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和德國之間的貿易緊密程度(德國違背自身利益，變著法想與中國“脫鉤”，背后原因是什么？)

區域化進程的影響也是有所區別的。從歐洲來說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 的啟動直接受到冷戰結束這一重大變故的刺激 ,不光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 ,德國的重新統一使得歐洲有必要以一種新的區域合作框架來避免歐洲地緣政治的失衡 ,而且歐洲也迫切需要以一種新建立的合作邊界來抵御可能來自于前蘇聯地區的動蕩局面。冷戰的結束對于東亞地區的影響遠沒有像在歐洲所造成的那樣直接。作為冷戰的遺產 ,中國海峽兩岸和南北朝鮮至今尚未完全統一 ,使得區域一體化并沒有成為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提到亞洲人面前。

冷戰結束之后 ,有若干重大變化推動著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上世紀 80年代以后 ,隨著東亞經濟的普遍增長 ,出現了是否存在統一的“ 東亞文明 ” 的爭論。這場爭論所揭示的東亞整合的文化含義 ,不管人們對此肯定與否 ,都激發著東亞人有意無意地把經濟增長與文化尋根的問題聯系起來;[3]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 ,使得“ 東亞模式 ” 的存在本身受到了嚴峻挑戰,但是同時使得東亞經濟合作、 特別是東亞區域金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視;與此同時 ,中國經濟持續三十年高速增長給東亞區域合作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使得整個東亞經濟不僅從中國的穩定和增長中獲得動力與空間 ,而且也從中國發展的特殊模式中獲得某種啟示。但是從總體上看 ,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的一體化進程 ,特別是在公民認同和體制建設方面還是大大地落后于歐洲的步伐。

二、東亞區域化的強勁動力

雖然存在著以上種種深刻差異 ,但是不是東亞區域合作、 乃至于東亞一體化的進程就無法實施了呢 ? 值得我們十分關注的是 ,正在出現的一些重要趨勢在逐步地超越上述差異和限制 ,成為推動東亞區域化的強勁動力。

其一 ,全球化的趨勢對于東亞區域合作的引導。實際上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對日本的占領 ,以及上世紀 60年代后日本經濟對外擴張的“ 雁行模式 ”對于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都為這一地區提升合作水平作了鋪墊。20世紀 80年代以后 ,“ 亞洲四小龍 ” 和“ 亞洲四小虎 ” 的崛起 ,更是為區域一體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準備。上世紀 90年代以后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這種增長所帶來的巨大的輻射效應 ,更是從東亞地區整體發展的角度大大拉近了與歐洲的距離 ,迅速推動了一批區域層面的合作機制的形成 ,從而描畫出一幅東亞國家合力推動地區合作的清晰圖景。全球化趨勢之下的商品與資本、 人員與科技的流動 ,打破國家間的藩籬與阻隔 ,優化了資源的組合 ,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 ,給人民帶來福祉。東亞人民對于一體化的認知首先是從切身物質利益中獲得的;而不是像歐洲那樣 ,是從戰爭的災難和痛苦的歷史記憶中反推形成的。尤其重要的是 , 20世紀 6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發展的這種趨勢與東亞各民族文化傳統比較關注民生 ,注重經濟發展的務實趨勢相結合 ,從而使得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盡管有限、但還是舉世矚目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 ,東亞人民這種對于一體化的追求就長時段而言是可以超越大洋阻隔、 超越國家間的無情競爭 ,甚至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文化傳統來推動的。

其二 ,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發展 ,在 20世紀的最后一個 25年中 ,東亞各地市民社會的成熟和發展已經遠不是以前可以比擬的。雖然很難取得關于東亞各國和地區市民社會發展和中產階級成長的確切統計 ,但是無論在經濟發達的日本、韓國、 新加坡、 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地區 ,還是在經濟相對后進的“四小虎 ” 國家 ,中產階級顯然已經成長為不光是對于內政擁有巨大影響力 ,而且對于外部事務有著很大作用的社會力量。同時 ,東亞中產階級對于促進外部世界的穩定以確保國內政治經濟正常發展的訴求 ,對于區域一體化進程有著直接的作用。這樣的一種作用原則上說與歐洲中產階級相比 ,雖然晚了幾十年 ,但是沒有根本的區別。從理論上說 ,在西方工業社會中 ,中產階級的出現對于二戰以后社會進步的推動 ,特別是對于國際社會緩和局勢的追求 ,對于冷戰局面的最終結束是有著巨大作用的。從邏輯上說 ,西方工業國家中產階級的表現原則上是可以在東方國家得到重現的。雖然對于東亞各國中產階級在區域化進程中的作用 ,也許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比如 ,東亞各國的中產階級到底是主要地表現為以保護主義為導向的本土傾向 ,還是表現出以開放態度為主旨的區域合作精神 ,這還是一個比較缺乏實證研究的復雜問題。但是根據筆者在東亞各地的實地觀察 ,根據與日韓及東盟各國專家訪談中所獲得的信息 ,包括從 80年代以來重要歷史變遷中東亞各國的商業和知識精英所表現出來的進取與開拓精神來看 ,可以假設東亞中產階級對于區域合作進程總的來說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當我們說到 ,由于東亞各國晚近的幾十年來受益于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 ,因而有可能對于繼續推動區域合作持肯定態度的時候 ,主要指的是中產階級的立場與態度。考慮到東亞歷史的特殊性 ,東亞社會傳統上在官、商、 士 (政府官員、 商業階層和知識分子 )之間的相互交融與滲透的緊密關系 ,中產階級的這種外向努力極有可能演化為重要的政治成果。

其三 ,對于東亞地區一體化的動因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比較多的意見認為 ,東亞一體化的動力主要來自于經濟動因。在很多年中 ,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一個判斷。但是應該看到 ,隨著東亞地區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安全因素也越來越突出地成為東亞一體化的動力。東亞金融危機以來 ,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 ,輿論的一般看法是認為東亞地區民族主義傾向嚴重、缺乏地區合作的機制和杠桿、 [4]整個東亞地區的合作也缺乏文化與道義力量的推動。但與此同時 ,東亞地區近年來也正在表現出非常奇妙的雙重現象。一方面是在東亞各國之間由歷史和現實的復雜情況所產生的經濟、 政治和安全問題對于相互間的信任產生了很大的阻隔。到目前為止 ,在東亞地區還留存著許多冷戰時期的陰影。東亞地區冷戰形勢的解凍要比歐洲地區來得早 ,但是冷戰遺留問題卻依然使得較高水平的東亞地區合作難以實現。然而 ,問題的另一方面 ,是東亞地區始終存在著日益高漲的推動地區整合的因素。這種努力不光表現為推動經濟一體化 ,一種新的寬容與和解為主要方向的政治文化也在重新呈現。比如 ,最近一年多來東亞地區兩個最主要大國中國和日本之間政治關系的不斷改善 ,就有可能醞釀著東亞地區合作的新的契機。而最近圍繞著朝鮮半島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有所突破 ,表明了這種對于地區安全的巨大需求有可能使得區域合作首先從區域集體安全機制領域取得突破 ,從而成為更高層次的準區域合作和區域合作的先聲。

其四 ,從地緣政治、 經濟與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和比較中國與歐洲 ,還可以獲得一些令人深省的信息。來自法國、 而又長期在中國工作的高大維教授認為:“ 許多西方人以為 ,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比如日本、 韓國和越南一樣 ,是一個同質性很高的單一民族國家。事實上 ,中國和歐洲的情況類似 ,中國是遠東的‘ 歐洲 ’ 。也就是說 ,中國和歐洲一樣 ,是一個內部高度異質而多樣化的大陸。 ” [5]這種狀況表明 ,中國并不是一個簡單化的單一市場 ,而是在統一體制管理之下多樣復雜的市場 ,是一個在一種主導文化引導之下具有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的實體。這意味著在亞洲區域整合中起著重要作用的中國 ,重視統一管理模式之下內部多樣性之間的和諧 ,具有協調這種內部的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的利益訴求之間矛盾的能力。這樣的一種歷史慣性不光是中國內部保持活力的原因 ,而且顯然將對未來的亞洲多樣化發展背景下的整合提供歷史經驗。

以上探討的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有沒有可能像歐洲那樣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問題。總之 ,盡管存在著種種區域特殊性 ,使得東亞地區沒有可能在可見將來在相同水平和相同規模上完全如同歐洲那樣實現區域一體化 ,但是近三四十年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引導 ,以及中產階級那樣特定的社會階層可能對于區域化進程的推動 ,為了解決區域安全問題所形成對于區域合作的高度需求 ,以及作為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 —— 中國自古以來對于統一體中內部多樣性發展的協調與管理能力 ,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東亞地區在今后發展的方向上 ,在政治、 經濟、 安全等特定領域中 ,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走上區域合作 ,乃至于逐步實現一體化的道路。

三、東亞地區如何學習歐洲一體化的歷史經驗

在如何學習歐洲和學習歐洲哪些經驗的問題上 ,中國所在的東亞區域化過程是如何表現出自己的明顯特色呢 ?

第一 ,東亞的一體化過程始終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東亞不太可能出現歐洲一體化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主要是內向型的經濟合作 ,特別是在貿易領域的區域內向型特點。東亞主要國家的貿易無論是對于美國、 還是歐洲都有很大的依存度 ,各國的安全需求和安全公共產品的提供之間存在巨大落差 ,使得對于外部安全關系的需求甚至于要超過對于內部安全合作的需求。東亞地區的資源狀況也是使得東亞地區不能不對外部和周邊地區開放的一個原因。同時 ,東亞地區的政治發展模式在確保自主性的同時 ,也特別地關注向外部世界的學習 ,從而表現出不同程度上的外向化的趨勢。因此 ,東亞的區域一體化始終不能夠離開美國和歐洲 ,包括俄羅斯這樣一些大國的影響和作用,也離不開例如中東、 非洲等這樣一些地區的資源的吸引力。

第二 ,東亞地區的一體化將是一個逐漸地由次區域的合作向區域合作發展的過程。自上世紀 90年代后半期以來 ,在東亞地區正在出現一個新的變化 ,也即大體上是在中國的周邊地區相繼出現了上海合作組織、 朝鮮六邊會談、 中印俄三邊合作、 1加 10或者 3加 10這樣的次區域合作的熱潮。這種次區域合作的勢頭 ,以切實解決最為緊迫問題的務實態度著手、從互諒互讓的誠信為本的立場出發、 以逐漸積累穩步推進構建地區合作機制的建設性目標為方向 ,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和不同程度的區域合作框架。這種次區域的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為區域合作的基礎和前提 ,雖然還需要從理論上得到證明。但是 ,正在出現的關于東亞一體化問題的熱烈討論還是可以看作是區域化和次區域化這兩個層面合作可能產生緊密互補性的一個信號。

具體地說 ,東亞區域化進程應該向歐盟學習什么呢 ? 我覺得首先應該學習的是一種精神:將地區合作的目標不光看成是一個直接與日常生活的繁榮富足有關、與增強經濟競爭能力有關、 或者與當前的政治經濟穩定有關的政策安排 ,還要看作是一個與這一地區的人民世世代代的和平與福祉緊密相關的重要保障 ,看作是一個與人本身存在密不可分的必要前提 ,看作是一個需要為之作出長期努力和巨大犧牲的社會理想。歐洲聯合是一個從 18世紀起就從這一角度明確地提出其意義和目的的思想和社會進程 ,無論是對于康德 ,還是對于讓 ·莫內 ,歐洲聯合首先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抱負 ,而不止是一個政策目標 ,或者精心設計的戰略 ,歐洲聯合要實現的是“ 永久的和平 ” 。因此 ,無論是從實現社會價值目標 ,還是從加強社會認同的角度來看 ,都有必要在這方面對民眾實行長期持久的教育。

其次 ,歐洲一體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與時俱進、 適時因變的靈活態度 ,也是值得一體化進程中的后來者關注。如果不具有對于形勢變化的充分感悟 ,不具有對于一體化過程的深刻洞見 ,那么歐洲人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 ,立即就提出有關煤鋼聯營的區域合作構想 ,從而成為半個多世紀以來區域一體化的堅實基礎;也不可能在冷戰剛一結束就立即簽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從而對于歐盟要成長為一個新的政治、 經濟和戰略區域合作組織作出如此迅速的反應。同樣 ,當兩年以前歐盟憲法的制訂過程遭遇到重大挫折之后 ,歐盟也能夠合乎時宜地作出調整 ,經過認真討論而作出相應的變動。

第三 ,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對國家內

很赞哦!（5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