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協力能源貿易有限公司原油進口權(人民幣升值對本國的壞處和好處.)

依存度最高，受損最大，人民幣每升值1%，服裝業的全面受損程度表現為行業利潤率下降6.18%，如果動態分析，服裝的出口受損也會向上游傳遞，最終的結果應該是，服裝的受損程度略低于6.18%。

怎樣才能更好的促進人才資源與自然文化資源的結合？

每一盞用風電點亮的路燈，每一款印有碳標簽的飲料，每一輛用電池驅動的網約車，每一場無需往來奔波的線上會議，就像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的微火，悄悄提醒人們，“碳”經濟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

2020年9月，中國明確提出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目標，兩年的時光過去了，“碳”話題已出圈，“雙碳”的內涵、蘊含的機遇與挑戰開始被慢慢理解，但也還有很多未知待解。

參照國際經驗，中國當下提出雙碳目標是不是為時過早？全國各地發展階段不同，實現碳中和可有先后？“富煤、缺油、少氣”的資源稟賦下，雙碳之路和能源安全如何協同？雙碳之路上，生活成本會更高嗎？

聚焦“碳”話題下的國際背景、地方路線、能源轉型、技術創新和民生就業，我們提出十個熱門問題，邀請業內學者熱議。

1、宏觀經濟看雙碳

放眼國際，發達國家碳達峰，多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場需求減少，碳排放量增速的自然回落。碳達峰時，人均GDP一般在2萬-2.5萬美元，如美國彼時人均GDP已達到六萬多美元，歐盟的一些國家達到四五萬美元，日韓也超過三萬美元。而中國2021年的人均GDP剛剛達到1.2萬美元，為何在這個階段就提出雙碳目標？

歐盟通過的碳關稅，亦稱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也可謂“碳壁壘”，初始覆蓋行業僅為電力、鋼鐵、水泥、鋁、化肥五個行業，并設置了過渡期，過渡期結束后，歐盟將進一步考慮是否擴大行業范圍。這將對中國產生什么影響？

問題一：全球范圍看，發達國家大部分都是自然達峰，中國提出雙碳目標有哪些條件作為支撐？

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碳排放，有的甚至在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啟動之前就已經達峰。但是整體來看，發達國家的碳達峰進程，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高位平臺波動期，多峰凸起，而不是線性單峰。例如美國20世紀80年代后期就處于碳排放高位，但直到2005年后，才進入波動下降的階段。這就意味著，中國的碳達峰，可能不是單一峰，而是多峰，不必因出現排放波動而強行關停，損害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但我們要盡量壓低峰值、縮短高位平臺期。

但雙碳目標的提出是基于一個時間段而非一個時間點的條件。2010年，政府文件還沒有提出“低碳經濟”這個詞，因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還處于快速發展階段，能源結構又是以煤炭為主導，談低碳是奢侈的。2020年提出“碳中和”，最主要的動力是我們有了顛覆性的技術突破。

現有的技術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改良性技術，可以提高能效，比如煤電技術改良，從亞臨界、超臨界到超超臨界，碳排放從450克/度電下降到270克/度電。第二類是顛覆性技術，例如光伏發電成本在10年間下降了近90%。

除了硬技術之外，軟技術也很重要，也就是制度剛性的規范和引導。中國很早就提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生態文明建設、改善大氣環境質量客觀上要求我們把碳排放最高的煤炭消耗降下來。而且，中國已經進入中上水平的發展中國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零碳發展是機遇所在，也是對氣候風險的化解，碳達峰屬于全球要協力推進落實的巴黎協定目標，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國家，國際共識也形成一種外在的倒逼動因，對中國實現碳達峰目標有推動作用。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多重目標、多重約束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中國需要統籌處理好發展和減排、降碳和安全、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立和破、政府和市場、國內和國際等多方面多維度關系。

碳達峰碳中和已經成為全球的廣泛共識，目前已作出碳中和承諾的國家覆蓋了全球2/3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圍繞雙碳的科技與產業創新是未來全球競爭高地，世界各國都在積極發掘未來全球碳中和進程中的產業機遇。

對中國而言，雙碳戰略能夠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邁向高質量發展。以汽車產業為例，跟歐美日韓相比，中國的內燃機技術和燃油車競爭力弱，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率低，但在雙碳目標下，國內汽車行業低碳轉型，電氣化成為重要方向，電動車鋰電池等技術不斷積累，得到廣泛認可。隨著5G、人工智能等技術不斷融入電動車領域，未來應用場景會更加豐富。我們應該抓住窗口期，發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成果，把低碳技術和新能源汽車盡快出口到需要的市場中去。

當前，低碳已在國際貿易規則中逐漸成為重要因素，未來可能會進一步發揮重要作用甚至改變國際貿易的格局。低碳要素納入貿易規則應該要符合世貿組織規則，避免形成新的貿易壁壘。

問題二：綠色產業全球競爭加劇，尤其是氫能、儲能、新能源汽車、智能電網等領域的爭奪已白熱化。歐盟設立了碳邊境條件機制，未來“碳壁壘”是否會沖擊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

CBAM確實會對國際貿易尤其是高碳產品出口大國造成影響，在國際政策談判中議價能力有限的小型經濟體也可能會遭遇風險。

我們預計，“十四五”后期，碳排放配額價格將持續上升，以歐盟的碳排放權交易價格為例，預計上升到100元/噸-200元/噸。一方面，部分歐盟跨國企業可能會重新衡量在國外設廠的綜合成本，調節工廠分布和業務布局，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影響到我們的企業；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需加快轉型，支持發展低碳技術和數字經濟，密切關注和抵御碳關稅等“碳壁壘”對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帶來進一步的沖擊，實現穩增長。

2、雙碳之路的地區差異

縱覽國內各地，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差異大，大多數地區都處于碳達峰的路上，有些已公開承諾要率先達峰。如北京市提出“十四五”期間碳排放要穩中有降；上海明確提出2025年前實現碳達峰；江蘇、福建、廣東、天津、海南、青海和西藏也都提出了率先達峰。“3060”的共同目標下，各地如何分階段抵達、協同發展？

問題三：中國各地差異較大，各地的雙碳路線圖有何差異？可能存在一套適應各地的指標體系嗎？

地方分解目標的方法依據的往往是歷史指標，而碳中和目標要考慮到未來近四十年的發展，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所以不管用哪種指標體系，都容易存在不足，對一些地區不公平。因此要有創新的思路，避免簡單層層分解。

地方制定雙碳目標不能做成數學題，現在有些地方就是簡單算一算各項數據，預測一下未來經濟和能耗增速，再考慮下能源結構，大數上框一框，往往不精準。2010年以來，中國不少試點城市正式提出過在2020年前及2025年前碳達峰的目標，但現在看來都在根據新形勢做新的調整，應該考慮“回頭看”。

地方目標的分解落實機制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結合。自上而下要堅持全國“一盤棋”，應按照國務院印發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大體分為碳排放已經基本穩定的地區、產業結構較輕能源結構較優的地區以及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的地區和資源型地區這三類來梯次有序推動如期實現碳達峰。

自下而上要堅持系統思維，考慮地方除了控碳降碳之外的其他經濟社會發展任務，實現多目標決策，要精準施策，比如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要給予一定的排放空間以供發展；地方轉型中可能帶來的企業生產成本增加、工人失業等社會問題，要有公正轉型的政策保障；能源轉型中短期內可能出現供需矛盾等，要做好預警和應對。

總之，變革就會有利益調整，要做到新的生產關系與新的生產力相適應。“上”與“下”要充分溝通和協調，因為頂層設計聚焦宏觀共性問題，可能無法考慮到地方的實際，而地方有時著眼微觀工作，一些全局性問題又很難考慮周全。

另一方面，除了規劃目標的分解和落實，還要靈活運用激勵約束政策，比如財政補貼、稅收減免、貨幣支持工具以及市場機制，降低全社會減排的成本和風險。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周期，要多做激勵的“加法”，謹慎做約束的“減法”，踩剎車也要用“點剎”而不是“急剎”。

問題四：雙碳之路上，如何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縮小差距？

中國每年進口約7億噸原油，花費約2萬億人民幣，這一數字占GDP的2%，財政收入的10%，要實現零碳經濟，必須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這是雙碳目標提出的最主要背景。

化石能源只是在有化石能源儲量的地方，地下有油有煤才可以開采，但是零碳能源的生產和消費跟化石能源不一樣，零碳能源哪都有風，哪兒都有光，而且每家每戶都可以有自己的光，所以每家每戶都可以利用太陽光伏自己生產，自己消費，成為一個零碳單元或零碳經濟體。而且風光、水儲能有很長的產業鏈，資本累積率相對很低，有大量的就業機會可惠及普通老百姓，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

從區域經濟發展角度而言，實現碳中和必須依靠區域協同，自掃門前雪是不現實的。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巨無霸城市，已經沒有空間可以搞可再生能源，它們實現碳達峰沒有任何問題，但沒有實現碳中和的條件，而中國的西部地區，西北、西南有豐富的水能、生物質能。

簡言之，西部在中國區域協調低碳發展中承擔著產業轉移及西電東送的雙重功能，需要放大并強化其作用，將西北定位為可再生能源電力基地及智能化重型產業基地，將西南水電豐富區域定位為高耗能信息產業基地及可再生能源電力調峰基地；分區域、分步走建設近零碳城市，在西部積極推動100%可再生能源電力城市建設，在東部、中部試點100%新能源城市建設，完善并積極采用“基于自然的近零碳城市解決方案”；在人口向大都市、城市群轉移的大背景下，打破傳統的“融合式+集中式”城市及產業布局模式，降低近零碳城市的建設難度。

3、雙碳背景下的能源安全

發達國家的能源構成中，煤炭占比日益縮小，煤電廠拆除退出情況普遍。而中國的傳統能源稟賦是“富煤、缺油、少氣”，煤電裝機占全球一半以上，煤電系統非常年輕且有效。俄烏沖突爆發之后，大宗能源商品價格波動劇烈，歐盟委員會提出“RE Power EU”方案，欲與俄羅斯天然氣“脫鉤”。中國的煤炭產業結構如何優化，能源安全如何保障，是常議常新的話題。

問題五：中國油氣主要依靠進口，目前的能源結構主要依賴化石能源，如何理解雙碳背景下的能源安全，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是矛盾的嗎？

能源安全可簡單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保障能源供應，平穩有序，不要今天停電、明天停水、后天停氣；另一方面是保障能源經濟性，要保證能源用得起，有新聞報道西方很多國家油價和電價上漲后，民眾只好少開空調、暖氣。

雖然在能源轉型的過渡階段，可能存在階段性能源供應緊張等問題，但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并不是矛盾的，不能因為電燈可能會斷電，就捧著煤油燈不敢開電燈，只要把電燈搞得越來越好就是了。風電、光伏、水電、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是非壟斷型的，可再生能源資源和技術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

問題六：目前中國煤電機組平均在役年限僅12年，而發達國家普遍達到40年以上。實現“碳中和”是否意味著大量煤電資產提前“擱淺”？如何認識煤電的作用？

作為減碳主力的電力行業，必然要更早達峰。現在的思路是通過煤電轉型，發揮容量和靈活服務價值，而不是簡單的快速淘汰。實際上，和“十三五”相比，“十四五”對煤電機組措辭不再那么強硬，不是簡單的直接關停，而是凸顯了煤電機組的應急備用功能。

因此，核心問題是要營造積極的政策機制和市場環境，讓這些存量的煤電機組能夠實現價值最大化，在少發電時提供靈活服務，在需要發電時平穩高效運轉，在緊急情況時可以開到最大負荷，不至于出現拉閘限電。

國內用電需求、煤炭消費還在持續增長，表面原因是經濟社會需求上漲帶動，究其根源則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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