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醫科學院阜外醫院買粉絲(在高血壓“臨界點”的2億人)

界不是新聞，是老聞了。美國2017年進行調整的，而國內是否跟進調整是有爭議和分歧的。客觀來看，按現行國內標準，高血壓患者約有2億多人，有跟醫囑進行規范治療的大約1億人；同時，醫生面對130/80mmHg的情況，通常會建議加強運動、改善飲食和生活習慣，一段時間如果無改善，才會建議藥物干預。 不能認為高血壓患者一夜增加一倍，用藥一夜增加幾倍 。

基層醫生還在為高血壓低診療現狀頭疼

高血壓和糖尿病是目前國內兩個占比較重的慢性病，在國內，一旦被診斷出來后，基本就需要常年吃藥，大部分病情不可逆。

現有數據顯示，我國高血壓診療情況并不樂觀。今年6月23日發布的 《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21》中提到： 中國現有高血壓人數2.45億，但我國的高血壓的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 （簡稱“三率”） ，分別為51.6%、45.8%和16.8% ，總體都還處于較低水平。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原高血壓科主任醫師孫寧玲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美國高血壓知曉率已經很高，治療率可以達到70%，疾病控制率達到50%～60%。即便將診斷標準下壓，也能夠基本覆蓋新增患者。相較而言，按現有標準估算，國內高血壓控制率僅15.3%，農村地區不足6%，有很多高血壓患者有待治療。下調后，國內高血壓控制率降到3%，降壓藥治療會對現有醫療資源造成擠兌。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下調標準，基層的醫生和醫療機構會面臨更大的困難 。17日，記者聯系到入行18年、身處基層公立醫院的心內科主任張醫生時，在他看來，目前國內高血壓診治的一大問題還在于“三率”不高，而部分患者對高血壓的危害認識很難通過標準的改變調整；或者說，即便在現行的高血壓診斷標準之下，臨床上高血壓患者的診斷治療尚不完美。

例如，醫生會建議部分血壓值異常的患者采用藥物治療方式將血壓控制到140/90mmHg以下，每日測量血壓、服藥，血壓平穩后也應該到醫院復查、調整用藥劑量，但很多患者并不會遵循醫囑，而是在不適癥狀消失后自行停止用藥或減少用藥。

“醫生只能去勸導，但有些患者不管怎么說，都不會接納你的意見。他們的觀念是只要身體沒有不舒服，就不吃藥，導致很多患者再來看病時已經出現了并發癥。”張醫生說。

此外， 高血壓作為典型慢性病，全國患者數量超過2億 ，人力、財力有限的基層醫院更難實現患者隨訪。據張醫生感受，目前基層醫院的臨床上，高血壓患者“發現較晚”的問題比“用藥過量”的問題更加突出，大多是出現癥狀或健康體檢指標異常后才到醫院就診。

浙江基層醫生戴其樂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按照目前當地執行的規定，對于當地高血壓人群的規范管理率要達到61%以上。在其中，還有45%的人群需要滿足控制率，即使其血壓管控結果把控在合理范圍內。

在針對高血壓病人的日常管理中，戴其樂需要根據病人血壓高低、腰圍數據、生活習慣是否不良、有無并發癥等多個維度，將管理的高血壓病人分為一二三級，其中三級為高危高血壓病人。對于這類人群，戴其樂需要進行一個月一次的隨訪，要求對方定期到醫院復查的同時給予長期的用藥及生活指導。同時還需要對這類人群建立高血壓專項檔案，將用藥情況、體檢結果、評審結果等一一錄入其中。而相對輕度的高血壓患者，到醫院復查的周期相對更長，如一級高血壓患者需要三個月進行一次面對面隨訪。

圖片來源：攝圖網_501793306

如果將標準從140/90mmHg下調至130/80mmHg，像戴其樂這樣的基層醫生需要面對的高血壓病人基數就大大增加， 同樣的百分比要求下，管理的人數規模將大大提升，管理難度一并增加 。

更重要的是，在基層醫生的工作中，130/80mmHg到140/90mmHg的人群其實已經納入管理范圍。在電子檔案中，他們被稱為“高血壓高危人群”，對于這部分人，戴其樂也會建議他們定期體檢、檢測血壓及隨訪、告知生活習慣改善等，防止變成高血壓。

“從實際工作層面來講，我們是不愿意標準下調的，因為增加的工作量會非常多。但從醫學和患者角度講，我更傾向于對心血管危險分層為高危的患者而言，一定程度下調是好事。尤其是對高危因素的年輕患者，更需要調控。因為從治未病角度來看，如果一個人從血壓130/80mmHg就開始接受干預，不管是生活方式調整還是小劑量藥物，很可能就不會達到140了，無論是從個人健康風險還是發展成腦梗、心梗之后的醫療負擔來說，下調是好事”。

但他同時強調，無論是在歐美還是在國內，都不能簡單地以數字區分是否是高血壓病人，以及是否該用藥。“就算患者血壓在130/80mmHg-140/90mmHg之間，也需要結合危險分層，是高位還是低位，有沒有合并癥，還要結合患者的年齡，不能一概而論”。

曾慶春也對國內高血壓的“三率”偏低有些頭疼，他認為受限于此，哪怕國內高血壓診斷標準變動，也許對提高知曉率有一定積極作用，但對治療率和控制率不一定能起到預期效果。尤其在農村或者偏遠地區，人們對于疾病和健康管理的認識還相對落后，對高血壓新診斷標準沒有足夠的敏感性，能否因為高血壓診斷標準下降而注重健康管理還是個未知數。

記者 |林姿辰 陳星 金喆 許立波

編輯 |段煉 統籌編輯 |易啟江

視覺 |鄒利

視頻編輯 |張軼

排版 |段煉

記者手記 | 將高血壓標準討論看作一次“健康提醒”

一場高血壓標準之變，在公布之初或許并沒有料想到竟能引發了一次涉及學界、產業界、政策制定方的大討論。

真理越辯越明。無論是主張標準下調的學者專家，還是聲明標準未改的主管部門，其依據立場均有可取之處。高血壓標準變動與否，既牽涉個體生命身體質量，也牽涉衛生經濟學、醫療資源、產業格局變化等方方面面。

非典中的英雄事件

有陳洪光、鄧練賢、葉欣、衛保周、丁秀蘭等。

1、陳洪光

陳洪光（1964年～2003年） 男，祖籍廣東東莞人，生前是廣州市胸科醫院二內科主任兼重癥監護室主任。

2003年2月9日廣州市胸科醫院接到第一例“非典”病人開始，陳洪光同志100多天幾乎沒有離開過醫院的重癥監護室，將自己的生命、健康置之度外，堅守崗位救治“非典”病人。

2003年4月16日，陳洪光同志被確診感染了“非典”，停止工作進行隔離治療。

2003年4月31日到5月3日轉入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接受治療，5月4日轉入廣醫一院呼研所，5月5日病情突然惡化，顱內腫脹，骨髓抑制，呼吸困難，搶救無效，沉睡60小時后于5月7日清晨6時光榮殉職，終年39歲。

2、鄧練賢

鄧練賢（1949年12月9日-2003年4月21日），漢族，臺山市人，中共黨員，生前任中山三院黨委委員，傳染病科黨支部書記，傳染病教研室副主任，傳染病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2003年4月21日，在抗擊非典的斗爭中，光榮殉職。在廣東抗非典戰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職的醫生，身后被廣東省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被中組部追授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

3、葉欣

葉欣（1956年7月9日-2003年3月25日），女，漢族，出生在廣東湛江市徐聞縣，畢業于廣東省中醫院衛訓隊，中共黨員。生前系廣東省中醫院急診科護士長，是該院護士長中最年輕的，抗擊非典英雄模范。

在抗擊非典型肺炎的戰場上，廣大醫務工作者高揚白求恩精神的旗幟，無私無畏，沖鋒在前，用生命譜寫了救死扶傷的壯麗篇章。

在玉蘭花開的時節，廣東省中醫院護士長葉欣永遠離開了人世，她犧牲在抗擊非典型肺炎的戰場上。生前，她留下了一句令人刻骨銘心的話：這里危險，讓我來。

4、衛保周

生前系洛陽市直機關第二門診部副主任醫師。2003年5月23日，衛保周主動請綏參加洛陽市駐鄉鎮衛生院防治非典醫療隊，因勞累過度，導致心臟病復發，于5月29日犧牲在她所熱愛的崗位上，享年51歲。衛保周曾說過：“抗擊非典，我不能當逃兵。”

5、丁秀蘭

丁秀蘭（1954年-2003年5月13日），女，1970年參加工作，1979年畢業于首都醫科大學，生前擔任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急診科副主任、主任醫師、黨支部書記。

2003年4月22日，為搶救非典患者不幸感染，丁秀蘭被轉到北京地壇醫院，北京市委、市政府一直關注丁秀蘭的治療搶救工作，有關領導要求不惜一切代價搶救丁秀蘭。

入院第3天，地壇醫院組織了院內專家會診，對她患重型SARS進行了確診，決定給予抗病毒、抗感染、提高機體免疫的治療。

2003年5月13日清晨4點15分，丁秀蘭終因多臟器功能衰竭被宣布臨床死亡，不幸以身殉職，永遠離開了她熱愛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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