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古代社會對外貿易政策演變及其原因(如何看待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歷史特點？)

夷務的主要內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觀念結構中的等級制：中國是崇高偉大的內部，“蠻夷”是渺小低賤的外部；中國的經濟文化，禮儀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蠻夷”則處處低中國一籌。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將商務貿易大呢共同于外交事務，這是他們外交觀念的全部內容，時人稱之為夷務。“夷務”外交觀念的演進，與19世紀以后重又出現的經世文風以及由其粗動的世界地理觀念的轉換是緊密相連的。“崇實黜虛”的務實學風推動士紳們反觀自身所處的變局時代，喚起關注“夷人夷情”的奧秘，地理觀念的轉換即是其關注的初始行動。對世界地理的關注直接地促動了晚清外交思想觀念由“夷務”狀態緩慢地演成了“洋務”狀。

如果說晚清初期“夷務”一詞的外延僅僅是通商、貿易、朝貢”理藩“之類的活動，那么60年代以后“洋務”一詞的外延便擁有了更廣泛的內容，它實際上以一種“求師問學”的心理將西方某些器物層面的東西，諸如工業航運鑄幣等，以及遠離政治道德的餓兵政商法等方面的東西，延納進自己的內政外交結構中，在“洋務”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開始不如近代化軌道。1861年設立了處理各國事物的餓總理衙門，1864年翻譯出版了有關國際法的教科書，1873年清帝接見外國外交官時準予免行叩拜禮，1876年以后向外國派駐了外交使團，藩屬制度實際上已失去運行的條件，清廷的外交傳統已讓位于近代意義上的外交理論和實踐。

3.外交戰略：從商務羈縻到商戰抗夷

歷史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是從通商開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的通商現狀而言，大多數官僚士子普遍認為，西夷諸國對中國的絲織.茶葉和大黃等商品有著須臾不可脫離的需求。因此導致清朝官員有一種看法就是可進行貿易制敵：以開放或關閉貿易市場的辦法來控制遠方的夷國。這就是許久以來歷代王朝行之有效.百事不爽的一種對待蠻夷的方略。

其實這就是在朝貢制度下，長久以來即存在的商務羈縻戰略。孔子說“柔遠人，則四方歸之。”而商務羈縻戰略正是“懷柔遠人”這種觀念的一種并行不悖的選擇。在清朝的對外觀念中，對外關系等同于通商，通商即是“懷柔遠人”的重要手段，是給予蠻夷的恩惠，而對于蠻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對策就是取消這種恩惠。這種不用兵戎而是采取斷絕貿易的對外戰略，大體上相當于今天的經濟制裁，起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潤作為駕御西方人的重要誘餌，實現安撫諸國以避免軍事沖突的目標。商務羈縻觀念所反映出來的外交意識根源于世界中心主義地理觀念的局限性，它說明晚清初年中國社會對西方的默然無知以及對自身文化道德優越性的自負虛驕心態。這種對外戰略觀念在鴉片戰爭前后顯得更為充分。針對中英兩國在鴉片問題上的沖突，清廷大員基本上以“天朝”的邏輯來思考應對既已出現的沖突。

從商務羈縻到商戰抗夷的戰略轉向，是伴隨著中過果實趨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權日益遭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而出現的。因為商業貿易利潤是促使西方人來到中國的重要原因，前已經述及，晚清士人認為喜人在華“圖例而不圖土”，所以他們便想到了“以牙還牙”，這既可以挽回民族既失權利，有可遏制西人膨脹起來的貪欲，上午機密在鴉片戰爭期間證明已失去價值，取而代之的便是采取“以貿易為武器”的新戰略，這便是商戰抗夷的由來。

晚清時代清王朝屢戰屢敗的恥辱，使得一大批新興的官僚士子從“天朝上國”的邏輯結構中醒悟過來，睜眼向洋關注夷人夷務，終于不情愿地發現了中西之間的差距裂痕擴大的原因。與最初的船堅炮利演進到商務貿易，由華夷之辯向華洋并舉，從觀念嬗變的角度看，這已經開始從虛驕自負走向顯示恭謙。經世之風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體已掙脫了商務羈縻的陳舊框架，較早涉足中西事務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醞釀并提出了“商戰”思想，它是“洋務”外交理念狀態下的一種新式思想，作為晚清制夷外交實踐中的重要階段，“商戰抗夷”理應視作同光新政時期最重要的外交戰略思想。

4.外交原則：從以夷制夷到均勢、結盟理論

晚清初年的外交事務主要運用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則。“以夷制夷”是中國傳統的合縱連橫理論與西方的均勢思想相結合的產物。它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直到1911年清廷滅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項重要的外交戰略。它本質上講是一種弱國政策，是弱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一種手段。在自己的實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借用別國的一些力量，也就是大外國牌，有時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一外交原則在清朝官員中很流行,林則徐.阮元.魏源等都曾特別主張以此法對付外敵。而李鴻章尤甚，他曾斷言:”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禮之事盡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然則,他并沒有認識到晚清日趨頹弱的國勢并不能操縱列強紛爭,而且對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未看清。因而它實際上并沒有封建盛世時代那樣的效果。

“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則的進一步發展邊式均勢和結盟原則的倡導。時至80年代前后，均勢與結盟原則在封建士大夫階層中開始流行。而均勢理論原則的倡導和實行與李鴻章.張之洞.曾紀澤等人的身體力行是分不開的。李鴻章在70年代時即有此中見解，他將日本的崛起和對中國的利益要求看作是牽制和遏止西方諸國在華紛爭和勢力膨脹的一種力量，并處心積慮地欲使西方各派勢力保持某種暫時的平衡，他所依據的就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縱橫家的理論和時間，也與西方關于力量均衡的觀念暗合。曾紀澤也是這一外交原則的主張者。他完全同意李鴻章的主張。1883年他曾建議清廷在其所屬的安南采取軍事政策，堅持安南應向西方貿易勢力開放門戶，這種“門戶”政策能夠使得西方紛爭的各派勢力保持一種均衡，如此運作下去，不但安南能夠高枕無憂，即便是中國邊疆也得其益處。他曾形象地看待這種均勢政策：猶如群虎爭羊羔，孱弱的小羊羔完全可以在一群強大的老虎爭斗下獲得安生。

從7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得益于工商而使國勢陡增，并使得這個世界成為各國激烈競爭.弱肉強食的世界。各國相互隔絕變為互相“聯屬”。西方各國“動以智勇相傾，富強相尚”的殘酷現實，迫使中過經世派士紳飯館到本國的劣勢，由此產生了結盟合作的想法。但無論是均勢還是結盟理論在80年代的中法戰爭和90年代的中日戰爭期間曾被嘗試過，盡管其實際命運并不樂觀，但在晚清外交理論思想和實踐中曾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無論是“以夷制夷”還是“以商制夷”或是其的演變理論，都是在時勢變化中不斷生成的。中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戰爭對于清朝廷的沖擊,使得中國近代外交思想觀念和理論的更替速度加快了。源于天朝意識的陳腐外交思想理念、戰略和原則漸漸讓位于更務實的觀念，經世致用的學風和對西方的加深了了解是外交觀念嬗變的雙重因子。從一定程度上也可認定，這種對外觀念上的變化體現和印證了近代社會越來越強勁的觀念走勢：從儒家理想主義趨向經世務實主義。

如何理解“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身份的提高，租佃制普及到全國”？

一、扼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扼殺資本主義萌芽。強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專制制度。

明代中葉以后長江中下游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江南一帶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于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運動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幾十次，一般規模的幾百次。(《儒家文明》)“民變”不同于農民起義，有這類斗爭,“平等”、“自由”、“實業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生。

有人說明代沒有類似西歐的實現資本主義條件，那么我們要問了，各國都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確沒有英國等最先實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難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條現代化道路嗎？比如農奴制的俄羅斯，比如封建色彩濃厚的德國、日本。再比如現代中國是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了社會主義。同是深受儒學影響的華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關鍵是思想解放，對外交流，有交流就能進步。

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閉關鎖國，嚴禁結社。

大清律規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沖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現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涌現，西方的先進優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準，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涌現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于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南明天主教也在宮中傳播,后妃們普遍信仰天主教，這必將影響到最高統治集團。西方宗教宣傳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傳播,也有利于科技引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但是滿清入關使得思想界斷送了儒學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產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機會。

有人說明朝已經腐朽了，從整體看是的，但是從局部看就未必，統治階級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間則是生氣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區正是新興力量萌芽，成長，壯大的地區。正如同抗戰時期，國民黨是腐朽的，領導全民抗戰是不利的，但是共g產g黨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還沒有強大到具有獨立領導全民抗戰的能力。正如同法國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敗嗎？社會矛盾激烈嗎？這正是國家民族最虛弱渙散的時候，是希望再來一次蠻族入侵，還是來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呢？在19世紀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維新”運動，就一躍成為世界列強，我們有什么理由懷疑早200年的明末思想啟蒙和解放運動不能帶來更好的局面。

但是滿清用鐵血摧殘使得社會生產力大幅度倒退。物質文化大規模毀滅，之后大興文字獄，理學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強化了這種腐朽沒落的封建意識和制度，如同西方蠻族入侵后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把中國帶入了黑暗。

二、生產力相對停滯,軍事裝備、科學技術大幅度倒退。

現在某些人極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實大多是對明末的恢復性增長。滿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基本是不變的，地丁 3000萬，耗羨460萬，以及其他共計4800萬兩白銀，根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所載，順治十六年（1659）中國耕地總數是五百四十九萬頃，康熙二十四年增長到六百八十三萬,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萬。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萬，而明末崇禎時就有田七百八十三萬（翦伯贊），數字剛接近明末土地數字。可見康雍乾生產恢復是緩慢的，過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產規模。清朝最高的是嘉慶十七年為七百九十一萬，僅僅超過明崇禎時期七、八萬頃，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萬。封建經濟在停滯中（范文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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