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傳統文化海外傳播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的傳播主要包括哪幾方面)

0年創辦的不定期刊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刊編者在創刊號中明確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時介紹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情況，了解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動態，溝通中外學術交流”。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于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④從“了解敵情”、“反面教材”……到“溝通中外學術交流”、彼此平等地“進行商榷或爭論”，承認自己多有不足、曾經“閉目塞聽”……這種轉變是巨大的、根本性的。這篇“編者的話”雖只短短400多字，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代的新精神，亦說明所謂新時期確非虛言泛論，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變化。后人或許很難想象，這種平實如常的語言所說的本是最“平常下過”的道理、然而實際卻是那樣地“不平常”，因為它是那樣地來之不易。這種態度，可說是新時期譯介的代表。從1980年創刊到1995年終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5年來共出版27輯，發表了40O余篇近80O萬字的譯作。其中有國外學術期刊的論文翻譯，也有著作摘譯，文種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諸多語種，以較快的速度、較為全面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外部世界的有關信息，對學術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對學術發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卻因種種原因不得個于幾年前停刊，學界至今仍咸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從1990年創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國外有關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關譯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其中影響較大的譯叢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陸續出版的有美國學者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從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費維愷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錦江著《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英國學者楊國倫著《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與近代中國有關的譯著有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革》、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格里德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郭穎頤著《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史華茲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杜贊專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O―1942年的華北農村》、艾愷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張灝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一1907）》、任達著《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蕭公權著《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收有譯著《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美國學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灝著《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紀文勛著《現代中國的思想遺產——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日本學者近藤邦康著《救亡與傳統》。

其他譯著更是難以勝數，對不同專業領域都有相當的影響。

通論性的主要有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兩卷）、《劍橋中華民國史》（兩卷），另外費氏的《美國與中國》不斷重印，《費正清集》、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費正清自傳》和《費正清看中國》等都翻譯出版。還有美國學者石約翰著《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史景遷著《天安門》、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以及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著《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等。

經濟史方面主要有美國學者郝延平著《中國近代商業革命》、《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劉廣京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1862―1874）》、日本學者中村哲著《近代東亞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美國學者珀金斯著《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黃宗智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楊格著《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1842―1937）》、法國學者白吉爾著《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等。

政治、軍事、社會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易勞逸著《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齊錫生著《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小科布爾著《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鮑威爾著《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施堅雅著《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英國學者貝思飛著《民國時期的土匪》、加拿大學者陳志讓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蘇聯學者卡爾圖諾娃著《加倫在中國，1924―1927》、切列潘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賈比才等著《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論文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等。

有關中外關系史的譯著主要有英國學者季南著《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美國學者李約翰著《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威維爾著《美國與中國：財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菲斯著《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華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科爾著《炮艦與海軍陸戰隊——美國海軍在中國（1925―1928）》、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柯偉林著《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包瑞德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布賴克福特著《卡爾遜與中國》、凱恩著《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孔華潤著《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謝偉思著《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戰爭》、蘇聯學者鮑里索夫等著《蘇中關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伯納爾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盧茨著《中國教會大學史》、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法國學者衛青心著《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兩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德雷克著《徐繼畬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鄰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麥柯馬克著《張作霖在東北》、日本學者松本一男著《張學良》、蘇聯學者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英國學者施拉姆著《毛澤東》、美國學者特里爾著《毛澤東傳》、邁斯納著《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弗思著《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等。

以上僅是一個極為粗略的鳥瞰，但從中卻足可看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在這20年中的繁榮盛況，確實起到了“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的作用，對這期間中國近代史學界學術的活躍和發展起了不能忽視的推動作用。

（三）

這期間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的影響、促進是多方面的。當然，學術的變化、各種新觀點的產生總體而言自有更為深刻的社會與學術自身的背景和原因，這種“譯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務只是分析這種“譯介”的作用，不必對其他背景與原因作深入探討與詳細論述，故祈讀者勿因此而以為筆者認為新時期的種種新觀點完全是這種“譯介”外在作用的結果；同樣，對各種新觀點本身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評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務。故本文亦僅限于客觀論述“譯介”對各種新觀點的影響和作用。大體而言，這種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爭論的觀點是從現代化（本文中“現代化”與“近代化”二詞意義相同，根據行文需要選擇使用）的角度，而不僅僅或主要不是從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近代史。“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總序”明確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過強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華文明將難以找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收入本叢書的譯著，大多從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領域接觸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方沖擊一中國反應”模式是西方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學派。這一模式認為“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中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化史的動力完全來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戰，因此“19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后來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中國作為‘中央之國’，其自我獨立的政治和文化運轉體系，以長期未受到外來挑戰而聞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現代挑戰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門口之時，都未能領悟到這種挑戰的性質”，因而錯過了現代化的時機。⑤新觀點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從中國近代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探討現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時對西方的侵略帶來的不同（廣義的）文化的“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引起的中國社會的變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結論。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中，洋務運動自然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階段，而興辦洋務的最初動機則無足輕重，也因此才會在80年代形成洋務運動研究熱。同樣，一些研究者對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前的經濟狀況也作了更為客觀的研究。

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公共領域等是近些年美國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并有激烈的爭論，而近年中國的有關研究，如對晚清商會、自治社團或組織、地方精英、公共機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豐，明顯受此影響與啟發。甚至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這種觀念提出質疑、反對意見的，其基本“理論資源”也還是來自美國學界的不同觀點，亦見其影響之深。

在中外關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被納入近代國際體系的過程當然是國家主權受侵犯的過程，是被殖民的過程，但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破除“華夏中心”的過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觀念、制度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幾十年前的“侵華史”已漸為現在更加中性的“中外關系史”所取代，雖只一名之興替，卻也可略窺學術之變化，表明研究的“理論預設”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獲研究的“唯科學本義”開始被研究者注意，對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觀，已從“政治批判”轉入“學術研究”，這反映出“譯介”的影響。《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了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對“啟蒙”與“救亡”關系的探討，使中國思想、學術界深受啟發。從70年代后期起，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的模式漸為新的現代化理論所取代，即“現代”從“傳統”中發展而來，應更加注重承繼、利用種種傳統資源。《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更側重對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時期“激烈”“全面”反傳統思想的負面作用進行分析，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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