21．5％、16．6％和15．5％，三者共計53％，如果考慮到經香港轉口這三大市場的份額，則比重還會上升。歐盟位居美國和日本之后，為我國出口第三大市場。

在進口方面，我國的主要貨源地依次為日本、歐盟和美國，1999年分別占我國進口額的比重為20．4％、15．4％和11．8％，三者合計47％，加上香港的轉口，也可以達到50％以上。歐盟位居日本和美國之間，為我國進口商品的第二大來源地。

從進出口兩方面來看，我國與這三大市場的進出口額超過了我國進出口總額的一半。1999年我國對這三個市場的依存度分別為，日本37％，排名第一；美國33％，排名第二；歐盟31％，排名第三。這一位次與1997年的日本、美國和歐盟的排序相比，歐盟的地位沒有發生變化，仍排在第三。但是，從依存度的動態發展來看，對日本的依存度基本未變，對美國的依存度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對歐盟的依存度提高了近5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美國自2001年國內經濟開始減緩，日本經濟長期不振的國際大環境，歐盟經濟的相對平穩發展，使得我國對與歐盟的貿易關系具有了更大的依賴性，歐盟市場對我國出口貿易的穩定與增長具有了更為重要的意義。

我國對歐盟的進出口貿易在歐盟的進出口貿易中所占的地位可以揭示歐盟對華貿易政策的特征。根據1997年的數據，歐盟向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美國占19．6％，瑞士占7．4％，日本占5％，俄羅斯古3.5％，中國占2．3％，僅排在第五位，且與排在第一位的美國相差七八倍，就是與瑞士這樣的小國相比，也僅為其1／3；歐盟從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口，美國占20．5％，日本占8．9％，瑞士占6．7％，中國占5．6％，排在第四位，與排名第一的美國相比，約為其1／4強，與瑞士還有1個百分點的差距。這一狀況決定了我國國內市場在目前雙邊的貿易發展中能夠對歐盟貿易政策產生影響的水平。

綜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歐盟市場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發展的重要性超出了我國市場對歐盟進出口貿易發展的重要性，顯示出在雙邊貿易政策調整以及貿易談判中，我國處于不利的地位。

(二)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關系。

貿易政策與貿易發展狀況是平行的兩條線索，相輔相成。貿易政策是以貿易實際為基礎的，同時也會構造貿易發展的實際水平。

第一，我國與歐盟(包括其前身歐共體)貿易關系的回顧。我國與歐盟的經貿關系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在1975年建交之前，雙邊的貿易發展屬于民間交往的性質，由于與歐共體沒有外交關系，雙邊貿易發展也只能通過與各個成員國分別進行。1975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雙邊貿易關系正式建立，1978年簽署了貿易協定，成立了貿易聯合委員會，并定期舉行年會；1985年簽訂了經濟與貿易合作協定。1994年歐盟開始實施亞洲新戰略，并相繼制定了三個專門針對對華關系的政策性文件，1995年通過了《中歐關系長期政策》，1996年通過了《歐盟對華合作新戰略》，1998年歐盟理事會通過決議，把中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名單上刪除，并通過《與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系》把歐盟的對華政策提高到與美國、俄羅斯、日本同等重要的地位，標志著中國與歐盟經貿關系進入了一個成熟穩定的發展階段。一系列文件的主導思想是確立了歐中關系為歐盟亞洲新戰略的核心。

歐盟多次表示支持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中美有關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在1999年11取得成果之后，歐盟認為中美談判解決了歐盟80％的問題，中歐談判要解決剩下20％的問題，經過艱苦的談判，雙方最終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的談判在2000年5月19日達成協議，成為中國與歐盟貿易關系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第二，我國與歐盟貿易關系的特點。雙邊的經貿合作規模與雙方的地位不相稱。歐盟已經在戰略上認識到亞洲以及我國是世界未來的重要市場，亞歐會議機制充分顯示出歐盟各國政府觀點的轉變。但是，從雙邊貿易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相互在經貿方面的依賴程度并不高，沒有上升到主導的地位。根據一項研究成果顯示，1991～1998年，我國與歐盟的貿易強度指數均在1以下，說明我國對歐盟的出口與進口都低于我國在世界市場上的比重，處于平均水平之下。

雙方的貿易地位不平衡。我國與歐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及特點各有千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一個經濟轉型中的國家；而歐盟的成員大多數是OECD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高，是世界三個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對產品的品質要求較高。這就決定了雙方相互需要在程度上的差異。正如前面的貿易數據所揭示的那樣，歐美之間的貿易是歐盟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日本等其他非歐盟國家以及歐盟成員國原殖民地國家與歐盟的貿易往來占據著較為重要的位置，與之相比，歐盟與我國的貿易往來處于次要地位。而歐盟市場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重要程度就要高得多了。這種相互依存的程度差別，決定了在貿易關系中我國尚處于下風，較為被動。貿易關系的基本特征決定了雙邊貿易關系發展的基本面貌，突出地表現在我國與歐盟之間貿易摩擦的啟動方以及在處理貿易摩擦過程的態度及立場等許多方面。

第三，我國與歐盟間貿易存在的問題。我國對歐盟貿易的主要問題集中表現在反傾銷、單方面數量設限、普惠制框架和市場準入等方面上。

反傾銷調查問題。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最新統計，我國是世界上出口產品受到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自1978年以來，已經有29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了422起反傾銷調查，而其中歐盟占90起，排名第一。此外，歐共體也是對我國出口產品第一家提出反傾銷調查的經濟體。在歐盟的反傾銷法中對我國的國有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認定國有企業享受政府的補貼，不接受相關企業提供的成本數據，而采取所謂的按照市場經濟第三國同類產品成本的方法來判斷與推算我國產品的傾銷事實與幅度。

單方面的數量限制問題。1994年頒布了對從非市場經濟國家進口的產品進行配額管理的辦法，以歐盟統一的配額管理取代了國別限制，提高了數量限制的力度。對我國出口歐盟的鞋、陶瓷器皿等七大類最優競爭力和發展潛力的商品設置了進口數量限制。

非關稅壁壘問題。在我國向歐盟出口的部分農產品中，通過農藥殘留等技術標準限制我國部分農產品對歐盟的出口，如1996年停止了從我國進口禽肉和部分水產品。

普惠制問題。1980年歐共體給予我國出口產品以普惠制待遇，促進了我國對歐共體的產品出口。但是歐盟于1995年開始分三個階段實施為期十年的新普惠制度，旨在限制競爭力強的國家和地區享受這一待遇，只提供給最窮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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